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5月，英軍在廣州城北附近的一個小村莊，由於有英國士兵到三元里搶劫財物、強暴婦女的事件，激起當地民眾憤怒，三元里及其附近鄉村的一萬多民眾組織結集起來，向英軍圍攻襲擊。民眾手持大刀、長矛等傳統兵器，趁著天氣陰雨，英軍火槍無法射擊發揮武器優勢的情況下，進而圍困英軍。由於英軍束手無策，只好請求清朝廣州知府出面勸解，廣州民眾才撤走。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民眾自發性保衛家園抵抗外人的戰鬥。

歐洲人對於中國最早的一個印象是將中國視為一個物質條件非常富裕的地方，這種印象的形成主要是十三世紀馬可波羅等旅行家所創造出來的，這個印象長期都是歐洲人對於中國的刻板印象。到了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界，掀起了一波尊重理性的風潮。由於強調理性的價值，連帶的也對富有人本精神的中國儒家文化，熱烈的加以歌詠盛讚，例如哲學家伏爾泰、大文豪歌德都對中國文化有很正面的評價。當時的歐洲對於中國的瓷器、刺繡、絲綢、建築等都非常著迷。這種對於中華文化的熱情到了十八世紀末逐漸消退，主要原因有二。第一，雍正禁教使傳教士遭到驅逐，失去最重要的文化宣傳者。第二，工業革命以後，西方人對於中國所重視的，不再是迷人的文化，而是龐大的資源與市場。雍正禁教使文化交流中斷後，雙方隔閡日深，到了大英帝國派遣特使馬加爾尼前往中國時，他對於中國的印象已經是「中國人對一切中國以外的事情無知到令人難以相信，其他國家都被雜亂無章的放在四周，只有向中國進貢或乾脆不被人知道的份兒。有一天利瑪竇神父給中國人看一個地球儀，他們不是感到無知的窘迫，而是根本不信。」

雖然就同時代的其他中國人物來看，自強運動倡導者已是觀念最為前進的一群，但實際上他們對於西方的認識極為淺薄有限，甚至誤解。由於當時中國只有少數沿海口岸與西方有所接觸，廣大的內陸地區仍然侷限於傳統的思想觀念，再加上朝廷守舊派官員居多數，自強運動不論在官方或民間所遭受到的阻力都甚為強大。以修築鐵路為例，守舊派反對的理由無奇不有，包括鐵路吵鬧之聲打擾墳墓中祖先的安寧、鐵路破壞風水、鐵路將使販夫走卒失業造成社會不安、鐵路使敵人容易運兵影響國防。由於守舊派的層層阻力，以及中央領導者共識有限，因此所有的新政措施都不是在中央做好決策通令全國一致實施。只能由少數地方大吏在部分地區各就其力量所及，擇要舉辦，缺乏全盤性的規劃。而各主辦者之間，又往往無法顧全大局、齊心合作，例如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都各有其自己的轄地，上海、福州與武漢的自強新式事業，成效分散而有限，甚至造成各行其是、抵觸衝突的狀況，增添新政實施的困難。各項新政的推行，實際上仍須依靠下層官員與技術人才的運作，然而陳腐的官場陋習、不健全的人事制度，再加上欠缺經費和人才，導致新政的運作效率低落。由於自強運動多項新政均需仰賴外人的技術指導，但是所聘外人多非優秀人才，甚至僅為優厚報酬而來，且多專橫把持權位，新政事業更無法有效推展。

卑南族的社會裡有二個領導人物： 一個是男祭師，負責主持部落性的重要祭儀。一位是政治領袖，由村子裡領導能力強的人來擔任，負責部落裡重大事情的協調者，一是人獵祭、爭戰的領導人物。目前男祭師依然沿續傳統的職責，在部落裡受人敬重。政治領袖則因現代行政體系的介入在各村的職權消長也有所不同。以南王為例，里長的職權有凌駕傳統領導人之趨勢，但長老群依然受敬重。建和則恰好相反，頭目的領導地位居高不下。有些村落的年輕人有感於傳統文化的式微，近年來極力鼓吹延續傳統命脈的活動，呈現了年輕人拉著老人往前跑的現象。不管任何形式的演變，族中長老的生活體驗與傳統智慧依然是族人諮詢的對象與精神支柱。卑南族早期是母系社會，母系社會的特色，婦女在親族社會中居有重要的地位，卑南族家系承傳是以女嗣承家為主。母系社會在知本及卑南這二個社群中，以知本社群因深受排灣族和漢人的影響，且份子複雜，所以傳統文化的保存較不完整，而卑南社群的卑南社，即今日的南王村，則是今天卑南傳統文化保存最多的一部落。卑南族的社會組織是建立在母系世群二個團體形式上，所謂母系社會有下列幾點特質：(一)婚姻上，男子以入贅女方家為原則。(二)氏族姓氏的繼承以女子為主。(三)財產的繼承是母傳女。(四)祭祀權的管理與責任也是由母親方面的女子來承續。卑南族親屬組織是以血族型認親法則為基礎，而受長女繼承的影響。血族型認親法則的特性是：父母雙方的親屬完全相等，子的後裔與女的所出也是完全相等親疏地位，但受長女繼承的影響，長女繼家招夫，實行從母從妻居，次女以下的女性雖然婚後 另行建家，過核心家庭生活，但次女以下的女性初婚時，必需先與長姊居住一段時間，直到生下第一胎後，始另行建屋。雖然卑南族是以母系社會的招贅婚為常則，但求婚者以男性為主動，通常男子以自己的頭巾和檳榔袋送與女子作為定情飾物，女子接受後，男子常採薪柴送女家，女子亦到男家幫男子母親工作，後由男方家長向女方求婚，與阿美族的男方被動稍有不同。然而這樣的習俗也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有所調適。以結婚為例，目前大都是從夫居住的父系社會的婚姻法則。孩子們的姓氏也以父親的姓氏為主，有些家庭則一半從父姓、一半從母姓。

西方世界的器物、制度、思想文化觀念自此逐漸深入影響中國，衝擊中國固有的一切事物。雖然此一戰爭一般被視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但大多數的清朝官員與知識份子並沒有從此戰爭的失敗得到教訓，也沒真正瞭解到失敗的原因，與西方人士的接觸往來依舊以固有的天朝觀念處理運作，導致外交與通商問題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最後因為二次英法聯軍的慘敗，才使清廷醒悟到中國的外交與軍事必須進行改革。然而從鴉片戰爭到英法聯軍期間，卻因為固守天朝觀念，讓中國近代化的改革運動延誤了二十年的時間。

魏源字默深。鴉片戰爭期間，曾擔任兩江總督的幕僚，發覺中國之所以失敗，固然由於西洋人之船堅砲利，而當局對外界之缺乏認識，以及內部軍事、政治的腐敗，為主要原因。今後革新自強之道，唯有從社會人心方面著手，乃著「盛武記」一書，歷敘清初歷史推求盛衰之理。後來根據「四洲志」及歷代史志輿地書籍，加上外人紀錄，撰成「海國圖志」。此書內容包括四部分：一為記載世界各國歷史、地理和最近情形。二為敘述鑄造和使用西洋大砲的方法。三為敘述製造西洋輪船、水雷和實用工業技術。四為整理當時朝野和魏源本人應付西洋各國的策略。魏源不僅主張要學習西洋物質文明，更要從國民心理方面做文化之根本改革。他於序言上說明編書之動機：「為以夷以攻夷而作，為以夷以款夷而作，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魏源海國圖志所透露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上在面對千年未有之變局所產生的第一部改革方案，也為中國在面對西方挑戰下所引起的第一次有力反應。他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主張，後來成為自強運動的指導方針，可以說是走在時代前端的清代知識份子。

由於中國歷史文化悠久優越，自秦漢以後逐漸形成一個龐大的帝國，長期在東亞世界擁有優越性的領導地位，因此歷代中國王朝視四周鄰邦為戎夷蠻狄，以「天朝上國」自居，與四周鄰邦並無所謂的平等外交與互惠貿易的觀念，只有「天朝－藩屬」的上下觀念。在這種天朝觀念的影響下，對於四周鄰邦的貿易互市抱持著可有可無的想法，四周鄰邦能夠與中國貿易是一種天朝給藩屬的恩賜，而中國也可以隨時中斷貿易。總之對外貿易是抱持著消極的心態。宋代以後，由於東亞區域的各游牧民族逐漸開化，自認文化最為優越的中國漢族和四周鄰邦的關係愈趨緊張，在這種局勢的影響下，中國對於四周鄰邦的關係，開始強調夷夏之防的警戒心理。明清時期，對於夷夏之防的強調更是嚴厲。因此和四周鄰邦互市貿易不但是皇恩浩蕩下一種對於夷狄之人的恩惠表示，也是羈糜遠人的一種方法。在這種夷夏之防的心理因素之下，不會真正把中外之間的商務貿易看做是一種互市互惠的行為，所以外人前往中國貿易就不能提出任何的要求，而是應該完全聽從接受天朝對於貿易的所有安排。傳統中國由於地大物博，所有一切物質上的需求均能夠自給自足，所以對於外來貨物的需求並不高，造成中國本身對外貿易的動機並不強烈，開放與四周鄰邦貿易只是一種恩賜或羈糜外人的手段，而非目的。工業革命以後，由於西方各國生產力大幅提昇，因此對於中國的原料與市場有著強烈的需求與企圖。所以在鴉片戰爭前夕，中西雙方對於商業貿易的看法，明顯存在根本性的差異，而雙方又各自以自己的成見要求對方接受，造成摩擦叢生，關係愈趨緊張。

魯凱族的傳統住屋是相當具有山地文化特色的「石板屋」，所用的石材以當地出產之黑灰板岩和頁岩，經簡易加工後成為規則片狀之石板，堆砌而成具有民族特色之住屋。建築時不用一根鋼鐵，不用任何石灰泥，即可建造出魯凱族人獨特又堅固的房子。一般人居住的石板屋，三星期可以完工，貴族居住的石板屋，比較講究，除了住屋以外，平時聚會的廣場，家中屋頂上的木雕，都是不可缺少的 。每年國曆八月十五日所舉行的豐年祭是魯凱族最重要的農耕禮儀祭典 ，每年農作物收成後，山中各部落的居民會舉行一連串的祭祀活動，來祈求感謝上天帶來農作物的豐收，並順道祈求上天賜與平安，是屬於一種綜合性的祭典。關於豐年祭的內容，其實並不單是只為小米而舉行，除了祈求小米豐收外，也祈求其他的農作物如芋頭、甘薯等豐收；另外的戰爭、打獵、財富、農耕用具等也都是祭祀內容之一，項目頗為豐富。豐年祭通常於早上八、九點開始，穿著傳統服裝的族人聚集在祭場上，場內搭有數間茅草棚，掛著象徵吉祥的百步蛇和太陽神畫像。祭典開始，主祭者吟誦禱文，謝天並祈求來年豐收與平安後，祭場中央燃起火堆，族中勇士紛紛跳過，象徵驅除邪魔妖靈。開幕式後，接著上場的是山地歌舞表演、鞦韆大賽、拋物比賽、百米賽跑，競爭與聯歡晚會等節目，一直到入夜後才慢慢結束，其中，最受人矚目的便是傳達男女情意的盪鞦韆大賽。『盪鞦韆』是魯凱族人的傳統民俗遊戲，比賽當中，男士一牽一盪將少女盪高，當少女盪到最高點時，狀如空中飛人，看來驚心動魄。當選手在場上競技的時候，其餘的人就在四周圍成一個圓圈，以傳統歌舞替場中人加油 ，當少女盪到愈高處，歌舞便愈高亢，由於此項遊戲須一男一女合作無間 ，所以現已演變為男女互相認識，傳達情意的活動。

在清廷朝野眾多的議論中，大致可以分為兩派，一派主張弛禁，一派主張嚴禁。弛禁論以太常寺少卿言午乃濟為代表，他曾在廣東為官，對當地鴉片貿易情形相當熟悉，他的弛禁論觀點為嚴刑峻法並不足以遏止走私與吸食，要防範銀漏的方法為：第一，將鴉片徵收重稅進口。第二，販賣鴉片所得之銀不准帶回，只允以貨易貨。第三，允同民間販賣吸食鴉片，但官吏、士人及兵丁不得吸食。第四，准可中國內地種植鴉片。然而弛禁的方法並沒有達到防止銀漏的目的，鴉片進口沒有絲毫減少的現象，於是痛下猛藥的嚴禁論繼之而起。首先主張嚴禁論的代表人物為鴻臚寺卿黃爵滋，他斷然提出以重刑懲治吸煙者，才是正本清源的辦法，主張以一年為期，限令吸食者戒除，如不戒除，處以死刑，並以五家為單位，知情不報者治罪。如有官吏吸食，除本人處死刑外，子孫不得應考。各地督撫紛紛呼應嚴禁的措施，其中以湖廣總督林則徐態度最為堅定，他認為「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此番說詞使道光皇帝痛下決心禁煙，道光十八年（1839），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往廣州執行禁煙工作。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並沒有正式的外交機構，朝貢事務是由禮部負責。西北邊疆事務包括俄國事務，是由禮藩部負責。自東南海上來的國家，有關事務是由兩廣總督負責。英法聯軍後，因為外人要求公使駐京，使中國對於國際間外交事務運作有了進一步認識。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成立，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具有現代形式的官方外交機構，此一機關後來演變成為洋務的總匯，商務與教務也同歸於此機關辦理，並在上海、天津分別設立南北洋通商大臣和海關總務稅司籌辦相關事務。又光緒三年首次設立駐英大使，由郭嵩燾擔任，後又陸續於美日俄德法等國設立。1861年恭親王奕訢派李泰國為總稅務司，此後各口岸掌海關者多為外人，以英人為最多。1863年英國人赫德接任總稅務司，從此任職總稅務司四十餘年，在他掌理下，1875年中國各海關有英國人252名，其他西方國家的人員有156名。中國的近代海關行政在外人的掌理下，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此外，1868年清廷聘請已經退休的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為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代表中國訪問西方各國。這是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由於人才不足，而向外國借用人才的例子。自強運動最需要的人才為翻譯、機械製造和輪船駕駛。由於中外事務交涉起初都是用教士為翻譯，頗為不便。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後，又分別設立北京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培養外語人才和翻譯西書，藉以加強對西學的認識。同治四年成立的江南製造局，因其附設譯書局大量翻譯西書的結果，清人又有更多的管道認識西方。除了自辦學堂培養人才外，清廷也開始派遣學生前往西方各國留學，學習各種知識技術。自強運動的首要重點為建立國防工業，其中主要可分為兵工廠、造船廠、紡織廠、煉鋼廠四類。在這段時期，分別建立了江南機械製造局、天津機械製造局、漢陽兵工廠、福州造船廠、上海機械織布局、廣東織布局等。為中國近代化的工業奠定初步的基礎。由於清廷體認到海防的重要性，開始建立新式海軍。光緒十一年正式成立海軍衙門，李鴻章負責進行北洋海防的軍務籌辦，先後成立天津武備學堂、威海衛劉公島水師學堂、旅順船塢。並陸續購買定遠、鎮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等軍艦，建立北洋艦隊。交通建設為建立國防、發展工商業的基礎。當時所注意的為輪船、鐵路、電線建設。這段時期分別成立了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還有部分地區的鐵路建設、電線建設。以及基隆煤礦、漠河金礦、大治鐵礦、唐山煤礦的開採。除了中國人本身的努力外，西方傳教士在中國民間的努力宣傳介紹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中最為著名的有英美傳教士傅蘭雅、李提摩太、林樂知等人。尤其是外人林樂知所編輯的「萬國公報」週刊，詳細介紹西方各種知識，對於往後中國改革運動的發展，產生相當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