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種政治運動，都是先有思想。中國的立憲思想從何處來，一部份從歐美來，一部份從日本來，然而究其根源，發源地則為英國。發源於英國的立憲思想為何能夠傳佈到全世界，逐漸為世界各國所接受採用，主要原因有二。首先，英國是18、19世紀最大的殖民帝國，英人所到之處，都逐漸移植這套政治制度在殖民地上，例如北美洲、澳洲。其次，英國是19世紀全世界最強盛的帝國，英國的政治制度成為了世界的典範。

中國歷史上，自從王莽、王安石變法失敗以後，在政治上就很少有人再敢輕言變法了。然而鴉片戰爭以後，排山倒海而來的西力衝擊乃是一場千年未有的大變局。迫使若干對於時代有著敏銳觸感的讀書人，朦朧地認識到墨守祖宗之法已是不可行了。最早見諸於議論並有具有具體積極主張的有魏源、馮桂芬等人。魏源的見識承認了中國在器物方面完全不如西方，然而馮桂芬則更進一步的注意到中國在軍事以外的缺失「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率先呼籲在政治制度方面進行改革。甲午戰爭後，中國的政治運動即存在二股政治勢力的分立，一股為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所領導的改革派，一股為孫文等人所領導的革命派。大體來看，兩者均是主張從制度變革的方式來進行，只是在手段上有溫和與激烈的差別。在初期，改革為主流力量，獲得多數人的支持，然而在經歷庚子拳亂與皇族內閣事件後，維新派對於清廷改革的誠意，大失所望，轉而支持革命。革命運動於是成為主流力量。在戊戌政變、庚子拳亂和皇族內閣等一連串事件中，維新派的勢力雖然一再地遭受到打擊，但主張維新改革的人士依舊寄望於清廷，例如康有為始終寄望於光緒皇帝，梁啟超雖然曾經與革命派人士合作，但最後還是回頭支持君主立憲的路線。雖然動機與革命派一樣是為了自強救國，但是他們最大的盲點在於錯認清廷有改革的誠意。他們誤以為只要不斷的宣傳請願，就可以使清廷接受他們的主張進行改革，但事實證明清廷不過是藉著君主立憲的招牌企圖繼續保有政權，而多數的官員與士紳也只是以維持自己的地位與利益為目的而支持維新，不可能真正的進行改革。中國近代化運動第二階段以制度改革為核心精神，在這個階段中出現了維新與革命二條路線之爭，固然最後革命路線在激烈的路線論爭中取得勝利，但是維新派人士質疑革命路線所可能造成的惡果，都在民初紛亂的政局中，一一出現。至此，不論是改革或革命，僅是進行制度的變革並無法有效達成自強救國的目標。在民初紛亂的政局中，知識份子開始進一步宣揚新觀念、新思想，質疑批判固有的傳統思想文化價值。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後，思想文化的革新成為主要重點，中國的近代化改革進入第三個階段。總結中國近代化的改革道路上，共可以分為器物改革、制度變革、思想文化革新三個階段。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共經歷了約80年的時間，當我們檢視這段歷史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時，可以發現其實有不少的知識份子，他們的思想主張走在時代前端，然而時代環境的氛圍與條件並無法支持這樣的思想主張的可行性，無法獲得多數人的支持，但卻在往後社會內部環境逐漸變化後慢慢形成可以支持這樣的思想主張，因而成為時代主流。譬如鴉片戰爭時期的魏源、馮桂芬；甲午戰爭時期的康有為、梁啟超；立憲運動時期的孫文。另一方面，甚至會出現某些重要人物的思想主張竟然從激進改革路線退縮為保守傳統路線，例如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人，檢視他們的思想主張的內容，其實前後並沒有多大的改變，實際上是時代社會環境改變的太快，令他們的思想主張反而呈現退縮的現象。如果將這80年來的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主張加以先後整理，其實可以拼湊出一張完全符合中國近代化路線演進的藍圖，從器物改革演進成制度變革，再從制度變革演變成思想文化革新。

由於新政實際上並未超過戊戌變法的範圍，再加上慈禧缺乏誠意，對於漢人的防範挾制愈來愈嚴，因此多數新政無法跟得上民心與環境的改變，徒成具文，略有成效僅有數項而已。更因為義和團事件釀成八國聯軍大禍後，民眾對於滿清政府的改革誠意與能力逐漸失去信心，革命派的思想傳播逐漸開展，與維新派的路線論爭取得優勢，滿清政權的基礎逐漸動搖。

由於中國內部不斷的發生有組織有力量的革命行動，光緒三十三年清廷為了抵制日漸高漲的革命風潮，開始進行一連串的籌備立憲行動。諭設資政院，並令各省籌設諮議局，並創刊「政治官報」，以宣傳立憲政令，介紹各國的憲政思想與制度。光緒三十四年頒佈了「憲法大綱」，以九年為召開國會實施立憲的期限。可惜憲法大綱中，卻將皇帝的權力提高到比日本明治天皇的權力還大，失去君主立憲以君主為虛位元首的意義。宣統元年和宣統二年，中央資政院和各省諮議局分別正式成立，成員多半為曾經擔任官吏的士紳。各省諮議局成立後，他們的共同政治要求，是向清廷請願儘速召開國會，經過三次請願風潮後，再加上中央資政院開會討論後，全體議員均表示贊成，清廷迫於壓力下，將九年的預備期限縮短為六年。宣統三年清廷頒佈內閣官制十九條，並公佈了所謂責任內閣的閣員，十三人內閣名單中，滿人佔了八名、漢人四名、蒙古人一名。而滿人八名中，皇族又佔了四位，又以聲名狼籍的慶親王奕劻為總理大臣。因而被譏稱為「皇族內閣」。經過此次事件後，立憲派人士對於清廷大失所望，認為清廷並無立憲的誠意，因而轉向同情支持革命運動。

奧古斯都去世後，緊接著的四個皇帝與奧古斯都有親屬關係，皆屬朱利安(Julius)與克勞狄(Claudius)兩個氏族的成員，因此稱為朱利安．克勞狄王朝，但這四位帝王並不稱職，尤其是這個王朝的最後一位帝王－尼祿(Nero)更以荒淫暴虐聞名。羅馬帝國承受住了這些帝王的暴政，西元96年至180年羅馬連續出現五位賢明的帝王，分別為內爾瓦(Nerva)、圖拉真(Trajan)、哈德良(Hadrian)、安東尼奧(Antoninus Pius)及奧里略(Marcus Aurelius)。這五位帝王謙虛、愛戴臣民，此期間亦為奧古斯都之後羅馬帝國最強盛的時期，因此稱之為「五賢帝」時代，一些羅馬帝國的基礎建設，如：法律、度量衡及道路交通等都在此時代獲得統一。有文人將這個年代稱讚為「人類最幸福的年代」。 五賢帝時代的輪政方法也相當和平，他們都有選定繼承者，然後收養其為義子，以避免輪政交替時出現的動盪。五賢帝的最後一位帝王奧里略，深愛哲學，為斯多噶派哲學家，有哲學家皇帝之稱。雖然他勤政，但當時羅馬帝國已出現衰勢，因日耳曼人的侵擾，奧里略親率軍隊作戰，軍費龐大，對羅馬帝國造成負擔，且此時瘟疫大作，使得羅馬帝國國勢由盛轉衰。

康有為名祖詒，字廣夏，號更生，廣東南海人。清光緒二十一年進士，為晚清維新改革派領導人物。1898年與梁啟超一起進行『戊戌變法』，輔佐光緒皇帝變法維新，戊戌政變後被迫逃往海外，於加拿大組織保皇會，並策劃唐才常發動自立軍起事。歸國後民國六年參與張勳復辟失敗，民國十六年在青島病故。其主要著作為「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大同書」、「康南海詩集」。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為康有為之徒，與康有為共同推動變法，世稱康梁。戊戌政變逃往日本，創辦新民叢報大力提倡改革與立憲制度，不斷宣傳西方的制度、思想、觀念，使眾多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觀念受其影響而轉變。雖然在清末主張君主立憲，反對革命，但在民國成立後，又堅持維護共和制度，反對袁世凱的帝制和張勳復辟，而與康有為決裂，民國十八年在北京病故。其主要著作為「飲冰室文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少年時喪母，讀書廣博卻屢試不第，為人生平好任俠，胸懷濟世大志，甲午戰爭後投身政治運動，宣揚變法思想，與康梁師徒共同推動變法。由於維新派並無實權，譚嗣同尋求袁世凱的幫助，卻遭到袁世凱的背叛，使守舊派發動政變。譚嗣同於政變後雖有機會可以脫逃，但卻在瀏陽會館坐等官兵逮捕入獄，最後與劉光第、楊深秀、林旭、楊銳與康廣仁共六人，被斬於北京菜市口刑場，行刑前譚嗣同向圍觀百姓高聲大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後人稱之為「戊戌六君子」。其主要著作為「仁學」。

嚴復年輕時以優異成績被派往新加坡、日本、英國留學實習。回國後先後在福州船政學堂、天津水師學堂任職。他主張變法思想，並透過翻譯西方經典名著典籍來宣傳啟蒙中國人的思想價值觀念。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原富」、「法意」等著作，將物競天擇的進化觀念、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理論、政治制度的精神架構有系統的介紹給廣大的中國民眾。透過這些全面性的介紹西方文明經典著作，使中國人得以接觸西方世界的真正內涵，從思想觀念上根本打破中國保守老舊的傳統價值觀念。他的影響力也並不侷限於變法維新，更進一步成為革命思想的啟蒙源頭。民國成立以後，嚴復曾經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但是他的政治立場轉趨保守，面對民初混亂的政局，他對於民主共和的建立抱持懷疑與悲觀的態度，以為中國當時國民程度連君主立憲都不夠資格，又怎麼能夠立刻實行民主共和，他懷疑勉強實行的結果將造成大亂。他不僅在政治立場上主張漸進改革、反對革命，於民國四年擔任籌安會的發起人之一支持袁世凱稱帝、民國六年肯定張勳復辟。甚至在思想立場上也更為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提倡尊孔反對五四運動。晚年期間不喜談時事，最後病逝於故鄉。

清末西學東漸以後，部分知識份子在接觸見識到西方文化的優勢之後，開始大力推廣西學，較為有名的知識份子有馮桂芬、鄭觀應、王韜等人，較為有名的著作有鄭觀應的《盛世危言》、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他們的主張可以歸納為四部分。政治方面：行使君主立憲制度、開議會。外交方面：維護國家主權、改正不平等條約、爭取關稅自主。經濟方面：強調發展工商業、企業歸人民經營、商辦而不官辦。學術教育方面：變通文武科舉考試制度、增設女學、廢除纏足。

在輿論和民意代表的催促下，民國79年政府籌畫憲政改革時，即決定規劃省市長民選。行政院長郝柏村於當年10月23日在立法院答覆質詢時指出，政府不準備制定省縣自治通則，而以台灣省地方自治條例和直轄市自治條例來代替，省長民選民選，在台灣省地方自治條例完成立法以後。內政部長吳伯雄於民國81年11月29日指出，省市長民選可以在民國83年底舉行，但需要三項自治法案由立法院通過：一為行政區畫法，二為省縣自治法，三為直轄市自治法；吳伯雄認為如果省市長民選在83年底舉行，此三項自治法規要在民國82年6月完成立法。

推行維新運動的另一主力為在華的西方傳教士與歐美商人的活動。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傳教士與商人陸續在通商口岸開設教會、報館與學校，他們希望中國政治改革與社會進步，以便於他們發展教務和擴大商業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