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菜系之中，並沒有北京菜。不過北京身為“首善之區”，為了滿足歷代皇室、士大夫和商賈等各階層人士的飲食需要，因此集中了大江南北最豐美的食品﹔同時，作為中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北京又得以不斷地吸收國內外飲食的精華，形成了五花八門、南北風味皆有的地區。所以說北京的飲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歷代中國飲食文化的最高水平。北京菜又稱京菜，是由具北京風味的山東菜、市肆菜、譚家菜等、民族清真菜和宮廷五種風味的菜肴組合而成。北京地方風味菜主要由魯菜轉化而來，又受到其他菜系的影響，所以品種、口味均有變化。如砂鍋居的白肉菜係本是滿洲風味，全聚德烤鴨來自山東，東來順、鴻賓樓、烤肉季等則為自成體系的回族風味。此外，京菜的“重要成員”──官府菜，以譚家菜和厲家菜為主，是由一些頗講究飲食的南方漢族官僚或滿洲貴族由府邸家廚的手藝發展而來。京菜最上層的宮廷菜，則是經過歷代御廚不斷改善的產物，它揉和滿漢，品種繁多，極為精緻鮮美。歷經百年的發展，現在“北京烤鴨、宮廷菜、譚家菜、烤肉、涮羊肉”並稱為北京五大傳統名菜。宮廷菜代表－北京的”仿膳飯庄”是中國第一家專營正統宮廷風味的著名飯庄，開業已70餘年，最初是由宮廷御膳房的廚師所開設。多年來它把挖掘和發展宮廷名菜作為經營宗旨。“滿漢全席”是它獨有的最佳菜肴。這種當年的宮廷御膳，始於乾隆年間，那時正處於所謂“康乾盛世”，清帝把全國進貢的滿漢名菜集中起來，大辦筵席，賜宴群臣。他們把宮中滿席與漢席的特色融為一體，在同一宴會上出現，形成了包括“禽八珍”、“海八珍”、“山八珍”、“草八珍”等為主的滿漢全席。經過滿漢名廚的精心烹製，做出134道熱菜，48道冷葷以及點心、水果等等。可謂匯合了滿、漢、南北品味之精華，豐富多彩，蔚為大觀。應該說這是中國飲食文化的最高檔次。直到當代恢復了這種宮廷御宴之後，博得了中外客人的贊揚，認為這是中國飲食文化的一絕。尤其仿膳飯庄不僅在飲食上學習宮廷，連內部裝潢、服務生的穿著等都能讓人感受到猶如置身在古代宮廷中用餐。官府菜代表－在官府菜中最著名的是譚家菜。譚家菜流傳到社會上來後，有人說：戲界無腔不學譚（譚叫天即譚鑫培），食界無口不誇譚（指譚家菜）。譚家菜出自清末官僚譚宗浚家中，流傳至今，已有百餘年歷史了。譚宗浚一生酷愛珍饈美味，作京官時，便熱衷在同僚中相互宴請，而譚宗浚之子譚瑑青講究飲食更過於其父。所以譚家常不惜重資禮聘京師名廚，將技術學到手，隨請隨辭，不斷吸收各派名廚之長，精益求精，獨創一派。不過可惜譚宗浚後期，因仕途不順，鬱鬱而終。最後，譚瑑青落到了這樣的地步：不得不將自家大名鼎鼎的譚家菜拿出來變相營業，以獲得一些收入，補貼入不敷出的家用。譚家菜就是這樣逐漸流入了社會，並且名聲日噪。食界無口不誇譚之說，便是出自這一時期。涮羊肉代表－涮羊肉是源自蒙古的回教清真菜，此菜的炊具?做法?吃法均十分獨特。火鍋既是炊具又是食具﹐吃時以生料上桌﹐邊涮邊吃﹐味道異常鮮美獨特。在北京最出名的涮羊肉就是具有百年歷史的「東來順飯莊」。東來順創建於1903年，具有選料精、糖蒜脆、調料全、火鍋旺這四大特色，所以北京人說「涮羊肉，何處嫩，要屬東來順」。東來順的羊肉是從內蒙古來的大尾巴綿羊肉，由刀工精湛的廚師切出既薄又整齊的羊肉片，這樣精緻的羊肉片涮過後既沒有羶味也不油膩，再沾上東來順講究的調料實在是非常好吃。烤鴨代表－北京有一句順口溜：「不到長城非好漢，不吃烤鴨真遺憾」。北京烤鴨是以北京特產填鴨烤製而成，曾是元?明?清歷代宮廷御膳珍品。後來傳入民間，成為京菜之首，獨步中國食壇，譽滿全球。著名的全鴨席即是以烤鴨為主菜設置的，北京有名的烤鴨店有很多家，其中以「全聚德」、「便宜坊」等名氣最為響亮。全聚德於清同治三年（1864年）開業，創辦人是楊全仁，烤鴨的製作方式是掛爐烤鴨，即直接將鴨子掛在爐內，以果木燒烤，所以烤出來的鴨子呈棗紅色﹐外皮像綢布一樣光潔漂亮﹐吃起來皮脆?肉嫩?香酥?細膩，用荷葉餅塗上甜麵醬放上片好的鴨肉和蔥條，是最適合的吃法。便宜坊與全聚德一樣都是上百年歷史的老店，賣的也是烤鴨，但是作法卻完全不同，它是燜爐烤鴨，靠的是燜的功夫在鴨肚內灌入老湯，使其外烤內煮的過程中受熱均勻，這樣燜出來的烤鴨才會好吃。烤肉代表－「烤肉季」是有名的烤肉大餐，在這裡以烤羊肉為主，所用的羊肉都是駱駝隊經張家口外馱進來的羔羊，羔羊吃的是壩上的草，所以吃起來不僅肉質鮮嫩，且不會有羊羶味，經過調味烤熟後香味四溢，肥瘦肉搭配得宜。

閩菜由於靠海，所以有著眾多的魚類料理與點心製做法，福建的氣候又適合甘蔗的生長，使得蔗糖在福建較容易取得，讓閩菜的香甜滋味獨樹一格。近代又因為成為通商口岸，因而有許多西方的調理技術也跟著被閩菜所吸收。閩菜的共通特色，就是愛用海鮮，調味料的種類繁多，除了常見的蔥、薑、蒜等外，芥末、橘汁、沙茶等等，都是閩菜的調味料。菜餚口味香鮮、酸甜得宜、清鮮溫和。 閩菜又可細分福州、閩南、閩西三小系，福州菜以清淡為特色，湯鮮味美；閩南菜香甜，多用沾醬與佐料，台灣菜的前身。閩西則是較為鹹辣，與客家風味相近。烹法以溜、蒸、煨、炒、糟為主流。

1368年明軍佔據大都城，元朝滅亡，明初以南京為首都，故北京不再是全國首都的狀況一直持續了30多年，一直到靖難之變後，成祖即位才有所改變。 由於惠帝朱允炆採納大臣黃子澄等人提出的削藩策略，導致燕王朱棣以誅奸臣、清君側為名，發動”靖難之變”，最終取得了帝位，建元永樂。朱棣在取得帝位後就有遷都之意，首先1403年下詔改北平為”北京”，稱”行在”；並從1406年開始大規模營建北京城，到1420年建城工程基本完工。1421年正月初一，明朝正式遷都北京，廢”行在”之稱，改北京為”京師”，改原京師為南京，作為陪都，北京再次成為全國的首都。明成祖遷都北京的原因如下：1.為了加強對北方蒙古族的防禦力量，鞏固明政權；2.北平是朱棣建立帝業的根據地；3.北平具有優越的地理條件和悠久的建都歷史。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礎上改建而成的，它自外向裡有四重城垣，即外城、內城、皇城和宮城，在永樂年間完成內城、皇城和宮城的建築，外城是在1553年在內城以南加修的，原本應是在內城四周均加築外垣，不過由於財政困難，故只加築了南城牆，結果北京城的平面圖就形成一”凸”字形。北京城的中心就是宮城，是天子居住的地方，因為禁止普通百姓進入，這宮殿也被稱為「大內」，亦稱「紫禁城」。「紫禁城」名稱的由來，係根據天文學的觀點來看，古人應為天上所有星體是以「紫微星」為正中心。紫微星垣（即北極星），位於中天，眾星環繞，位置不變，古人認識此乃天帝所居之處，稱紫宮，並以「紫微正中」之義，來象徵人世間帝王之居所，加上皇帝的宮殿乃屬禁地 ，因此明、清皇宮就有「紫禁城」之名。

遶境進香活動的序幕是從元宵節揭開，在農曆元月十五日元宵節晚上「擲筊」確定進香出發日期和時辰。大甲媽祖進香的過程中，以「起駕」、「坐殿」、「祝壽」、「割火」、「插香」、「回鑾遶境」、「添火」構成進香活動七部曲。花八天七夜以徒步方式行經台中、彰化、雲林、嘉義四個縣，十五個鄉鎮，六十多座廟宇，全程約二百七十九公里。 第八天媽祖回駕大甲鎮瀾宮，是遶境活動最後的高潮，進香團們進入了大甲市區，會在各街道遊行，當天大甲居民也會準宴請親朋好友，所以媽祖回駕是大甲鎮最熱鬧的一天。大甲媽祖的進香活動，除了徒步外，各種交通工具都派上用場，如自行車、三輪車、貨車、轎車、遊覽車等。尤其是自行車隊，要求謹嚴，隊員一律穿制服、手戴白手套，是「進香示範隊」。每天在媽祖神轎停留的廟宇前組成隔離牆，方便大轎班行禮入宮停駕，可說是媽祖的「鐵衛」。遶境進香隊伍有「天上聖母」神轎班、轎前吹、三十六執士、哨角隊、神童團、太子團、彌勒團、福德團、繡旗隊、頭燈、頭旗等陣頭，來自全國各地的信徒自行組成，隨同「天上聖母」遶境進香。隊伍中造型最特別的就是進香團的急先鋒—報馬仔，他頭戴斗笠，身穿羊毛襖，左腳穿草鞋，腿上還貼著臭皮膏藥，捲起褲管赤腳走路，左手拿著長長的涼傘、掛著豬腳和韭菜走在隊伍的最前面，沿途敲鑼通知居民準備香案迎接媽祖，負責察看前方路境是否安全，隨時回報路況。報馬仔的滑稽裝扮在熱鬧的遶境隊伍中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清雍正八年（1730年）福建省莆田縣湄洲林永興，自湄洲祖廟奉請天上聖母神像來台，在大甲定居，當時很多人們虔誠信奉湄洲媽祖，紛紛前來參拜，聖蹟靈驗。地方人士見香火鼎盛，徵得林氏同意，於雍正十年興建小祠奉祀。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改建為「天后宮」。乾隆五十二年(1787)，地方人士發起獻地重建，並且正式定名為「鎮瀾宮」。清朝時期鎮瀾宮有湄洲進香的活動，大約每二十年就會號召信徒一起到湄洲進香。當時是從大安港搭船直接駛往湄洲，這項活動一直延續到日治期間，大安港廢港，總督府嚴禁台海兩岸往來，湄洲進香的活動也就停頓了下來。後來，因北港朝天宮供奉聖父母(媽祖的父母) ，鎮瀾宮改往北港進香。民國七十七年，鎮瀾宮董監事會決定，改往嘉義新港奉天宮，取消了最具神秘的刈火香擔，純粹遶境與進香而已，活動名稱由「北港進香」改為「遶境進香」。

最初，當日本接管台灣，各地發生武裝抗日時，謠傳教徒與日軍勾結，而出現民眾攻擊教會的事件。直到日本控制台灣後，天主教的傳教工作才有所改善。總督府對台灣原有的宗教及基督教，原則上一律不加干涉，因此天主教的傳教工作進展順利。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幾乎與在臺傳教士的祖國－歐洲國家對立，因此總督府對天主教的政策由放任轉為嚴密監控。1939年日本政府頒布「宗教團體法」，將各宗教團體粗分為神道、佛教、基督教三類，以有效控制各宗教團體。1941年日本天主教組成天主公教會，台灣天主教也不得不加入日本天主公教會，成為公教會下的台灣教區，接受日本教會的指揮。後來，在皇民化政策下，台灣天主教在1942年加入「台灣基督教奉公會」。此時期台灣天主教的發展，據1940年教務統計，全臺共有14個堂區，信徒總數9737人。另設有靜修女學校，及高雄與羅厝2處孤兒院。

古埃及是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活動的國家，依照河水的漲退，一年分為三季：漲水季、退水季和收穫季。河水上漲時，正好可以進行農業以外的大型建設，退水時則從事播種活動接著等待收穫。農民以實物繳稅，供法老、貴族階級和祭司享用。

與神社參拜政策互為一體兩面的，就是「寺廟整理運動」，日人拆除台灣舊有民間信仰的寺廟，獎勵各街庄以參拜神社取代傳統信仰，很多漢人信仰受到壓迫，甚至沒收寺廟的神像集中焚毀，稱為「神佛升天運動」。1938年台灣總督府召集各地方官會議，授權地方政府開始整頓寺廟，有關寺廟整理的原則為：一、寺廟以全廢為原則，但過度時期可一街庄保持一寺廟；二、舊有慣習中的祭祀活動的改善以及寺廟管理的行為須盡量合理化；三、祭祀的神明應改為純正的佛教或道教的神佛；四、寺廟的建築物必須漸次改為佈教所或寺院型態；五、被廢止的寺廟及神明會等宗教團體，其財產另外組織教化財。日人實施寺廟整理運動的原因，事實上與其因應戰爭爆發的政策有關：一來是為了排除皇民化運動的障礙，為了徹底根植臺灣人敬神尊皇的思想、神社參拜、大麻奉齋、日本式的生活普及等觀念，與台灣人日常生活的冠婚葬祭、年中行事等不可分割的寺廟，就變成皇民化最大的妨礙。二來台灣傳統的信仰可以說是「支那的信仰」，把中國的思想從台灣掃除是必要的，尤其是中日戰爭爆發之後，中國與日本是敵對的關係，中國的色彩變成疾病一般，在台灣被窮追猛打。寺廟的撤廢、神佛像的燒毀等等，是掃除從中國來的迷信很重要的象徵。其三，地方官廳對於寺廟或神明會龐大的財產都相當在意，若是寺廟整理之後，這些財力對神社的建造、國語講習所或集會所的建設，甚至可以轉為其他社會教化事業的利用，寺廟整理當然成為刻不容緩的事情。剛開始整理寺廟時，台灣傳統寺廟的各種神像，凡是泥塑者均被摧毀，木雕的除了部份送政府研究單位典藏外，大部分都被燒毀，寺廟則是被拆除，各種祭祀器具都被毀棄，如果能夠獲得保留的寺廟，還得將寺廟的屋脊兩個角拆除，讓寺廟變成日本式的建築物。廢除寺廟的行動實施後，引發民眾的不安，在台灣的日籍僧侶及學者，都不主張以強迫的手段整理台灣的傳統寺廟，1939年日本國會議員即質詢過這個問題。只是台灣總督府的目標是藉著皇民化運動讓台灣人的精神日本化，在日人看來，寺廟與迷信的整頓，不可諱言是皇民化運動的一環，只是這個措施雖然有助於陋習的改良，卻往往引起更多的民怨。很多寺廟為了自保，紛紛加奉佛教的神祇如觀世音菩薩、釋迦摩尼等，以免被拆除。1936年起，地方也發起改變台灣傳統廳堂配置與祭祖習俗的運動，台南州東石郡鹿草庄的後堀、麻豆店兩個村落，舉辦了「牌位燒毀儀式」，總共有1224座牌位堆積在焚燒場中，由僧侶舉行盛大莊嚴的焚化儀式，從此之後各地紛紛起而效尤，不僅祖宗牌位，連神佛像與掛軸都難逃燒毀的命運。

西元570年穆罕默德生於阿拉伯的麥加古來氏（Quraysh）部落的哈希姆家族，632年在麥地那城歸真。穆罕默德出生前父親就過世，六歲時候，母親也過世，後來由祖父和伯父相繼扶養。穆罕默德年幼時替人放牧，據說12歲時，隨祖父和一支載運乳香、絲綢的駱駝商隊往來於巴勒斯坦、敘利亞這些地方。25歲這一年，他受雇於麥加一位年長他多歲的富孀赫蒂徹（Khadija），幫她經營商務，同年與她結婚，這一段婚姻維持了25年。

1948年以色列在中東建國後，歷經4次中東戰爭，在美國斡旋下於1978年簽訂了「大衛營協定」，但仍未解決以色列與阿拉伯之間的紛爭。其中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間因領土、宗教等長期問題，衝突嚴重，恐怖活動層出不窮，從早期零星的個人式自殺行動，進而演變成有組織、有計畫、有訓練的大規模恐怖活動。1993及1995年以、巴間的兩次奧斯陸協定（OsloⅠAccord 、Oslo Ⅱ Accord），曾替中東的和平開啟曙光，1995年新的巴勒斯坦當局已獲得約旦河西岸其他六個城市治理權，卻因互不信任和暴力阻止了奧斯陸協定的發展。

三十年戰爭結束後，帶來不少影響，西發里亞條約的簽訂牽動了歐洲國家情勢的變化，首先是戰勝的法國、瑞典是最大受惠者：法國取得了日耳曼西境的亞爾薩斯（Alsace）、麥次（Metz）、斯特拉斯堡（Strasburg）、土耳（Toul）、凡爾登等地；瑞典則取得日耳曼北部的波美拉尼亞（Pomerania）、不來梅（Bremen）、弗登（Verden）、魯根島（Rugen）等地，並且可派代表出席神聖羅馬帝國會議，這意味著神聖羅馬帝國的內政將被其他國家干涉。神聖羅馬帝國與其友邦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經過此次戰爭的打擊後，勢力大不如前，尤其是西班牙，喪失了原本的海上霸權後，又為了援助同宗的神聖羅馬帝國，耗費了龐大的人力、物力，國勢一蹶不振。反觀戰勝的法國、瑞典則因為獲得不少領土與利益，因而取代神聖羅馬帝國與西班牙成為十七、十八世紀歐洲最強盛的國家。除此之外，三十年戰爭的主要戰場幾乎在神聖羅馬帝國境內，為了報復敵方，兩軍幾乎都採取趕盡殺絕的燒殺策略，不論是新教或是舊教的信仰者，無辜的人民都是戰火下的犧牲品，他們飽受戰火荼毒，流離失所，家園殘破，滿目瘡痍。戰事長達三十年，教育文化事業被迫中斷，對外貿易也趨於停滯，日耳曼人民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據統計，在三十年戰爭後，日耳曼境內的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二，六分之五的農村遭受戰火蹂躪，慘況不忍卒睹。除了經濟民生的百廢待興外，為了削弱神聖羅馬帝國的力量，西發里亞條約中特別規定給予帝國境內二、三百個諸侯獨立主權，意即這些諸侯可以自由與外國締約或交戰。如此一來，哈布斯堡家族只不過是日耳曼境內的一個諸侯，神聖羅馬帝國形同虛設，只是一個無權且鬆散的帝國。二、三百個諸侯雖然獲得了獨立主權，但缺少了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領導，也延遲了日耳曼的統一。不過，也因為戰爭的慘烈，在戰時便有許多關懷人文的學者希望能組織一個和平機構，以避免殘酷的戰爭與扶助在戰爭中死傷的平民，荷蘭人格羅秀士（Hugo Grotius，1583-1645）是其中的代表。格羅秀士精通國際法，他目睹三十年戰爭期間的悲慘景象，皆起因於新舊教徒彼此仇視，乃極力提倡「宗教寬容」，並在1625年完成《戰爭與和平法律論》（On the Law of War and Peace）一書，呼籲國際間應制定出一種不論戰時或是平時，任何國家都必須遵守的國際公法，而開創了近代「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的先河。 三十年戰爭雖是以宗教戰爭開始，但最後卻演變成為政治戰爭，歐洲各國的政治野心暴露無疑，完全喪失宗教原本勸人良善的本質。經慘烈的三十年的戰爭之後，歐洲人終能自省，明白宗教寬容的重要性，使得日後歐洲不再發生宗教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