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領有台灣之初，大藏大臣松方正義即云：「既取得台灣，應以利用厚生的原則開拓之，先設置授與紙幣之發行的特殊之銀行；以便幫助新領土之財政，並謀經濟之發達。」但是由於台灣局勢未穩，所以並未立即創立此融通工商業及公共事業之資金；二、開發台灣富源；三、擴展營業範圍至南中國地區及南洋諸島，以為其商業貿易之金融調和機關；四、疏通台灣金融，使不受高利貸之苦，使台經濟獨立；五、勸誘日本人至台投資；六、整理幣制。然而，由於規定需要五百萬圓以上資本額方能設立，在日本政府沒有出資計畫的輔助下，未能即刻達成集資的要求。加上甲午戰後日本內閣更換頻繁，戰後經濟情況不佳，復以台灣仍有「土匪」騷亂、社會不安，所以拖延兩年多才正式設立。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光緒二十五年）三月二日，開始施行由日本第十三屆帝國會議通過之〈台灣銀行補助法〉，在日本政府承購台銀股份，以及多種優惠條件支持下。同年六月，台灣銀行正式成立。種銀行；而是由日本內地之「大阪中立銀行」、「日本中央銀行」來台設立辦事處、分行，以處理金融相關業務。由於業務不佳，未能達成吸收台灣資金的目的，復以台灣貨幣紊亂，阻礙對新領土的經營、統治及吸引日本工商業投資等目標的實現，乃轉而計畫設立具有台灣「中央銀行」性質的「台灣銀行」。1897年（明治三十年、光緒二十三年）日本政府第十屆帝國會議通過「台灣銀行法」，其中規定台灣銀行的業務範圍為：一、

蒸腦時，將水由木桶上端倒入鍋中，引燃灶中木材，更換碎片，連續十天後，鍋中沸騰的水蒸氣透過木板孔，將樟木碎片蒸熱，也蒸出含腦的氣體，這些氣體進入倒置陶缸後開始凝結。十天後將陶缸拉開，半凝結的樟腦遇到冷空氣會凝結為霜狀，即為樟腦。

樟腦經加工可為賽璐珞Celluloid，為當時世界上重要的工業原料。Celluloid 為1869年，美國人John Wesley Hyatt 所發明，其外型如象牙，原料為精製樟腦和纖維素，其獲利為原來樟腦價格的三倍。Celluloid的形狀有棒狀、管狀和片狀等各種外型，在民生用品上可製作人造絲、梳子、玩具，在化學工業上可製作硝酸、硫酸、火藥，還可以作為染料、塗料等用品。在二次世界大戰前，是安全玻璃的原料，在汽車、飛機上皆可利用，用途可說是十分廣泛。

除了之前看過的日治初期台灣銀行所發行的銀?、金?外，隨著日本在台統治的逐漸穩定與持續經濟發展，為因應不斷上升貨幣需求，台灣銀行乃陸續發行新版紙幣。以下將透過圖片的說明，讓我們實際觀察日治時期台灣銀行所發行的貨幣面額、形制的演變。1914年（大正三年、民國三年）3月3日起，台灣銀行發行「大正改造?」，改直式版面為橫式版面。正面採用「台灣神社」圖案，背面則為台灣最南端的「鵝鑾鼻燈塔」圖案。雖然圖案或有變化，但這兩個主題一直為日治時期台灣銀行發行的銀行?所採用。面值為壹圓、五圓、拾圓、五拾圓四種。到了昭和年間，由於印刷和製紙技術的進步，以及為了防止偽造、變造，於是設計新款式的紙鈔。從1933年（昭和八年、民國二十二年）起，陸續發行台灣銀行（昭和）甲?壹圓、五圓、拾圓及百圓?四種。1942年（昭和十七年、民國三十一年），台灣銀行?刷色變更，稱為「乙?」，面值有壹圓?、五圓?、拾圓?三種。其中五圓?、拾圓?的背面增加「飛鳥」圖案。1943年（昭和十八年、民國三十二年），由於戰事的影響，原由「大日本帝國印刷局」製造的紙幣，改由台灣就地取材，自行印製，稱為「現地刷」版，由於採用甘蔗纖維紙（日本文獻載為香蕉纖維紙）平版印刷，因此較為粗劣，面值為拾圓、百圓?兩種。1944年（昭和十九年、民國三十三年），為了因應戰爭所造成的物資欠缺、通貨膨脹問題，台灣銀行擬發行千圓?，以調整台灣金融，並完成設計、試印作業。次年需要時，因受戰爭影響，已無能力印製。改由空運「日本銀行兌換?千圓?」以應急，為供識別，在鈔票背面加蓋「株式會社臺灣銀行」及「頭取之印」（總行總經理）的紅色印章。除了紙幣之外，為了輔助紙幣流通，便利小額交易，還有機製幣（俗稱輔幣、硬幣）的鑄造、發行，日治時期在台流通的機製幣與日本本土流通的機製幣是相同的。

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之後，國民黨政府開始大刀闊斧從事財政金融建設，同年十月六日公佈「中央銀行條例」明定中央銀行為國家銀行，並在上海正式成立總行，肩負起當時統一幣制、統一國庫及調節金融之責任；二十四年十月一日又成立中央信託局，負責購料、信託、儲蓄、保險、易貨儲運等業務，其中購料業務中即包含籌辦設廠自行印製鈔券事宜。 對日抗戰前及抗戰初期，中、中、交、農四家銀行所發行之法幣仍全數委由國外印製，迨至二十九年夏，因中國海岸線幾全部遭日軍封鎖，國民黨政府當局為免鈔券供應中斷起見，乃在重慶籌購鈔紙、油墨，準備鈔券印版事宜。三十年二月一日籌備完成，於中央信託局成立「印製鈔券事務處」（旋改稱為印製處），資本額為五百萬元法幣，同時接收財政部重慶印刷局（位於重慶棗子嵐埡），改稱為「重慶印刷廠」，本廠自是日起正式創立。大陸時期之組織可概分為重慶時期與上海時期二階段，前者自三十年二月至三十四年底，後者自三十五年元月至三十八年六月，在區域上則涵蓋北平、上海等地，而組織上多為接管（收）或收購當地現存印刷（造紙）工廠後投入生產。惜因時隔久遠，相關文件資料多已佚失，僅能以簡述方式行之。民國三十八年七月一日本廠總管理處正式遷台辦公，在民國四十三年四與台北廠合併改稱為「中央印製廠」。民國五十年六月中央銀行復業，同年九月奉命接收台灣銀行大理街印刷所，改稱本廠萬華廠，印鈔工作方始統一全部交由本廠印製。同時，早在民國四十一年春，為防範空襲及維護安全起見，曾分期疏建廠房於新店青潭。民國四十七年成立青潭辦事處，迄至民國五十二年九月十一日「葛樂禮」颱風之後，因三重舊廠歷經災患，且廠房四周已被市廛包圍，無法擴建，不堪重任，遂將經營十數年之三重廠址所有機器設備人員，陸續分批遷移青潭，於五十三年五月執行完成。嗣為提高生產品質，加速本廠生產設備現代化，續於五十二年八月購妥新店鎮安坑土地，開始籌建安康新廠。民國六十一年七月一日設總廠及安康廠於台北縣新店鎮二城路三十號（即現址新店市安康路三段二三五號），青潭原址（即現新店市北宜路二段二００號）設為青潭廠，原設之萬華廠併於青潭廠。 本廠遷台初期因業務清淡，全廠人員最多時亦僅約五百人，俟接管總統府印鑄工廠及台灣銀行印刷所後，人數增為九百餘人，其後青潭、安康兩廠陸續成立，進而突破千人。至民國七十八年七月因鈔券委印量大幅增加，全廠員工達到最高峰之一四五六人（當年度預算員額為一四七七人）。此後本廠為配合行政革新組織員額精簡計畫，人數乃逐年遞減至目前之一一四一人（截至八十九年六月底止）。。─以上資料摘自中央印製廠官方網頁：本網簡介http://www.cepp.gov.tw/cweb/cepwpart2/cepwpart2.htm

本廠前身為民國九年奉准籌設於上海的「上海造幣廠」，民國十七年改名為「中央造幣廠」，隸屬財政部。至民國二十二年方才正式開鑄，但民國二十六年，抗日軍興，追隨政府遷往後方，先後於武昌、成都、桂林、蘭州及昆明成立分廠。抗戰勝利後，各分廠陸續結束鑄造。民國三十五年，本廠復遷回上海，但於國共內戰失利後，於民國三十八年，又隨政府播遷來台，設廠於台北市酒泉街，同時改隸中央銀行。民國六十五年遷建新廠於現址─桃園縣龜山鄉振興路577號。本廠為中央銀行轉投資生產事業機構，主要任務為經營流通硬幣及紀念幣之鑄造、銷毀、回籠硬幣整理等業務。並在不妨礙流通硬幣及紀念幣生產任務下，得依業務及市場需求，兼營紀念章牌及其他各種金屬鑄品業務。─以上資料摘修自中央造幣廠官方網頁http://www.cmc.gov.tw/main.htm

除了民國三十八年的首批新台幣外，在民國四十三、四十四年還有另一批直版的新台幣。到了民國五十年，已復業的中央銀行原擬收回紙幣發行權，但是受主客觀環境的影響，仍委託台灣銀行代理發行紙幣。五月一日開始發行新版紙幣，由原來的直式改為橫式。主要圖案則改為「西螺大橋」、「蘇花公路─清水斷崖」、「鵝鸞鼻燈塔」、「孫中山先生肖像」、「蔣中正先生肖像」及「中華民國總統府」等，有落實本土及強調國幣等意涵。而民國五十五年陽明山中山樓落成之後，配合孫中山遺像，亦在伍拾圓紙幣背面繪上「中山樓圖案」，彰顯紀念意義。至於在行政區劃上不隸於台澎地區，如福建省的馬祖、金門地區，則採用在紙鈔上加註地區註記的方式，以示區別。

1945年（民國三十四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中華民國政府隨即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任命陳儀為行政長官，負責接收台灣，並公佈「中央銀行台灣流通?發行辦法」，準備以「台灣流通?」取代日治時期所發行的通行紙幣。但是由於隨後中國大陸發生國共內戰，戰後復員未能順利進行，大陸金融體系陷入惡性通貨膨脹的困境；為了隔離大陸上日趨嚴重的通貨膨脹，乃在台灣採取地區性的貨幣制度。又因為台灣經濟、政治、民情不同於中國大陸，加以中央與省的權力糾葛，台灣流通?終未發行。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5月20日台灣銀行經財政部核准，改組成立，仍稱為「台灣銀行」，並繼續取得紙幣發行特權。先發行壹圓、五圓、拾圓面值的新版「台幣」（現在稱為「舊台幣」），後因為通膨壓力，不斷提高發行的面值。這時期的紙幣上的圖案主題，是以「國父肖像」、「台灣地圖」、「台灣銀行」、「鄭荷海戰圖」等交替使用。其中的「鄭荷海戰圖」相當具有時代意義。1948年（民國三十七年），台灣通貨膨脹，民眾對台銀發放浮濫的舊台幣失去信心，台幣日益貶值，發行額大增，在無有效改革幣制之政策實施前，為了維持台灣貨幣體系的流通，台灣銀行特別發行「定額本票」與原有的舊台幣共同流通，面值有伍仟圓、壹萬圓、拾萬圓、最後甚至發行壹佰萬圓面值的本票，台灣通膨的惡化程度可想而知。

由於，日本在上一階段對台灣所實施的幣制改革，採行「流通銀塊的金本位制」，既衍生釵h相當嚴重的問題，特別是由貨幣投機所引發的弊端為甚，迫使日本不得不進行幣制再改革。而日台之間及台灣對外貿易的需要，加上日本「站在開發南方與擴張南進政策之立場」，即考慮其末來向中國南部及南洋地區的侵略，將以台灣為基地或跳板，亦有需要將台灣的幣制加以再改革。乃於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光緒三十年）七月一日起，修改法令，規定台灣銀行開始發行「金券」，由是日本對台灣幣制的進一步改革，即告展開，邁向施行與日本相同的金本位制度，同時，也就進入其對台灣幣制改革的完成階段；經過五年半的時間，至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宣統元年）底，台灣原有的各種雜亂貨幣，以及台灣銀行在先前所發行的「銀券」，都整理與兌換完畢，台灣的幣制改革即告完成。此距日軍於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光緒二十一年）五月開始登陸的時問，已歷時超過十四年半，不可謂不長。台灣自漢民族大量移入後，歷經荷蘭人與西班牙人之統治，明鄭時期及入清以後的經營，嗣有咸豐年間的開港，繼之遂為日本人所領有，在各不同的時期，俱有新增的貨幣，故在日本人進行整理與改革以前所流通的貨幣，常是極為複雜與混亂，迨至本階段結束時，乃已初步建立可與其時世界潮流相契合的現代貨幣體制。同時，先前的貨幣雜亂現象，大致上宣告終止。惟在實際上，仍有一部分銀幣於有限的範圍或地區內流通，並又經過約計九年的時間，直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時在1918-1919（大正、民國七、八年）間，由於世界銀價空前暴漲，於是銀幣多被熔化，而後方告絕跡。

銅錢：唐宋時期，中國銅錢可謂為當時的國際貨幣。正因為如此，銅錢外流的問題嚴重，使政府屢次下令禁錢輸出。 唐建中元年，銀、銅、鐵、奴婢，並不得與諸蕃互市。宋淳熙九年，詔廣、泉、明、秀漏泄銅錢，坐其守臣。明代中期以來，政府收稅、貿易皆以銀錠為主要貨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