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學者認為最早的學校的源起，是始自西元前3000年古埃及的「宮廷學校」。古埃及文明中，古王國（約西元前2686?2181年）和中王國（約西元前2040?1786年）是兩個主要的黃金時代，特別是其在政治和經濟上的高度發展，促成了文化教育的組織與內容。根據古埃及文獻的記載，埃及的學校大致分為幾種：古王國時期的宮廷學校，主要是教育政府的官吏與王室的子弟。中王國時期，則開始出現組織良好的學校，型態又分為宮廷學校、神廟學校、文士學校等等，分別培養不同的專業人才。到了國力強盛的新王國時期，神廟學校成為研究高深學術和培養高深專業人才的地方，如海立歐普立斯（Helioplis）大寺，它曾被譽為「最普通和淵博的知識中心」，神廟裡的祭司們研究天文、數學和物理學，也開設了幾何、測量、調查、測容量問題的預備課程。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稱海立歐普立斯大寺的祭司是埃及人中最傑出的歷史學者。該寺有藏書豐富的圖書館，經常舉辦一些學術討論，吸引各地慕名而來的遊學者，據說猶太的摩西、希臘政治家梭倫、哲學家泰勒斯和柏拉圖都曾遊學此地。宮廷學校是古埃及王朝建立的教育機構。從古文獻的出土中可以發現，古埃及有紀載歷史的習慣，他們會將大規模的宗教節日和法老的慶祝活動記載下來，而法老為了表彰功績，也會在墓室和神廟中記載下自己創建的功業，這使得古埃及的王室必須雇養一批熟稔文字書寫的抄寫員，而培養素質高的官吏也是古埃及宮廷學校成立的主要目的。神廟學校是神廟的祭司身兼教師，傳授神廟人員文字書寫、語言、計算、幾何、天文等學問，同時也教導他們有關神學、醫學與數學等高深又專門的學科知識。文士學校的教育內容則是屬於比較初級性的知識，主要教授一般人民有關識字閱讀與計算等生活能力，但家境貧寒或奴隸則很難進入學校學習。學生通常在十歲左右入學，但因為家境與天賦的差異，只有少數學生能勤學不輟，直至成年。書寫在埃及的社會是一種具有權力的象徵，特別是具有書寫技能的高級官吏，他們的權力甚至能與法老不相上下。古埃及人在西元前3000年左右創造了象形文字，用來作為表達與紀錄的符號系統。早期的象形文字是以圖形為基礎，寫在墓穴的岩板、骨片上，多用來紀錄國王或宗教之事。後期象形文字益發成熟，具有表形、表意與表音的功能。學生們在學校學習象形文字的書寫與閱讀，培養基本的讀寫能力。象形文字系統是相當複雜的，因此學習書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老師對於學生的要求也十分嚴厲，並例行體罰，有句埃及的諺語是這樣的：「孩子的耳朵長在背脊上，挨打才會把話聽進去」。古埃及人書寫象形文字的材料有紙草、羊皮紙、木或鉛板和陶片，動物的骨頭、木乃伊的裹布也是書寫的材料。他們會用煤灰加水當作墨汁，或是用赭石做紅墨水；筆則是初期用燈心草製作，後來埃及人仿效希臘人，用蘆葦桿做筆。這些資料我們都能經由參觀現代的博物館來了解。

日人領有臺灣之後，礙於缺乏治理殖民地經驗，加以準備不足等多重因素，臺灣總督府本著漸進主義原則；一方面尊重舊慣，施政上採配合現實需求而隨機應變的『無方針主義』。因此，1895年到1919年臺灣教育令公布以前，總督府並未確立明確且行諸文字的教育基本政策。總督府僅以教育，作為同化及開化臺人的手段，日治初期乃是臺灣教育的試驗時期。伊澤修二是日本領有臺灣後第一任學務部長，臺灣的教育制度，均依其理念進行，可說是近代化臺灣教育的奠基者。伊澤修二相信『同化』是改造臺灣人最佳的方式，塑造新國民精神。強調語言及修身教育的重要，企圖在精神上屈服臺人，將日本人的思想，傳授給臺灣人，這是普通教育的首要任務。1919年，臺灣總督府公佈臺灣教育令後，教育上有了重大轉變。教育制度除了明文規範之外，更確立今後臺灣的教育政策及其基本方向。但是，隔離政策依舊，臺、日人仍無法共學。臺人的教育機會受到嚴重限制，修業年限及教授程度，低於日本國內的同級學校。第一次臺灣教育令公佈後，臺人仍舊無法享有平等的受教權。總督府認為臺人的教育，應以初等教育為主，重點工作放在設立公學校教育學齡兒童。至於中等以上的教育，學校設置嚴重不足，競爭激烈，無法達到徹底教育臺灣人的目的，能夠升學的學童為數有限。受教機會遠不如二十萬在臺日人。總督府特別比照日本國內制度，設立中學校、高等女學校、工業及商業學校，醫學校及師範學校兼收日籍學生，充分解決日籍學生的教育問題。

日治時期，歌仔戲剛開始進入城市發展，並未成為主流，當時還有亂彈戲、九甲戲等職業戲班受到民眾喜愛，所以歌仔戲也受到四平戲、亂彈戲、福州戲、上海正音戲、九甲戲、梨園戲等戲劇影響，吸收這些戲劇的身段、行頭、劇目、音樂曲調、舞台裝置等，而快速成長。此時期的歌仔戲演出以野臺為主，與廟宇祭祀結合。在音樂曲調方面，吸收民歌【留傘調】、【送歌調】、【青春調】；此外還有吸收自「亂彈戲」的【梆子腔】、【陰調】等；「梨園戲」的【牽君手上】、「九甲戲」的曲調如【緊疊仔】、【慢頭】等，使歌仔戲演出更為精采。歌仔戲收到京班與福州班的影響頗大，開始學習增設舞台佈景，例如金鑾殿、公堂、廳堂、監獄、茅舍等，劇本也從短篇改為需要四天或七天演完的劇情，更進而從京班延聘演員來團指導排戲，增加武戲。走向職業化的歌仔戲，演員來源多半是貧苦人家的小孩，父母將小孩送到戲班學戲，且要跟戲班訂契約，講明學戲年限與身價銀錢，小孩除學得一技之長外，也可從戲班領取津貼。此外，演員的子女也可能進入戲班學戲，因為在戲班的耳濡目染下，這些演員後代也會成為新生力軍。由於演員的知識水準大都不高，不認識字的居多，所以並沒有所謂劇本，演出前戲班排戲都是請戲先生說戲，戲先生說戲只有十多分鐘，簡單分配腳色及介紹故事情節後，演員上臺必須演出二、三小時的戲劇內容，臺詞、唱詞都要自己想，要常常臨機應變，否則容易出差錯。因此舞台上的即興演出頗多，考驗演員們的演技。

日治時期以前，臺灣的傳統戲曲多是隨著移民而來，或是應民間廟宇、社團邀請，來到臺灣演出，進而在臺灣民間流行。由於當時移民大多是來自泉州（包括晉江、南安、惠安、安溪、同安）、漳州（包括龍溪、平和、詔安、南靖、雲霄、東山、海澄、漳浦、長泰），而潮惠及其他地區較少，所以清代臺灣流行的戲劇，便是以泉州、漳州、潮州地區的戲劇為多。泉州、漳州、潮州這些地區流行的戲劇有泉州梨園戲、潮州戲、亂彈戲、九甲戲、四平戲、白字戲、傀儡戲、布袋戲、皮影戲，以及民間歌舞小戲如竹馬、車鼓，所以傳入台灣後，造成一股流行，成為當時台灣民眾的休閒娛樂，而這些戲劇也是信仰上的重要儀式。上述戲劇當時雖然頗為盛行，但是當臺灣土生土長的戲劇－歌仔戲進入舞台後，便逐漸與上述戲劇形成分庭抗禮之姿。日治時期，宜蘭地區有一群愛好演唱歌仔調的子弟，主要以男性為主，他們白天從事其他工作，空閒時間聚在一起唱戲。若是遇有村子寺廟舉行酬神慶典儀式，子弟們便義不容辭為此共襄盛舉，當時是站在板凳搭成的舞台即可演戲。只是劇目不多，常見為『山伯英台』、『陳三五娘』、『什細記』、『呂蒙正』這四大齣戲。戲齣中主要角色已有小生、小旦、丑角三種基本角色。當時的表演內容是以唱腔及肢體動作呈現，唱詞是四句為一個段落，形成『四句聯』，例如『五娘底刺繡在大仔廳，聽起外口叫磨鏡，我叫益春出去看，若是師父請來磨』，唸起來順口且有韻味。除歌謠、念白外，還會加上土俗小戲的身段，讓演出增添釵h趣味。在裝扮上，只有旦角必須綁頭巾、插珠花，其餘角色都是穿著日常衣服。常使用的曲調以『七字調』、『大調』、『雜唸』為主，其他還有『背思調』、『送歌調』、『留傘調』、『撐渡調』、『狀元調』，曲調並不多，以『七字調』使用最普遍。後場使用的樂器也十分簡單，主要有殼仔絃、大廣絃、月琴、笛子等。由於這些子弟們大多不認識字，所以並沒有劇本，戲先生由子弟班中擅長表演的演員擔任，負責教授子弟們唱腔及身段，以及排演戲劇。

雖然國際化風格完全起源於歐洲，卻已成為美國建築的特色。葛羅培斯和其他包浩斯領導人物在1930年代晚期一起移民到美國。二次戰後數年，國際化風格在范?德羅大力倡導下獲得了實踐，它的特色更在於簡潔、健康以及理性美的設計。結合立方體的簡單、細部的精確及構圖的穩定平衡、外觀的光亮無瑕。由金屬和玻璃所建、外牆如帷幕的摩天大樓數目開始激增。

17世紀左右，西方人來到中國時，對於當時中國的富庶與強大留下很深的印象，並對東方的一切產生新鮮、好奇、且崇拜。而這股中國風被西人商人引進西方，造成不小的風潮。當時來華的洋人對於中國婦女的小腳也感到十分有興趣，想一探究竟；但在當時纏足婦女大多待在家中，即使出門也不願以小腳示人，這使得西方人想看三寸金蓮十分困難，更增加西方人的好奇心，並對纏足產生一種神祕、奇特的東方想像。此外，早期西方人因為不易看到小腳，產生纏足婦女是神聖且貞潔的看法，進而認為纏足風俗是中國高尚、文明、道德的標誌。然而，對中國金蓮這樣的想像與觀點，隨著西方勢力強大、甚至打敗中國後，發生了改變。在清末，由於不平等條約的簽定，有更多的西方人更有機會進入中國。由於下層社會的婦女也有小腳，且不介意讓他人看到，大大增加西方人觀看金蓮的機會。再加上西方發明照像技術，使得更多西方人有更多機會看到中國的小腳。由於西方人的自信心增強，以及中國無力抵抗西方勢力，使得在清末時，西方人對中國的纏足觀感產生改變，視金蓮成為中國落後、腐敗、野蠻、醜陋的象徵，是重大陋習之一，甚至加以鄙視。

「七分褲」和「襯衫式連裙裝」是1950年代以後較具代表性的女裝。隨著1960年代「嬉皮文化」的到來，更是打破了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傳統男性服裝「陽剛、英挺」的堅持，所謂打破男女性別界線的「中性服」大量出現。「嬉皮文化」（Hippy）是指一九六0、七0年代的一種次文化。「嬉皮文化」對於西方文化發展帶來相當大的衝擊。在服飾上，「嬉皮文化」顛覆傳統男性必須表徵陽剛之氣的形象，帶動「中性服」的發展，對於民俗風的啟發有很大的影響，並且對「物質消費流行文化」之發展提出嚴厲的批判，進一步出現「性別倒置」的文化。

1368年明軍佔據大都城，元朝滅亡，明初以南京為首都，故北京不再是全國首都的狀況一直持續了30多年，一直到靖難之變後，成祖即位才有所改變。 由於惠帝朱允炆採納大臣黃子澄等人提出的削藩策略，導致燕王朱棣以誅奸臣、清君側為名，發動”靖難之變”，最終取得了帝位，建元永樂。朱棣在取得帝位後就有遷都之意，首先1403年下詔改北平為”北京”，稱”行在”；並從1406年開始大規模營建北京城，到1420年建城工程基本完工。1421年正月初一，明朝正式遷都北京，廢”行在”之稱，改北京為”京師”，改原京師為南京，作為陪都，北京再次成為全國的首都。明成祖遷都北京的原因如下：1.為了加強對北方蒙古族的防禦力量，鞏固明政權；2.北平是朱棣建立帝業的根據地；3.北平具有優越的地理條件和悠久的建都歷史。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礎上改建而成的，它自外向裡有四重城垣，即外城、內城、皇城和宮城，在永樂年間完成內城、皇城和宮城的建築，外城是在1553年在內城以南加修的，原本應是在內城四周均加築外垣，不過由於財政困難，故只加築了南城牆，結果北京城的平面圖就形成一”凸”字形。北京城的中心就是宮城，是天子居住的地方，因為禁止普通百姓進入，這宮殿也被稱為「大內」，亦稱「紫禁城」。「紫禁城」名稱的由來，係根據天文學的觀點來看，古人應為天上所有星體是以「紫微星」為正中心。紫微星垣（即北極星），位於中天，眾星環繞，位置不變，古人認識此乃天帝所居之處，稱紫宮，並以「紫微正中」之義，來象徵人世間帝王之居所，加上皇帝的宮殿乃屬禁地 ，因此明、清皇宮就有「紫禁城」之名。

中國的長城最初作為軍事建築，主要用來抵禦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最早的長城建於春秋戰國時代，最早是為防止匈奴入侵而建，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歷朝歷代都有對長城做過修復工作，而大規模修築長城的最後一代是明朝，主要是用來防備蒙古和女真等外族入侵，明代長城才是我們今日見到的萬里長城。居庸關－萬里長城西起甘肅嘉峪關，東至鴨綠江邊。居庸關是萬里長城上最負盛名的雄關之一。居庸關位於北京西北約60公里，南俯京師，北拒塞外，自古即為北京西北的重要屏障。居庸關兩側高山聳立，中間一條峽谷，縱深約20公里，俗稱“關溝”。居庸關關城即設於溝的正中。居庸關建築於太行山脈和燕山山脈的交會處，為北京與北方的門戶。居庸之名，始於春秋戰國時期，《呂氏春秋》中有“天下九塞，居庸其一”的記載。居庸設關始於漢代，但只是居庸縣和軍都縣兩縣之間的關口，還不是長城上的關口。據長城專家考証，居庸關修築長城是自北魏才開始的，到北齊天保六年（公元555年）自幽州北的夏口（今南口）至恆州（今山西大同）修了長900多里的長城，後來又從這裡往東修至山海關。這時居庸關才和長城有了聯繫，成為長城上的一處重要關口。

味的型數更是中國之冠，麻辣、怪味、魚香、豆瓣、陳皮、宮保、荔枝等，若說要一口吃盡天下味，那麼川菜就是最好的選擇。一般人對於川菜的印象想必只有「辣」字，但這是錯誤的印象，事實上川菜著重於「味」，味的廣、厚、多便是其他菜系所無。就連「辣」也不是一味的辣，是多層次的辣、複合型的辣；不會光是麻痺品嚐者的味覺，而是讓人品嚐複雜無比的感受，可能先辣後甜、先香後麻等，種種的滋味集於一口當中。四川別名天府之國，物產風饒稀珍，地形封閉，所以能夠獨自發展較少受外界影響，早在宋代川菜就逐漸的獨立，專賣川菜的飯館在宋代京城的街頭上就可以看見。四川長年雲氣渺渺，濕氣頗重，若不保持氣血的舒暢，很容易得到風濕，所以能夠促進氣血流通的辣椒，就成了四川人每日必備的調味料，久而久之四川人就逐漸的養成了「無辣不歡」的飲食習慣，但是單純的辣味是無法滿足人類需求，於是川菜開始追求複合型的味，這種獨特的調理概念就在四川慢慢的成型。而花椒的使用就是一個象徵，不光只是辣，還附帶了麻的感受。所以俗語有「四川人辣不怕」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