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西班牙人來說，雞籠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住著不知道底細的住民，還必須擔心荷蘭人的攻擊，到雞籠港之後立即修築防禦工事，維護統治區域的安全，隨即在社寮島構築防禦工事，分別是面向雞籠港岸邊的聖薩爾瓦多城(San Salvador)，以及靠近海岸邊的小山頂上。主堡聖薩爾瓦多建在社寮島東邊，要塞的主結構鄰近雞籠港，主結構四角外邊還有小稜堡，主結構裡有一塊空地，當成一個小廣場，作為搭建兵營、火器庫房等房舍之用。除了聖薩爾瓦多要塞之外，社寮島還有三個附屬的防禦工事，聖路易士(San Luis)拱衛社寮島與臺灣本島之間形成的狹長水道，即是今日的八尺門；「聖米蘭」(San Millan)蓋在島上東側面海的山上，負責瞭望事務，又被稱為「瞭望」(La Mira)堡；「聖安東」(San Anton)蓋在社寮島中央山上的制高點，又被稱為「撤守」(La Tetirada)堡。這三座都是圓堡，也就是圓柱型的小型防禦建築，由於缺乏深厚的城牆，防禦力不如要塞與稜堡，通常是設在海邊或山上作為崗哨，並非主要防禦火力的地方。主堡聖薩爾瓦多擁有最強大的火力與兵力，是防禦領導中心，其他圓堡各司其職，聖米樣堡可偵測可能來自海上的敵人；聖路易士堡除了防阻敵人從八尺門水道進入雞籠港灣外，更是防止原住民從臺灣本島進入和平島的前哨站；位於島上制高點的聖安東堡，屏障整個島上西班牙人的防禦工事，也是西班牙人在戰事失利時，可作為暫時退守的據點。此外，長官官邸、民宅等建築，座落在聖薩爾瓦多與社寮島小山之間的平坦地區，1631年左右，此地約建有30間木造房屋，供殖民地長官與十個已婚的軍官、商務員及其他人居住。1627年，發生淡水原住民首領誘殺西班牙人的事件，1628年，西班牙提督嘉烈紐(D. Antonio Carennio)率領遠征軍進入淡水河河口，經過武力激烈戰鬥之後，讓淡水原住民大為恐慌，因而向西班牙人道歉，並提出和平共處的要求，覬覦淡水一帶豐沛稻米產量的西班牙人遂同意其要求。1628年初開始，西班牙人開始在淡水設置要塞，淡水便成為西班牙人在北臺灣的一處據點。這座聳立在今日淡水河口小山上的要塞，現代人稱為紅毛城，西班牙人取名為「聖道明城」(Santo Domingo)。這個要塞倚山面海，可以眺望整個淡水河口及控制淡水河的進出，是個建構防禦工事的好地方。可能是缺乏石材的關係，淡水的防禦工事是將大木樁深入土中，然後將木樁並聯圍繞而成，木樁底部鋪上土石，還有多門火砲架在上面，要塞使用的建築材料是黏土、蘆葦、竹子和木材，材料雖然簡單，卻成為西班牙人控制淡水河口附近原住民部落的核心。按照荷蘭人Gerbrantsz Black1629年所繪的北臺灣地圖來看，西班牙人除了蓋了一座要塞之外，還在河邊以木頭圈了一處城寨，應付船隻靠岸及搬運補給時的突發狀況，城寨內還有房舍，可能是西班牙駐軍的宿舍、貨倉及火藥庫等。

西班牙的佔領北臺灣，荷蘭人一直頗為在意，1626年西班牙人佔領雞籠時，荷蘭人即認為應將其驅逐出臺灣島，但當時並無足夠的武力發動戰爭，只是持續注意雞籠、淡水的局勢。1628年6月，巴達維亞的總督科恩派出6艘船艦前來大員支援，主要任務除應付中國沿海的混亂局面，還包括對付臺灣北部的西班牙人。1629年，荷蘭第三任的臺灣長官納次得知西班牙人的勢力已經伸入台北平原，乃建議公司以武力驅除。同年7月下旬，納次派遣軍隊進攻淡水，但遭到激烈抵抗，這是荷、西兩國在台灣第一次的武裝衝突。1640年9月中起，荷蘭人兩度派員偵察淡水、雞籠，獲悉只有400個人駐守雞籠和淡水，沒有貿易活動也極度缺乏糧食。1641年8月24日，荷蘭人派Joan van Linga隊長率領船隊前往雞籠、淡水，他們在雞籠港登陸，住進社寮島對面的金包里村落，發現雞籠港內沒有西班牙船隻，只有6、7艘中國船。荷蘭遠征隊進入雞籠港灣，也成功地與淡水人建立友好關係，同年10月，淡水住民還到大員，向荷蘭人表達歸順之意。

1641年，雞籠、淡水間的海域已經被荷蘭人控制，1642年4、5月間，荷蘭船航行至淡水，馬尼拉派來的救援船亦於此時到達，卻僅帶來少量的武器與人員，顯然西班牙當局有意放棄北臺灣的經營。1642年8月，西班牙駐軍得到荷蘭即將攻擊雞籠港的情報，而且火力很強大。西班牙駐軍長官 Gonzalo Portillo也從淡水住民得到消息，派人在社寮島東側高地架設兩座砲台，並派兵防守。8月19日，堡壘完成整備之後，荷蘭船隊亦於此時出現，另外還有淡水的住民，帶著弓箭，乘著九艘船前來雞籠，偕同荷蘭人作戰。荷蘭人嘗試於中午登陸，但受到潮流及西班牙砲火壓制，登陸失敗，退回船上。第二天早上，荷蘭人從八尺門水道進入，西班牙人派出12名士兵及30持弓箭的雞籠住民前往圍堵，但寡不敵眾，荷蘭人順利登陸，並搶佔社寮島東側山頭，勝負已經底定。雙方對抗五天之後，8月24日，荷蘭人要求西班牙人投降，西班牙駐軍經過內部會議之後，同意投降，這些投降者後來被送至大員，再到巴達維亞。經此一戰，西班牙人離開臺灣，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為唯一佔領臺灣的西方國家。

1634-1635年間，馬尼拉的商業貿易並不順暢，中國商人供應的貨物過多，但馬尼拉的西班牙人缺乏資金購買，迫得中國商人必須削價求售，因此虧損不少。1636-1637年間，美洲至馬尼拉的大帆船停止行駛，銀元無法運至馬尼拉，馬尼拉的西班牙人苦於現金給中國商人，馬尼拉市民原本訂購的商品，有四分之三被中國商人扣押，中國商人因此離開馬尼拉，表明他們不願意再承擔損失。對馬尼拉而言，1630年代的下半期，因美洲白銀輸入減少，使得中國人帶來的貨物滯銷，價格下跌，雞籠、淡水的西班牙人亦面臨同樣的窘境。西班牙人佔領北臺灣之後，原先寄望以此重開1624年以來中斷的對日貿易，以及打開對華貿易，剛開始的時候成效還不錯，1634、1635年間，雞籠一度成為福建與馬尼拉之間的通商中心，全盛時期有多達22艘滿載貨物的船隻同時開進港內。但是西班牙人與日本人的關係一直無法改善，1638年以後日本又厲行鎖國政策，西班牙對日貿易因而中止，且鄭芝龍完全控制台海之後，禁止福建商船來雞籠，西班牙人佔領臺灣北部與荷蘭人抗衡的作用已失去其半。西班牙以雞籠為據點，與中國商人建立貿易關係，中國商人亦極願意載運商品來賣，但是西班牙人卻沒有充足的現金購買。1635年，呂宋南部不斷發生叛亂事件，西班牙人無暇顧及臺灣，新任菲律賓總督克奎拉(Sabastian Hureado de Corcurea)，認為佔領臺灣的必要性減低，決定轉移經營重心。西班牙人在雞籠、淡水派駐軍隊、設立堡壘，駐軍的薪水、後勤補給、堡壘的整修等，費用相當龐大，每年的開銷成為菲律賓總督的財政負擔，1637年，馬尼拉的菲律賓總督重新檢討對台政策。但是西班牙人無法斷然結束在台灣的經營，菲律賓總督擔心會影響西班牙在東亞海域的聲譽，亦需安撫反對者，於是只決定縮減駐軍規模，並毀棄不必要的堡壘，不僅放棄了淡水堡壘，在雞籠港，亦只保留聖薩爾瓦多（或聖救主城），只是在實際執行的時候，受到雞籠當地道明會的反對，另外保留另一個靠近八尺門的堡壘。

1492年1月，西班牙依莎貝拉女王完成統一，在宗教狂熱及與葡萄牙海外財富競爭的驅使下，批准了義大利人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西向尋找通往亞洲航路的計畫，結果哥倫布沒找到亞洲，反而在這年10月來到巴哈馬群島和大安地列斯群島，在當地建立了西班牙的殖民地。1519年9月，葡萄牙人麥哲倫(Ferdianand Magellan)在西班牙國王查爾斯五世資助之下，率領5艘船隻和270位船員，試圖沿著南美洲南下尋找東方的航道，1520年11月，船隻首次繞過南美尖端，抵達太平洋，四個月之後抵達菲律賓，但是不久之後，麥哲倫捲入當地土著的爭執遭到殺害，剩下的115名船員於5月1日離開菲律賓向南航行，最後抵達有香料群島之稱的摩鹿加群島（Kepulauan Maluku）。滿載香料之後，為了防止葡萄牙船隻的襲擊，剩下的兩艘船分別朝反方向航行，向東航行的船試圖從太平洋回國，但還是躲不掉葡萄牙人的追擊，船隻被搶走，大部分的船員遇害。向西穿越印度洋回國的維多利亞號(The Victoria)，則幸運的經由南非好望角回到西班牙，成為世界上第一艘環繞地球一週的船。麥哲倫之後，西班牙人陸續嘗試從太平洋前往菲律賓，不是遭到葡萄牙人的攻擊，就是因為太平洋風向的關係無功而返。直到1556年，新國王菲利普二世即位，為了經濟需要與傳播天主教的狂熱，下令新西班牙(今墨西哥)的總督殖民菲律賓，船隊從墨西哥出發，1565年抵達菲律賓中部的宿霧(Cebu)之後，即開始尋找利用順風返回的路徑，終於在與日本相當的緯度，找到了回程的順風，順著黑潮抵達了現在的美國加州海岸，而後南下，回到墨西哥的阿卡普科(Acapulco)，這條路徑的發現，等於是找到了西班牙與東方貿易的鑰匙。因為宿霧並不適合當作殖民總部，1571年西班牙人轉到呂宋島上的馬尼拉，在當地與中國商人做生意，開啟了著名的太平洋貿易，馬尼拉變成南洋群島和中國的貿易中心，西班牙船隻穿梭在馬尼拉和阿卡普科之間的航路上，帶去的是中國的貨物、南洋的香料及印度的棉布，帶回墨西哥鑄造的銀元，黑潮航線成為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的生命線。船隻從菲律賓回到墨西哥阿普卡科(Acapulco)港之後，卸下的貨物有的運到南美洲各地，有的由騾子載運穿越崎嶇的山區，運到靠近大西洋岸的賈拉帕(Jalapa)，換取歐洲的貨物和墨西哥銀元，最後在維拉庫茲(Vera Cruz )裝船運回西班牙，完成全球貿易的循環。

16、17世紀西班牙在世界各地的擴張，主要是為了傳教及貿易，佔領北臺灣的目的在於發展與中國的貿易。1628年之後，西班牙透過雞籠駐軍與福州官方聯繫，希望開啟雙方之貿易，但是聯繫了三、四年之久，福州官方卻未同意西班牙人前來貿易，雖然西班牙希望能以葡萄牙在澳門經營貿易之模式，取得福州官方的同意，但是福州官方始終拒絕。福州官方以福州為省會所在，係根本之地，不准外人前來為由，加以拒絕。雖然西班牙人無法透過雞籠與中國展開官方貿易關係，但是民間貿易卻持續進行中。中國人在雞籠的貿易相當久遠，1626年西班牙人剛到雞籠的時候，中國商人即載著米糧和建材給西班牙人，中國商人向來消息靈通，不受任何信仰、政權的拘束，只要有商機就會載運各種商品前來交易。1628年，西班牙船從雞籠回到馬尼拉時，即載運很多中國的商品，當時福州與雞籠、淡水之間的貿易已經頗為熱絡。西班牙人佔領雞籠第三年，中國商品已經透過雞籠轉運至馬尼拉，而馬尼拉的白銀也流向雞籠，再轉入中國商人之手。 中國商人經營福州與雞籠之間的貿易，同時也有人經營雞籠到日本、雞籠到馬尼拉的貿易，甚至有中國商人的船從雞籠開往荷蘭人的大員，因此雞籠、淡水只是中國商人在東亞海域貿易據點之一，他們除了從事跨海的貿易，供應雞籠、淡水的西班牙駐軍各項物資之外，也與當地的住民貿易。中國商人除了自南島民族住民取得金與銀之外，重要的產品還有硫磺、藤與鹿皮。硫磺盛產於淡水的北投，在西班牙人佔領雞籠、淡水之前，原住民會大量的賣給中國商人，中國商人通常是用花布或其他東西交換，兩塊價值三里爾(Real)的布可以換取五擔硫磺。

1626年，西班牙人到達北臺灣後，道明會士馬地內士也隨之抵達，遠征軍在雞籠港建城不久，他們即在島上蓋了教堂，執行官兵的教務之外，同時對附近住民傳教。西班牙人佔領臺灣初期，島上有1500戶住民，因為被砲聲嚇到跑到山中避難，遺留的食物被西班牙人搶走，讓他們相當憤怒，全靠宣教師從中安撫、疏通，住民的態度才趨於軟化。當時宣教師們所採用的傳教方法是，先從住民子弟開始，逐漸使教義在村落間散佈。馬地內士也希望能在淡水傳教，因為淡水離中國很近，後者是他很想傳教的地方，1628年，他隨著遠征軍抵達淡水，企圖向附近的村落傳教，可惜在隔年8月因溺水而亡。接著到淡水傳教的是愛斯基委(Jacinto Esquivel)，當時淡水社的原住民相當不友善，是西班牙人統治淡水的難題，但是愛斯基委耐心的教化了他們，還在淡水建立一座教堂。愛斯基委努力學習當地語言，編過一本《淡水語詞彙》(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Tanchui - en la Lsla Hermosa)，並且翻譯了一本《淡水語教理書》(Doctrina cristiana en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Tanchui - en la Isla Hermosa)。憑著他的努力，淡水地區的傳教工作進行得相當順利。另一位是伐愛士(Francisco Vaez de Santo Domingo)神父，前往賽納社傳教，還促成賽納社與北投社之間的和平。1633年1月間，賽納社住民因不滿他往來兩地的傳教活動，而加以殺害。接著到淡水傳教的是基洛斯(Theodero Quiros de la Mandre de dios)，1633年抵達後，先任淡水教堂司牧，隨後轉任金包里教堂。1635年，慕洛(Luis Muro)奉命來臺灣，居住在淡水教堂，負責淡水河流域的傳教活動。他對伐愛士神父被殺的事情一直耿耿於懷，立志要以天主教來開化賽納的原住民。他向淡水的守將要求不追究兇手，然後致力福音工作，可是第二年，卻因為勸募糧食的事情被也賽納社人殺害了。西班牙人後來也注意到臺灣東海岸地區，在當時蛤仔難(Gabaran，現今宜蘭一帶)有40個以上的部落，住民生性剽悍，西班牙人決心討伐，獲得不錯的成果，不久東北海岸亦納入西班牙勢力範圍，宣教師很快便在當地傳教，擴大宣教師的活動範圍。西班牙人佔領臺灣初期，到臺灣的傳教士很多，但是1635年以後，因為經費困難 ，來的人漸漸少了。雖然傳教時間很短，但是成績還是相當可觀，至荷蘭統治時代，還有很多原住民能講西班牙語，荷蘭人探勘金礦時，往往需要通曉西班牙語的人才，並且以西班牙貨幣作為餽贈原住民的禮物，由此看來，西班牙人在北部臺灣的時間雖短，卻有其影響，這也要歸功於傳教士的貢獻。

雖然立憲派人士熱中於請願推廣立憲制度，但是清廷實際上和立憲派的想法有很大的距離。清廷皇室實際上是以固守權位為主要考量，沒有進行改革的誠意，只是企圖以預備立憲的動作來緩和革命勢力的壓力，一方面可以收攬人心、二方面制憲也可以也可以使清廷政權得到保障。而立憲派一廂情願要求清廷進行君主立憲、儘速召開國會的熱情和想法，在皇族內閣事件後，對於清廷大失所望，因而轉向同情支持革命運動。

戊戌政變，是維新派的一次大失敗，對於康有為、梁啟超也是一次大打擊。政變發生後，梁啟超與康有為陸續逃離前往國外組織保皇黨，此時正在日本的孫中山，則希望能夠和康梁二人合作，想把革命維新二派結合起來，一起行動。於是開始有兩派合作的醞釀。八國聯軍期間，譚嗣同的知交唐才常趁機行動，分成政治與軍事兩方面。在政治方面，在上海成立了「國會」，推容閎為會長、嚴復為副會長，唐才常自己擔任總幹事，計畫組織「自立軍」。在軍事方面，則在長江流域一帶起兵。由於其勤王排滿的號召自相矛盾，再加上所利用之會黨不足以成大事，陸續遭到當時的湖廣總督張之洞所逮捕殺害，自立軍起事，終歸於失敗。自立軍起事的失敗，對於維新派來說，是第二次嚴重的打擊。部分維新派人士經過此一挫折後，陸續加入革命陣營，以實際行動否定了康梁的維新路線，而海外華僑對於路線的問題也發生重大的轉變，革命派與維新派的聲勢自此一事件後發生轉變，革命派勢力取得優勢。

在輿論和民意代表的催促下，民國79年政府籌畫憲政改革時，即決定規劃省市長民選。行政院長郝柏村於當年10月23日在立法院答覆質詢時指出，政府不準備制定省縣自治通則，而以台灣省地方自治條例和直轄市自治條例來代替，省長民選民選，在台灣省地方自治條例完成立法以後。內政部長吳伯雄於民國81年11月29日指出，省市長民選可以在民國83年底舉行，但需要三項自治法案由立法院通過：一為行政區畫法，二為省縣自治法，三為直轄市自治法；吳伯雄認為如果省市長民選在83年底舉行，此三項自治法規要在民國82年6月完成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