英國於道光十四年（1834）取消東印度公司獨佔中國商務的專利特權後，准可商人自由前往中國貿易，並在廣州設立「商務監督」。過去的中英關係大體是由東印度公司主持，純粹以商業利益為前提。此後則由代表英國政府的商務監督來負責，除了商業利益之外，還必須兼顧國家的立場。因此中英雙方的關係從透過商人的間接接觸，轉變為官方的直接接觸。然而清朝官員卻並未察覺這種微妙的變化，仍然以天朝世界觀下的「行商體制」來處理所有涉外問題，造成具有英國官方身份的商務監督對於清廷的不滿，埋下雙方衝突的因子。

領事裁判權：即僑居在中國的外人不受中國法律的管制與法院審判，如果外人犯罪或成為被告時，均由該國官吏按照該國法律判決，中國官方不能過問。原先外國在中國並無法庭，故由駐華領事負責裁判，所以也稱為「治外法權」。片面最惠國待遇：一國在通商、航海、稅收及法律等方面，給予另一國優惠、特權或豁免等待遇，稱為「最惠國條款」。這種待遇一般都是兩國相互給予，但是中國與外國訂定的條約，只片面規定該國單方面享有最惠國待遇，中國並無對等權利。而且凡是中國讓與任何一國的權利，只要是訂有最惠國待遇條款的國家，均得援例享有。協定關稅：即外國貨物進口稅率與進口後運銷各地的稅率，均須與外國政府協商後訂之，中國不能自行提高關稅。這對中國經濟傷害甚大，由於沒有關稅保護，中國的工商業缺乏能力與歐美競爭，使中國淪落為列強的原料供應地與產品傾銷的市場。租界：各國取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劃定作為「居住或經商」的特定區域，在租界之內，外人可以築路建屋，之後更發展出獨立的政府與法律，不受中國政府的管轄，此舉無異是「國中之國」，嚴重傷害中國領土的主權。駐兵權和限制中國駐防條款：依照辛丑合約的規定，外國軍隊可以在北京使館區及北京天津山海關一帶分別駐防。又租界以內，亦多有外國軍隊駐屯，例如上海租界。此外，還限制中國軍隊不得在自己國家境內若干地點駐防，例如從北京到海道一帶。內河航行權和口岸設廠製造權：一國之內河，本應只准本國船隻行駛，但不平等條約的關係，使西方列強可以任意在中國內河自由航行停泊。馬關條約以後，西方列強又得以在中國境內口岸設廠製造，而中國又無管轄權，損害了中國工商業的利權。鐵路經營和礦山開採權：根據條約或合同關係，外國得以有在中國境內經營鐵路甚至開採礦山的權利。用人限制：中國海關郵政和鐵路高級人員，因條約或合同關係，必須聘用外人擔任。不僅影響中國利權，更使外人得以間接控制影響中國的海關郵政等相關事業。

根據口語傳說，賽夏族的主要發祥地原本是在大霸尖山附近：「由於洪水氾濫變為汪洋一片，僅存的一個人躲進織布機的木筒裡，漂到大霸尖山。當時大霸尖山住著一位造物者，他撿起這個人，把人切成小塊丟進水裡。這時，肉變成賽夏族，骨變成泰雅族，內臟變成漢人」。後來祖先自大霸山山麓移至大湖及苗栗一帶，其後又繼續南移，經過族群的擴散和遷移，如今賽夏族的分佈地區約在新竹苗栗兩縣交界的山區，和泰雅族毗鄰而居，並以鵝公髻山和橫平背山的脊線，分為南賽夏與北賽夏兩群。族人分佈以苗栗縣南庄鄉最多，主要在東河、蓬萊、南江三村。其次為新竹縣五峰鄉，新竹縣竹東鎮亦有賽夏族人。賽夏深受泰雅族影響，也有紋面習俗，是父系社會，以矮靈祭聞名。賽夏族的社會運作，除了有地域性的部落組織之外，更重要的是父系氏族組織。由於賽夏族的社會是典型的父系社會，因此以共同父系祖先為主軸，所形成的血緣團體，是最基本的社會單位。通常，聚居在鄰近地區有直接父系血緣關係的家戶，形成部落內一起舉行「祖靈祭」的祭團，這也是共同開墾、築屋、共組獵隊等最基本的實際行動單位。這些直接血緣團體，透過「姓氏」概念的分類整合，又組成具有傳說血緣關係的父系氏族，成為跨部落的社群單位。賽夏族人的姓氏很特殊，以動物、植物、自然現象作為氏族的圖騰，並加以應用在漢姓上面。如「風」姓的族人相傳他們的祖先是風的後代。「日」姓的族人是神話傳說中射日英雄的後代。「芎」姓則為住在長滿九芎樹林的人。同「姓氏」的氏族群，具有外婚限制、司祭權承襲、和身份認同等重要意義。賽夏社會，就是經過這種嚴密的父系氏族組織，與零星鬆散的地域聚落組織的共同運作，交織形成部落內與跨部落間的結合基礎。

清政府統治臺灣是採取「漢番隔離」的政策，漢人一律不准進入番地，更不用說是開墾了。除了立碑出示禁令為界之外，更在地表將土挖出成溝，並將挖出的土，堆在溝旁，形成一條人工界線。由於土堆起來的樣子，看起來像牛蹲坐姿勢時隆起的背，所以被稱為土牛，挖出來的溝，就稱「土牛溝」。

開墾初期，因水源不足，土地墾成後，只能種些地瓜、土豆等雜糧作物，這樣的土地稱為「園」。等到埤圳等各式水利設施築成後，有足夠的水種植「水稻」，這樣的土地則稱為「田」。另外還有一種「看天田」，顧名思義就是將一年的降雨，全部用來種植一次水稻，水稻收成後，今年就無法再耕種。當然如果那年降雨量不多，則連一次收穫亦無。

通常「公媽牌」會放在家裡或是宗祠裡。正面會書寫堂號及「某家歷代祖先」等字樣。背面一般會有個小抽屜，放著書寫著歷代祖先們姓名的紙張，平常時間是不能亂動的，遇到特殊的日子才可以拿出來觀看。漢人祖先牌位提供漢人先民們最基本的姓名及祖籍地資料，有些甚至也會記載簡要的祖先事蹟。

土地公是掌管土地和農業豐收的神明，和以農耕為主要生產活動的漢人，關係密切，漢人移民到臺灣後，把原鄉的信仰也帶來臺灣，在開墾及興修水利的過程當中，祁求土地公的「保庇」，是一件普遍亦重要的事情。全臺灣最多的神祇，非土地公莫屬，而我們也能從土地公廟的分布，觀察到漢人最初聚落的形成。

土牛溝其實就是人工的「漢番之界」，這條人工界線原本是清政府為了劃分漢番不同生活空間而設置。但隨著漢人用不同手段越界開墾，平埔族人從一開始出租田地、典當土地，到漸漸失去土地，終至遷徙的歷史進程來看，地圖上的土牛線，是不斷地向山區推進，也見證了平埔族群生活空間的日漸縮小。

夏代建立，第一個王朝出現，王權大有發展，從此便以「夏」的稱號為中心而摶擬，如「區夏」、「華夏」，不一而足。許慎《說文解字》稱：「夏，中國之人也」，若從夏民族有較高的文化程度這一點來考察，或許可以得到進一步的認識。孔穎達《五經正義》提到：「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故稱華」，所以「華夏」之名，意即衣冠華美的大國。蠻夷戎狄，並不在於他們東南西北的方位，而是文化水準較低，與華夏不同特徵之一，即未著衣冠。所以，衣冠為中國古代文明的象徵，區別夷夏的明顯標記。或許夏代即已具備了以衣冠為特徵的較高文化，為其他落後的部族所不及，直到春秋時代，戎狄被髮左衽，與華夏衣冠不同，成為鮮明的對比。

平埔族要向清政府納餉（大多是鹿皮）以表示歸順之意，並且由於對臺灣較熟悉的緣故，清政府官員們更是要求他們服各式勞役。隨著鹿皮需求量的增加，以及大量的各式勞役驅使，使平埔族人疲於奔命，雖然名義上擁有土地，但是卻無力耕種，加上不熟悉漢人的耕種方式，最後則土地漸漸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