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清末)西方勢力進入中國，除了將船堅炮利帶入中國，同時也傳入西方的知識、技術、娛樂、服裝時尚……從沿海城市吹入偏遠內陸。自1843年開埠以來，上海因地利之便，成為當時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在接收西洋的資訊上十分容易。隨著時間發展，當地人由於看到、接觸新事物的機會增加，對於許多非中國的事物習以為常，對洋兒意的接受度漸較其它地區為高。當中國的天足運動如火如荼的展開時，上海的時尚女性拋棄了精巧玲瓏的金蓮，許多天足女子改穿來自西方的舶來品－高跟鞋。在20世紀初時，上海的女子仍被要求纏足；但大約經過10年左右，這種情形已產生很大改變。20年代時，雖然當時女性身上的穿著仍十分中式，但腳上已是足蹬高跟鞋。到30年代，上海女子流行燙著好萊塢的捲髮，西式洋裝也廣為當地女性接受，另外旗袍是另一項女性流行服飾，當時甚至有人穿上3寸高的高跟鞋。而這些情形皆可從當時的畫報等一窺究竟。在民初的一些畫報、雜誌中，看到畫中女子腳上常穿的鞋子是高跟鞋，或許多少可反映出此時高跟鞋成為上海姑娘出席許多場合的重要配件。而在現代社會，大多認為在正式的場合中，女性腳蹬高跟鞋是種美、是禮儀的表現，雖然不確定這種觀念從何產生，但這或許是因在纏足風尚衰退後，原本的傳統弓蓮不復流行，此時西方的高跟鞋又傳入中國，在哈洋的風潮下，使得中國女性開始流行穿高跟鞋，並漸成為美麗、摩登與端莊的象徵，一直流傳到現在。當女性開始習慣穿高跟鞋，並視其為新潮、進步的象徵時，卻忽略了高跟鞋其時對女性的健康是個潛在的殺手，尤其愈高跟的鞋子愈是容易造成傷害，導致背部和膝蓋的病變。然而，當現代社會中大多數人，似乎較重視的是穿上高跟鞋有種搖曳生姿的美，甚至喜愛穿愈高跟的鞋子，即使高跟鞋造成腳部的疲累也樂此不疲，是否可視為是繼三寸金蓮後，對中國女性的另一種束縛呢？

在經過一系列的介紹，想必大家對於中國的「金蓮」與西方的「高跟鞋」已有基本的認識了，不知各位讀者對於中國與西方的鞋子有什麼樣的觀點呢？或許對許多人而言，認為中國的纏足真是殘忍，為了追求美而將腳加以扳折至變形，這是醜陋且不人道，不像我們現在的穿高跟鞋才是進步的。當然纏足是殘忍且可怕的，是需要嚴厲批評；但不可否認的是，認為婦女的腳達到三寸是種美是古人的想法，不僅許多男性認為如此，古代的中國婦女也自認為如此，並身體力行。雖說「小腳一雙，眼淚一缸」，但當纏成標準且漂亮的三寸金蓮，相信心中應是充滿無比喜悅。換言之，這是當時人的審美觀，是古人認為必行之事，如同我們現在認為女性出門前化妝，是必要且基本的；也如同許多女性認為纖瘦、大胸部才是美，而進行一連串的手術。至於高跟鞋，雖然對女性身體的殘害，遠不如纏足造成明顯，但其仍然在傷害現代社會中的女性健康。很明顯地，若由一名平時不穿高跟鞋的女性，腳穿高跟鞋站立或行走，在幾分鐘後小腿、腳板會逐漸有酸麻的感覺；若再勉強不休息，腳很快便會感到疼痛；而穿愈高的鞋子，這樣不舒服的感覺會愈快出現。或許有人會說，看到許多女性穿高跟鞋似乎十分輕鬆，甚至可以跳舞。但要注意的是，那是她們已經「習慣了」。此外，目前醫學已研究並提出警告，長期穿高跟鞋的女性，容易出現背部和膝部等相關病變，需要特別注意。因此當我們以現在的觀點一昧批評古人時，或許應設身處地為古人想想外，也別忘了回頭想想自己，或許我們與古人所做的事情內涵是相似的，只是表現出來的程度與現象有所不同罷了。

廣州為唐代第一大港，為了管理對外貿易與外僑事務，唐朝在廣州先設置市舶使這一官職，由當地長官兼任。迄今所見有關市舶使的最早記載是唐玄宗開元二年（西元七一四年）之安南市舶使周慶立。直至德宗，才獨建市舶使院，不再附屬於嶺南節度使或廣州刺史衙門內，即為市舶司。

在岡底斯山以南，喜瑪拉雅山以北，雅魯藏布江和支流貫穿期間，形成一個東西走向的河谷平原，海拔高度一般不超過四千公尺。氣候溫和、河川豐沛，是西藏農、牧和林業最發達的區域。河谷約有十至二十公里寬，有許多小平原分布，佔全西藏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五十六，其中以拉薩河谷平原最為廣闊，這裡就是西藏首府拉薩所在地。而美麗的雅魯藏布江流到東部切穿喜瑪拉雅山後，流入印度境內，就被稱為布拉馬普特拉河了。

唐代航海知識也十分發達。除了善用季節信風外，唐代宗年間（西元762~779年）浙東竇叔蒙著有一部《海濤志》，對於潮汐的規律有精確的計算。此外，唐人已將風力分為八個等級，比英國蒲福氏風力等級的規定約早一千年。從唐朝在海洋學與氣象學的發展，可以看出其海上交通事業的發達。

藏北高原位於西藏自治區北部，是指介於崑崙山與岡底斯山之間的廣大高原範圍，藏語稱為「羌塘」，意思是「北方高原」。平均海拔四千五百公尺，遼闊廣大，氣候嚴寒，人煙稀少，南區是藏族夏季放牧區。區內有五百多個大小湖泊，景色秀麗，又盛產魚類，許多珍稀動植物生存其間，而溫泉是當地天然的財富，豐饒的資源有著無限的開發潛力。

廣州當時是全國最大的香料（包括香木和藥物）進口港，也是全國最大的絲織品與瓷器的輸出港。輸出品的大宗─瓷器，因其容易破碎，較適合海運。唐代海運發達，再加上唐代製瓷的技術與品質提升，瓷器遂成為唐代中國的外銷商品。阿拉伯商人蘇萊曼極度讚揚中國瓷器，在《中國印度見聞錄》中他說：「他們（中國人）有精美的陶器，其中陶碗晶瑩得如同玻璃一樣，儘管是陶碗，但隔著碗可以看到碗裡的水」。這是阿拉伯文獻中關於瓷器的第一次描繪。近年的考古挖掘如東非海岸、埃及開羅附近，西亞地區，以及印尼、泰國等，都有唐代的瓷器遺物，可追尋其貿易蹤跡。

格魯派（?教）始祖宗喀巴去世時，要求兩弟子世世轉生、永揚佛法，此種轉世制度稱為「呼畢勒罕」。形成達賴（蒙古語大海之意，觀世音俗薩化身）與班禪（梵文班智達，大學者之意，無量光佛化身）兩活佛傳承系統。明末（西元1641年），達賴五世與班禪四世派人祕召蒙古和碩特酋長固始汗率兵入藏，使?教獲西藏優勢地位。清朝建立後，西元1652年達賴五世赴北京覲見順治皇帝，獲賜金冊、金印與金銀禮物，成為宗教領袖，而固始汗任政軍領袖，使?教在西藏的「政教合一」統治有了基礎。西元1645年起達賴五世修建拉薩布達拉宮的白宮，作為行政中心。後有人為紀念圓寂的達賴五世再增修紅宮，成為歷代達賴之靈塔和佛堂所在地，此後，歷代達賴喇嘛均以此為駐在之所。今日布達拉宮是世界最高的古宮殿建築，更是西藏歷史與佛教藝術寶庫。另外，歷代班禪以後藏札什倫布寺為駐在所。自清康熙皇帝開始介入西藏管理，封班禪五世，入藏平定新疆蒙古準噶爾軍，冊封七世達賴喇嘛，到乾隆皇帝時正式訂立「噶夏」制度，設立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共同掌管西藏事務。西元1793年清廷頒布《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針對活佛轉世頒發金「本巴」寶瓶一件，以防弊端，即「金平掣簽」制度，此後西藏事務均依此行事。

唐代對於來華的外船收進口稅。稅率依阿拉伯商人蘇萊曼的記載，為十分之三，比例相當高。這或許與地方官吏貪污有關。但德宗時，廣州市舶稅收很多，號稱「天子之南庫」。因此當唐僖宗時，黃巢占領嶺南要求安南節度使一職，左僕射于琮說，“南海有市舶收稅之利，如被妖賊擁有，則國庫空竭”。顯然市舶的稅收在唐代財政仍占有重要地位。

中國取道廣州去印度的求法佛僧，如義淨於咸亨二年（西元六七一年），從廣州出發，乘波斯海舶去天竺取經，回程在南洋滯留十年，遊歷三十幾個國家。往返皆以廣州通海夷道。和他一樣取此路徑求法的僧人，在唐朝可考的有四十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