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的改革思想也傳播到羅馬教會所在的義大利半島，已有人察覺羅馬教廷的道德敗壞與各種弊端，不少當地的教士也承認教會改革的需要與急迫性，甚至有教士公開宣揚新教的改革主張。1534年保羅三世（Paul Ⅲ，1534-1549）被選為教宗，致力於宗教和道德的改革，整頓神職人員，並且實行嚴格的書籍檢查制度與宗教裁判。1545年，opd 首度在特稜特（Council of Trent，1545-1563）召開會議，以解決宗教改革以來的紛爭，之後的教宗朱利三世（Julius Ⅲ）、庇護四世（Pius Ⅳ）仍持續召集新舊教徒在特稜特召開大會。直至1563年，教會終於確定︰教士獨身、宣佈重罰納妾之神職人員、七聖禮之不可廢……等主張，改革以增進教士的道德與紀律為主要目標。 在特稜特會議期間，羅馬教會內部有不少進行改革的修會，他們絕大多數都擁有無比的愛心與行動力，同時能忍受惡劣的環境與嚴格的規律，以實際的行動來從事各類服務工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改革者是西班牙的羅耀拉。羅耀拉原本是個軍人，在因傷休養的期間，深受基督及聖母的感召，決定奉獻一切給上帝。1522年，他在聖母面前發誓永守慈悲與貧窮的信條，就過著苦行的修士生活，三十三歲那年，更決心以教育磨練他的心志，認真研究哲學及神學，此時，他已經有了跟隨者。西元1537年，他和他的跟隨者希望能將自己奉獻給教皇，羅耀拉稱呼他的小團體為「耶穌的武士」，終生為反對不相信及離異份子而戰。1540年，教宗認可了這個團體，承認耶穌會是羅馬公教的正式修會之一，可以設立修院、招收修士、從事傳教等工作。1547-1552年間，羅耀拉制定了耶穌會的規律，欲加入的人必須經歷兩年的學習，而且要求對上帝絕對服從，經過嚴格的精神鍛鍊與從事低賤的工作，以確定這些學員都是能幹且進取的人之後，才可以進入下一階段。開始學習數學、古典文學、哲學及神學等，以培養成為一般的修士，或是有機會可以出任高級的神職。嚴謹的訓練過程，能確保培養出一群學識淵博而且充滿宗教熱忱的傳教士。羅耀拉以嚴厲的權威指導他的小團體在世界各地的行動，他本人也過著嚴苛的生活，一把果核、一片麵包及一杯水就能維持生命。歐洲只是耶穌會活動的一小部份，他們還派遣教士到前往亞洲、美洲、非洲等地傳教，他們忍受每一個苦難，視之為上帝的禮物，他們忠於職守，照顧弱者，同時又有良好的教養與風度，因此為羅馬公教爭取了不少信徒，例如︰明末到中國傳教的利瑪竇也是耶穌會傳教士，他豐富的學識贏得了不少當時中國士大夫的讚賞，進而接受羅馬公教的洗禮，開啟了明末清初中西文化的交流。在羅耀拉去世前，至少已有一百所耶穌會學院，學院以古典文學為基，並以拉丁文教授，同時強調人格教育。祈禱、默思、懺悔、聖餐、彌撒及神學之外，每日再三地教誨，施以嚴格的訓練，加強對宗教的熱忱。因此，雖然耶穌會的組織並不大，但耶穌會的聲望及影響力漸增，被認為是天主教改革最輝煌的成果。

西元570年穆罕默德生於阿拉伯的麥加古來氏（Quraysh）部落的哈希姆家族，632年在麥地那城歸真。穆罕默德出生前父親就過世，六歲時候，母親也過世，後來由祖父和伯父相繼扶養。穆罕默德年幼時替人放牧，據說12歲時，隨祖父和一支載運乳香、絲綢的駱駝商隊往來於巴勒斯坦、敘利亞這些地方。25歲這一年，他受雇於麥加一位年長他多歲的富孀赫蒂徹（Khadija），幫她經營商務，同年與她結婚，這一段婚姻維持了25年。

從《古蘭經》經文中可得知伊斯蘭教有六大基本信仰。一、信仰真主阿拉，祂的神聖性是絕對的，獨一無二；二、信仰天使；三、信仰經典，相信它是真主的最後一部經典；四、信仰使者，相信穆罕默德是真主的最後一位使者；五、信後世，相信死後復活和末日審判；六、信前定，相信宇宙一切人、事、物的發生都是真主安排和事先制定的。接受這六大信仰，就是伊斯蘭教的成員，但要成為一個完整的穆斯林，更要確實遵守五項宗教功課（Ibadat），這是穆斯林必須履行的基本責任。中國通稱五項宗教功課，念、禮、齋、課、朝為五功。「念」功，為五功之首，主要是指唸誦「清真言」或「作證辭」及一切讚頌真主的經文。其中心誠口服地唸誦清真言（al-kalimahal-Tayibah）：「萬物非主，唯有阿拉，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使者」，這是最基本的念功。「禮」功，又稱為「拜功」是信仰的支柱，指穆斯林面向麥加克爾白天房誦經、祈禱、跪拜等一套宗教儀式的總稱，它可以分為日禮、聚禮、會拜三類。最為人所知曉的是，每日五次的禮拜，為晨禮（破曉時）、晌禮（正午過後）、晡禮（太陽偏西時）、昏禮（黃昏）、宵禮（入夜），五次禮拜各有其特有的時間和儀式。此外，星期五的「主麻日聚禮」（Jumuah），所有穆斯林聚集在一起禮拜，可以彼此相互了解，也可以激發團體意識。「會拜」每年兩次，在開齋節（教曆10月1日）和宰牲節（教曆12月10日）各一次。禮拜是使人完全成為穆斯林的一種訓練課程，令人可想到自己與真主間的約定，感覺真主就在面前。「齋」功，每年伊斯蘭教曆的拉瑪丹（9月）全月齋戒。封齋期間，每天從破曉到黃昏，一般穆斯林不論如何飢餓口渴，完全都不能飲食。透過齋戒，穆斯林可以學會克制慾望，磨練心志，清心寡欲，獲得責任感和忍耐精神，並堅定信仰。「課」功，即繳納定量的課稅。如果穆斯林經濟狀況超過某一定特定水準，必須從他每年現款盈餘提出千分之二十五給一位值得幫助的人，施捨越多，真主給他的報償也越大。穆斯林可以藉此培養犧牲精神，免於自私及過度追求財富。「朝」功，即穆斯林在條件允許下，一生應朝覲麥加一次，如果不行可雇請別人代替朝覲。踏上先知出生之地，是穆斯林一生的夢想，完成朝功的穆斯林可以獲得「哈吉」（hajj）的榮譽稱號。朝覲季開始於伊斯蘭教曆的十月一日，為期70天，在教曆12月朝覲月的8日至12日期間朝覲，稱為「大朝」或「正朝」，其他時間朝覲稱為「小朝」或「副朝」。朝覲儀式：穆斯林先在規定地方受戒，遊轉天房，夜宿米那（效法先知在此休息），進駐阿拉法特平原上做禮拜，在薩法（Safa）和麥爾臥（Marwah）兩山之間來回奔跑七次。保衛伊斯蘭信仰，雖然不是基本教義，但古蘭經和聖訓卻一再強調其重要性。若宣稱信仰伊斯蘭教，則必須保衛伊斯蘭教，「聖戰」（Jihad）是護教的一部份，其意思為盡一己之力而奮鬥。但就教法（Shari’ah）而言，聖戰是指完全以真主之名與壓迫伊斯蘭教的敵人作戰，逃避此責任就是罪人。

天主教自南部北上傳教的過程中，何安慈神父是北部開教的關鍵人物。1853年他出生於西班牙塞戈維亞省的一個小村落。1868年進入西班牙陶雷多奧加捏玫瑰省道明會修道院。何神父晉鐸之後，奉派前往台灣傳佈福音，先經福州和廈門，於1879年抵達打狗(高雄)。1880年他奉命接替吳萬福神父(Vicente Gomar)開教的羅厝本堂。1881年何神父前往沙崙仔本堂(今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那是王靈牧神父(Jose Nebot)於1875年開設的道理廳，作為羅厝及台南間的中途站。何神父在那裡建立會院，並完成了越南籍的甘若瑟神父(Jose Kang )未蓋完的教堂。1882年何神父耗資一千二百圓在羅厝建教堂及神父居所、道理廳，但此廳後來傾倒，1887年他再撥出一百四十圓建立新的道理廳。同年何神父前往台灣北部開教。何安慈神父之所以往北部傳教，與當時已在北部傳教活躍的基督教長老教會的內部糾紛有關。有些長老教會的信友與馬偕(George Leslie Mackey)牧師發生爭議，而至羅厝邀請天主教前來台北傳教。何神父先派人北上觀察，並獲得區會長良方濟神父的同意與指派，於1887年三月，在傳道師阿論先(Celedonio A-Lun-Sien)的陪同下到達州內(蘆洲)，1888年成立和尚洲天主堂。1889年何神父在台北大稻埕新店尾(今日圓環附近)買地建教堂，一直使用到1905年。除了和尚洲、大稻埕之外，何神父也曾在滬尾(今淡水鎮)附近的興化店(今北縣三芝鄉興化村)開教。但後來派任此地的神父卻面臨到當地長老教會教友的排斥。何神父曾應小基隆(今北縣三芝鄉)庄長之請，舉辦了一次成功的佈道會。但此事過後，派去的傳道員仍常與當地長老教會信眾發生衝突。1905年雷賽逸(Blas Saez Adana)神父受命為廈門主教，他徵召何安慈神父為副牧，前往共事。1922年，何安慈神父在廈門逝世，享年六十九歲。他一生中有二十六年的歲月是在台灣傳道。

醫學博士馬雅各(Dr.James L.Maxwell)醫師，於1865年5月28日正式受英國蘇格蘭長老教會海外宣道會所派，在臺灣南部的打狗(現今高雄)登陸。和他同來的尚有杜嘉德(Rev. Carstairs Douglas)與威利(Rev.Alexander Wylie)兩位牧師，以及吳水文、陳子路、黃嘉智三位漢人信徒為助手。他們來到臺南府城西門外的看西街租屋，並於1865年6月16日開始設教行醫。後來因為臺灣人以為馬醫生以病人的心肝配藥施醫，或奉耶穌的名念咒挖出死人的眼球等等，遭百姓包圍住所，並以石頭攻擊，官府亦下令他們離開府城，於是被迫到打狗的旗後(旗津)，繼續佈道行醫，成效不錯，並有高長等最初的信徒四人。 1865年11月由英國商人必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帶領馬雅各醫師進入旗山附近的木柵、拔馬和台南附近的玉井、左鎮、崗仔林等平埔族地區傳教而大受歡迎，並設立教會。1867年在埤頭(鳳山)成功的設教。1867年12月13日首任駐臺牧師李庥(Rev. Hugh Ritchie)偕夫人抵達打狗，他是屏東、阿里港、東港及東部教區的開拓者。1868年馬雅各醫師又將傳教中心自打狗移往臺南府城，積極在此進行醫療傳道。 1871年12月10日甘為霖博士(Rev. Dr. William Campbell)來台，來臺傳教47年之久，是澎湖和嘉義教區的開拓者。南臺灣長老教會傳入會被當地人的認同到接受大部分還是因病而得信，因此，醫療傳道是長老教會得以傳入臺灣的關鍵因素。偕叡理博士(George Leslie Mackay)(又稱馬偕)是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師，是北台灣長老教會最早引進者。他的傳教過程： (1)1872年3月7日抵達打狗，隨即由李庥牧師及德馬太醫師(Dr. Matthew Dickson)由海路來北部。 (2)1872年3月9日登陸淡水並和李庥牧師約定以大甲溪為界，以北區域屬於加拿大長老教會之宣教區。 (3)1872年4月10日於淡水租屋設教(開設淡水教會)。 (4)阿華(嚴清華)為馬偕牧師第一位學生。 (5)1872年9月26日收吳寬裕、王長水、林杯、林孽等人為弟子，並且率領他們經內港(台北)、錫口(松山)、水返腳(汐止)及雞籠(基隆)等地為人拔牙與傳教。 (6)1873年2月9日為嚴清華、吳寬裕、王長水、林杯、林孽等五人洗禮，是北部長老教會的第一批信徒。 (7)1878年5月27日馬偕牧師在淡水英領事館，和五股坑的張聰明(漢人)結婚。

佛教壁畫中最有名的，就是敦煌的千佛洞。敦煌在甘肅省，?古代絲路上的重要城市。這個地區的人，由於信仰佛教，就模仿印度的習慣，在鳴沙山開鑿了許多洞窟，在洞裡面畫起佛像來供奉。敦煌的洞窟，從北魏至明朝，經歷許多朝代的經營，保存了約一千年的繪畫資料，極其珍貴。敦煌壁畫的風格經歷幾個時期的轉變：早期為印度風格的佛教故事畫，之後漸漸融入中國式的人像造形、服裝、建築形式，甚至融入中國原有的本土宗教和信仰，混合成一個新的神話世界，繪畫風格也由描繪神佛，轉而開始描繪現實生活。唐代以後，畫家以皇室宮殿作為藍圖來想像佛教世界的「淨土」(幸福的地方)，因此，原來的印度宗教畫，就變成唐代的宮廷寫實畫，這些壁畫就成為研究唐代宮廷生活的資料

馬丁路德出生在德國中部撒克遜（Saxony）的一個天主教農村家庭，家中生活清苦，父母勤奮而節儉，對路德的管教嚴格。在父親漢斯的栽培下，路德刻苦自勵進入艾福特（Erfurt）大學，原本專攻文學，後來修讀法律，期望能成為律師。西元1505年，路德與朋友在前往艾福特城的途中，突遇暴雨，一個雷擊從天空劈下，竟擊死了身旁的好友，路邊的樹木也著了火。路德在驚恐萬分之餘，便向上天禱告︰「神啊，若能得到您的恩助，我將獻身於您啊！」路德平安得救後，不顧父母反對，放棄法律，轉而攻讀神學，並且毅然進入修道院，立志遵守安貧、守貞與服從的戒律，終生為上帝服務。路德原本希望能藉著修道院的苦行生活，以求得心靈上的解脫，但路德仍不時感到困惑，從未有被上帝赦免的感覺，反而覺得自己背負著沈重的原罪。在此期間，路德大量研讀聖經、神學著作等，並且接觸了不少十四、十五世紀的神秘論著。這些被當時教會視為「異端」（Heresy）的神秘主義者，幾乎都主張不必理會大部分教義，不必注重儀式，宣稱不需教士或聖事的助力，即能接近上帝等。當時教會則堅持必須要有權威性的領導，以避免陷於個人的幻想與理論的混亂中。例如︰十四世紀英國的韋克力夫（John Wycliffe，1320-1348）教派便反對教士的獨身生活、崇拜偶像、朝聖的遠行，反對為死者祈禱、教會的財富及捐獻，反對崇拜聖物、告解的必要等；並且主張人人都應經常閱讀聖經，並且應遵守其中規定。另外，在波希米亞的約翰胡斯（John Huss，1373-1415）受到韋克力夫的啟示與影響，亦反對幻想式的崇拜、耳聽式的告戒和繁文縟節的宗教儀式，攻擊教士的聖職買賣罪，並指責神職人員對洗禮、分娩、奠祭、婚姻或喪葬等事收取費用，這些主張導致胡斯被處以火刑。但他的理論影響了整個日耳曼，其中也包括馬丁路德，路德因而對現有的神學理論與解釋產生了質疑與困惑。某日，他被羅馬書一章十七節的一句話所震驚：「義人必因信得生。」只要信仰上帝，便能與上帝和好，這句話成為他宗教改革理論的根基。1508年，路德被聘為威丁堡（Wittenberg）大學的教師，不久又取得了神學碩士學位。1512-1517年之間，他對宗教的觀念已漸漸與羅馬教會悖離，而真正點燃路德怒火的是贖罪券的販售。一位名叫泰澤爾（Tetzel）的修士，為了重建羅馬聖彼得大教堂，擴大發行贖罪券。當時的教宗李奧十世生性闊綽，負債如山，為了開闢財源，也同意泰澤爾的點子，並且發布教令，在歐洲各國出售「贖罪券」，許多愚夫愚婦爭相購買，以為能得到拯救。正當教會前往日耳曼的威丁堡販售贖罪券時，管轄此地的日耳曼撒克森的腓特烈（Frederick the Wise）侯認為贖罪券的販售是一種非法斂財的行為，不但禁止教會進入其境內販售贖罪券，也禁止其境內的人民購買。當時在威丁堡大學任教的馬丁路德得知這個消息，也十分憤怒，以拉丁文發表了反對贖罪券發售及贖罪券無用的「九十五條論綱」，並在1517年貼於威丁堡教堂門上，揭開宗教改革的序幕。九十五條論綱被大量印刷，而且被譯成德文，廣泛流傳。路德大膽向教宗及教會的權威挑戰。

土地公的信仰由來已久，在很久遠的上古時代，人們還沒有足夠的知識、能力與大自然對抗，對於未知的大自然有著敬畏和感謝的心情，一方面害怕山川之神或日月星辰的神明降災禍，另一方面，他們相信掌管土地的神明，可以控制農作物的豐收與歉收。所以為了表示對掌管土地神明的尊敬與感謝，因此祭拜土地神，祈求保佑耕作順利。人們把掌管土地的神明稱為「社」，在商、周時期是以「示」這個字當作「神」字使用，所以「社」這個字拆開來就是「示」和「土」，表示「土地的神」的意思，「社神」也就是中國的土地神。在古代，「社」除了表示土地神，也可用來表示祭祀的場所，祭祀場所會以立石或種樹表示，所以許多土地公廟旁都會種植大樹，甚至田在田裡頭會以石頭代替土地公。每當清明節掃墓的時候，總要先祭拜墓旁邊的「后土」，大家都將「后土」視為土地公。《史記》中記載：「湯以伐夏，祭告后土」，「武王以伐商，祭告后土」，可見夏商周時期，后土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國家有何大事都需祭祀告知后土。在其他許多古書中都有提到「后土」一詞，有的認為是人名，有的認為是神名，也有說成是官名，但不管怎麼說，「后土」都是與土地的崇拜或祭祀有關。「后土」既然是掌管土地之神，當人們面臨親人死亡要安葬造墓時，就必須在墓地的旁邊祭拜后土神，除了祈求后土神能允許在土地開工外，也希望后土神能幫忙守護這個墓地。

關於伊斯蘭婦女的面紗，有兩種對立觀點，有人認為面紗為伊斯蘭婦女受迫害的象徵，面紗使婦女與外在社會隔絕；另外有人說，不允許伊斯蘭婦女戴面紗是卻乏多元文化的包容性，是宗教迫害、種族歧視。1970年代後期興起於伊斯蘭世界的「重戴面紗」（Re-veiling）運動，重拾伊斯蘭傳統服裝的女性，代表了穆斯林對自身文化、宗教內涵的重新瞭解，也表達了強烈情感的文化選擇象徵，給予社會正面價值。「面紗」（Hijab）除了是宗教信仰上的表現外，也代表穆斯林社群與信仰上的認同。藉著重戴面紗的運動，扭轉了伊斯蘭婦女對「面紗」的原本看法，並注入更深的宗教信仰認同。穆斯林女性將面紗視為宗教信仰（甚至是民族意識）的象徵，也認同面紗的社會穆斯林女性重新戴上面紗後，與異教信仰者和不同族群有所區別，也代表了對宗教信仰的忠誠。然而重戴面紗之舉，在非伊斯蘭國家仍引起不少爭議，例如：在教室中是否可以戴面紗，在法國引發長達十年的爭論，而2005年2月，法國通過法令—禁止在公立學校佩帶明顯的宗教飾物，以維護政教分離的政體。而此法令是否會引起其他國家跟進，仍值得觀察。

由於尼羅河兩岸缺乏良好的建築木材，勞動者通常使用蘆葦、紙草、黏土等河岸邊容易取得的物品燒製成泥磚，建築房屋。貴族及富人多採用茅草、泥磚及灰泥作為主要的建築材料，牆壁上通常繪有壁畫。法老的原意是「大的房屋」，古埃及人的住所不管是國王住的宮殿、貴族的別墅或者平民住的房屋，皆以泥磚建造，神廟、金字塔則由石頭築成，以象徵法老死後「永恆的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