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力密集產業：例如紡織、成衣、皮革製造業等，這些工業需要使用大量勞力，但技術要求不高，因此，設廠區位趨向工資低廉的地方。 技術密集產業：例如精密器械、電子、電器、光學儀器等，這些工業需要高品質的勞工，廠商常願意付出較高的工資，雇用有特殊技術的勞工。

何文杞先生生於西元1931年，臺灣屏東人，師大美術系畢業，為臺灣水彩畫協會創始人。他的作品在東京、大阪、紐約、華盛頓……及國內展出三十多次並曾獲日本京都美術館水彩畫金牌獎。

明朝永曆十五年（西元1661年）三月二十三日，在金門島東面的料羅灣，鄭成功率領著二萬五千人的軍隊登上了近四百艘戰船，浩浩蕩蕩往澎湖前進，三月二十四日抵達澎湖，等到軍隊在澎湖整裝完畢，便迅速的在四月一日繼續東進台灣。鄭成功的軍隊在強風巨浪中向東南方的台灣航行，終於在四月二日的黎明，高掛著鄭字旗幟的數百艘軍艦，在濛濛的大霧中，悄悄來到鹿耳門外港，於北線尾島外的海邊下錨。中午過後不久，鹿耳門潮水開始大漲，原本淺水的水道慢慢變成寬闊的航道，又在順風的吹送下，船行如飛，戰船趁勢湧進鹿耳門水道，進入台江內海。此時船隊已分成三批，一批留在北線尾外海原處，另二批陸續魚貫進入鹿耳門海口，散布在台江南北兩面和熱蘭遮城、普羅民遮城之間。 傍晚，鄭成功的軍隊衝過荷軍防線，先在赤嵌樓以北的禾寮港(約在今台南市忠義路靠成功路附近)登陸，接著進占赤崁，直逼普羅文西城。四月六日，普羅文西城的荷蘭守將萬倫坦棄城投降，鄭荷雙方的戰鬥暫告一段落。短短五天，鄭軍便攻陷了戰力薄弱的普羅文西城，迫使荷蘭人全數退守在隔著台江水域、位在普羅文西城對岸的熱蘭遮城，雙方進入了長期的對峙交戰狀態。守在熱蘭遮城的荷蘭人，先派出使者與鄭成功談判，鄭成功\要求荷蘭人退出台灣，而荷蘭人並不願意，只願意增加每年給鄭成功的貢品，所以談判破裂，雙方繼續對峙。西元1662年一月，鄭成功下令發動總攻擊，攻擊結束後，荷蘭守軍僅剩六百人，荷軍作戰士氣低落，鄭成功又派人去勸服荷蘭人投降，台灣荷蘭長官揆一在衡量情況後，同意有條件投降。

琉球原為清國的藩屬國，也是日本一直所覬覦的目標，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對於搶奪清國藩屬國的行動一直沒有停息過，藉由牡丹社事件的發生，再加上清政府忙於平內亂以及應付西方列強的進逼，沒有能力再與日本周旋，所以在北京專約中承認日本「保民義舉」的行為，成為日後日本併吞琉球的藉口。 這種條約的簽訂，除了金錢上的損失外，更重要的是喪失了國家的尊嚴與地位，也越發的讓日本看穿中國只是一隻紙老虎。而清政府既然承認日本出兵為「保民義舉」，日本乃於清光緒元年（西元1875年，日本明治8年），公然的阻止琉球向清國朝貢，並命其改用明治年號，繼而命琉球國王尚泰上京（東京），向日本天皇表示感謝日本「保護」琉球民的「恩德」。1879年，更乘「廢藩置縣」政策的進行，正式改琉球為「沖繩縣」。

古人常將中國、中州用作中原的同義語。一般認為，古代中原係指黃河中下游，華夏族集中分佈的區域，中心是古豫州。隨著華夏民族的大融合，以及華夏文化或周文化的擴展而擴大。居住在黃河中下游地區，文化較先進的華夏族自視文明，自稱中國，以別於四夷。一些夏、商時期尚屬夷蠻戎狄的周邊地區，隨著成康之世的分封，華夏文化的傳播，也納入中原文化區。實際上，兩周時期的中原地區除了今河南省外，主要還包括陝西、山西、河北、山東等省的部分地區。考古研究顯示，中國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種植水稻。信史時代的商、周，文獻中都有農耕方式的記載，而古籍中也經常提到周代有井田制度。夏商周王朝的稅收來源是廣大的農民，「士農工商，國之四民」一詞，顯現中國對於農民地位的重視。春秋戰國土地私有制度的形成以及鐵製農具的使用，使得中國的農業更上一層樓。中國農業的進步，促成了糧食與人口的增加。這些都是中國可以形成一個大帝國的條件。漢族始於黃帝時代，歷經夏、商、周三代，春秋戰國，秦漢時期逐漸形成，至今已有約5000年（一說4700年）的文明史。漢族的族源以華夏民族為主，而漢族之名則自漢朝開始。漢族為主體的中國長期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文化價值，另外兼受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響。佛教源起印度，漢代傳入中國，至魏晉南北朝興盛；道教則是本土形成的宗教。此外，也有少數漢族人口信仰伊斯蘭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等宗教。現在的中國民族是經過多次民族融合冶煉而成，大抵分為幾個時期：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宋元、明清。隨著戰亂及外患結束，所謂的外族也漸漸地成為中華民族的一部份。

北魏孝文帝元宏（467年—499年），本姓「拓跋」，即位時只有5歲，由祖母馮太后執政。馮太后是漢人，對鮮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曾立三長法，實行均田制。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年）親政後，深悉鮮卑族必須漢化才能鞏固政權，統一南北，乃秉承馮太后的政策，勵行漢化。太和十八年（494年），他以「南伐」為名遷都洛陽，全面改革鮮卑舊俗：改鮮卑姓為漢姓，自己也改姓「元」；禁鮮卑語和鮮卑服飾；遷洛鮮卑人以洛陽為籍貫；鼓勵鮮卑貴族與漢士族聯姻；參照南朝典章，修改北魏政治制度。孝文帝嚴厲鎮壓反對改革的守舊貴族，甚至處死太子恂。孝文帝的改革固然使鮮卑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長足發展，促進了民族融合，但激烈的政策也使部分胡族怨懟，終於在孝文帝二十多年後爆發「六鎮之亂」。這一個「六鎮之亂」看來只是對於漢化政策的不滿，但是這也漸漸影響到鮮卑族的政權變化。雖然北魏後期分裂成東、西魏，但是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卻是使得鮮卑族瞭解了漢族的文化，並漸成了中華民族的一部份。

唐朝初期最大的敵人是東突厥。隋末唐初，中國大亂，東西突厥同趨於極盛，其中東突厥因接近中國本部，雙方的關係更為密切。隋末中國北方起兵群雄都曾向東突厥稱臣，連唐高祖也不例外，東突厥可謂東亞地區的霸主。唐初，東突厥不時入寇中國，唐太宗利用離間政策使其頡利可汗和突利可汗發生衝突，突利可汗在落敗後投降唐室，東突厥因此勢衰。貞觀三年（630年），太宗藉東突厥天災和內訌之機，派兵討伐，擒頡利可汗。高宗顯慶四年（658年）又滅西突厥，餘部西遷中亞。但是在武則天時期，突厥再度建立「東突厥後汗國」。約在7世紀末8世紀初，亡於回紇。回紇自天寶初年盡佔東突厥故地，成為中國北方第一強國，但大體與唐室相安。安史亂起，回紇曾四次遣兵援助。只是回紇族貪財好利，每戰必索取鉅額報酬，克服城池後更大加劫掠。代宗之後，名將郭子儀提出一個外交政策，便是結回紇為外援以抵抗吐蕃，這個政策直到晚唐皆奉行不輟。唐與回紇之間長期維持「絹馬貿易」，唐室雖頗為吃虧，但唐藉此厚結回紇，亦使邊境得到數十年的安靖。

北亞游牧民族的經濟生活主要建立在「逐水草而遷徙」的草原游牧制上。這種草原游牧與牧場畜牧制不同，既不栽培牧草，也不儲備乾草以待乾旱或雪寒，卻高度仰賴自然，順應季節的循環而輾轉於夏季和冬天的牧地之間。這種草原游牧經濟的特色之一，是對自然變化──尤其雨量的多寡──極為敏感，草地對牲畜的包容力隨著氣候而增減。《史記》說天災使匈奴「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絕非誇大之詞。因而游牧民族可能在短期間喪失原有的生活資源，必須另闢蹊徑謀生。據中國部分史籍記載，匈奴人是夏朝的遺民。《山海經?大荒北經》稱犬戎與夏人同祖，皆出於黃帝。《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史記索隱》引張晏的解釋說夏的後裔淳維，在商朝時逃到北邊，子孫繁衍成了匈奴。另有一說認?，移居北地的夏之後裔，是夏桀的兒子。夏桀流放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帶著父親留下的妻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即是中國所稱的匈奴。部分學者根據《史記》記載的後半段文字，認?匈奴原是山戎、獫狁、葷粥。王國維在〈鬼方昆夷獫狁考〉中，把匈奴名稱的演變作了系統的概括，認?商朝時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時的獫狁，春秋時的戎、狄，戰國時的胡，都是後世所謂的匈奴。又有一說把鬼戎、義渠、燕京、餘無、樓煩、大荔等史籍中所見之異民族，統稱?匈奴。還有人認?匈奴與先秦時期的北方少數民族不可混?一談，匈奴應是西方草原的一個游牧民族，秦始皇之前還未游牧至中國北部。上述看法，在近現代學者中並未取得統一。由於匈奴的起源問題不能解決，匈奴的族屬和語系也都成?懸案。中國直至漢初冒頓單于以後，對於匈奴內部才有大致的瞭解。《史記˙匈奴列傳》便明確描寫匈奴的政治階級：在單于下面分別設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稱賢者為「屠耆」，因此稱太子為左屠耆王。這些大臣都是世襲制。

鄭成功原名森，字大木，為鄭芝龍之子。當清軍入關、明朝瀕臨滅亡之時，鄭芝龍等人擁立唐王，於福州建立政權。唐王相當賞識鄭成功，賜姓朱，改名成功，因此大家都稱呼鄭成功為「國姓」或「國姓爺」。 滿清軍隊在渡過長江以後，作戰並不順利，因此，便以高官厚祿來引誘手中掌有兵權的鄭芝龍投降，這一招果然讓鄭芝龍動心，鄭芝龍便投降清朝。鄭成功在其父尚未投降清朝時，便力阻其父投降，然而，其父還是不聽其勸告而投降清朝，但是鄭成功繼續堅持抵抗清朝。鄭成功自永曆元年（西元1647年）正式進行反清復明的活動以來，在中國東南沿海與清軍對抗了十餘年，永曆13年鄭成功自金陵敗退，10月又退守廈門，此時的鄭成功知道，如果要與清軍作長期的對抗，訓練兵士和籌備糧食都需要再做長期的打算，再加上廈門和金門容易被清軍再度進攻，因此，鄭成功不得不開闢另一個反清復明的新基地，以便能長期抗清。台灣漢人在荷蘭人的統治下，生產出豐富的稻米，不但可以自給自足還可以外銷，提供軍糧絕沒有問題，此外，台灣自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以來，已成為東亞貿易據點，有可觀的貿易利益，而其地理位置距離中國又適中，進可攻退可守，在這些原因下，鄭成功決定攻取台灣，作為反清復明的新基地。 另外又由於在台灣的漢人何斌來歸，詳細告訴鄭成功台灣荷蘭人的相關情報，其後鄭成功又與部將討論進攻台灣的事項，鄭成功決定在永曆15年（西元1661年）正月東征台灣。

牡丹社事件是台灣發展史上的轉折點，在這之前清政府對台灣一直採取封山禁海的消極治理政策，在這之後，清政府開始認識到台灣海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開始重視台灣的建設。日軍侵台之後，清政府首先任命沈葆楨為駐台欽差大臣，開始了解牡丹社事件發展的狀態以及尋求解決的方式，事件告一段落之後，沈葆楨上了一篇萬言建議奏章，建議清政府在台灣增設新的行政區，重視台灣防務，並推展台灣的建設。 清政府接受沈葆楨的建議，開始積極推展台灣的海防建設、並推行一連串開發台灣的政策，例如首先廢除中國渡台耕墾的禁令，並在廈門、汕頭及香港等地設招墾局，由官方提供船費、口糧，招募閩粵人民渡台耕墾。此外，販賣鐵、竹兩項也一律弛禁。而開山撫「番」、台灣行政區域重新劃分等措施，也都是為了因應新的台灣局勢而所推行的政策。清政府這些新的改革政策都為台灣發展注入新活力，也讓台灣煥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