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馬丁路德的思想與著作陸續傳入英國時，吸引了不少支持者，但英國的貴族及教會都反對新教，英國政府因而採取嚴厲的反新教措施，將路德的學說斥為異端，禁止新教言論的散佈，逮捕倡導新教的改革人士，當時的國王亨利八世甚至還親筆寫了一篇「七大聖典衛護論」（Defense of the Seven Sacraments）以反駁馬丁路德，並且為了表示忠於教宗，還特別包裝以金色封面，派遣特使呈獻給教宗李奧十世，李奧十世封贈亨利八世為「信仰衛護者」（Defense of the Faith）。不久之後，亨利八世卻因為婚姻問題而與羅馬教廷決裂。原來亨利八世的哥哥亞瑟（Arthur）娶了西班牙公主凱薩琳（Catherine）為妃，不到半年，亞瑟去世，為了延續與西班牙王室聯姻的機會，便將凱薩琳改配給亨利八世。凱薩琳比亨利八世大六歲，兩人所生的子女多數夭折，只有瑪麗（Mary）一人存活，加上凱薩琳已難再生育，於是亨利八世想起了舊約聖經中所言︰「人若娶兄弟之妻不能生子」，認為自己應是違背天意而遭天譴。此時，亨利八世迷戀上凱薩琳身邊年輕貌美的侍女安妮寶琳（Anne Boleyn），深得亨利八世喜愛。亨利八世於1527年向教宗提出離婚要求，以年幼被迫與寡嫂成婚為由，請求當時的教宗克力門七（Clement Ⅶ）批准其離婚案。面對此案，克力門七世陷入左右為難的困境。若批准了離婚案，則勢必為教廷埋下後患，因為凱薩琳是西班牙兼神聖羅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的姑母，而且查理五世的軍力控制了羅馬等地；若不批准離婚案，則又得罪了亨利八世，克力門七世只得採取拖延戰術，壓下此案不批。亨利八世對教宗的拖延感到不耐煩，在國會的支持下，遂自任為英國教會的最高領袖，成功結束他與凱薩琳的婚姻關係。亨利八世雖然脫離了羅馬教會的控制，但英國國教派仍保有舊教的教會組織、教義解釋、禮拜儀式等。直到1547年，亨利八世病逝，年僅九歲的愛德華六世（Edward Ⅵ，1537-1553）即位。因為輔政大臣傾向新教，坎特伯里大主教克蘭姆（Thomas Crammer）在1548年寫成「公共祈禱書」（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一書，並經國會通過，下令全國的教堂一體遵行。政府積極的清查教堂的財產，同時焚毀與天主教相關的著作或是祭品，甚至禁止望彌撒，使得舊教在英國反而成為異端。西元1553年，愛德華六世病逝，其姊瑪麗繼承王位。瑪麗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在新教信仰者當政的時期，她的信仰讓她飽受苦難。1554年，她下令全國恢復天主教信仰，規定新教及其他教派均屬非法，不得活動與散發出版品。但英國國內的新教勢力並未因此衰微，瑪麗王后甚至聽聞新教徒正策劃叛變，為了貫徹天主教信仰，大開殺戒，前述的大主教克蘭姆也是殉道者之一，受迫害的新教徒因此稱她為「血腥瑪麗」（Bloody Mary），這段迫害時期並不長，她在1558年病逝，由亨利八世與安妮寶琳的女兒伊莉莎白一世即位。 羅馬教廷因為伊莉莎白一世的身世而拒絕承認她合法的英王地位，伊莉莎白一世決定恢復新教，使得英國教會再次脫離羅馬教宗而獨立，確立英王是英國國教派的領袖，並且修訂「公共祈禱書」，通令全國各教會採行。西元1563年，制定「三十九信條」（Thirty nine Articles），作為全英國國教派遵守的教規，奠定了英國國教派的教禮、教義之基礎。伊莉莎白一世不僅打壓了天主教徒，也不能容忍新教的極端派—清教徒（Puritans）的批評，這些清教徒後來便遠走北美洲，開闢新天地。

《古蘭經》（Kur’an 或Qur’an）是伊斯蘭教的根本經典。對許多穆斯林而言，古蘭經是真主給予身處於物質世界中的信徒最清楚及偉大的指示，提供了道德上的指引，例如人應如何生活、如何處世。「古蘭」意指應閱讀或背誦的書。穆斯林稱古蘭經時，常在其前面加上敬語，如「神聖的」或「高貴的」；也常用「阿耳吉塔普」（al-Kitab：即經書之意）一詞與古蘭經交互使用。古蘭經，乃是穆罕默德在西元610~632年間傳教的過程，由其口述門徒紀錄並輾轉抄誦而成。這些紀錄零散分布於各個地方，有些寫在羊皮紙上、有些寫在棗椰葉上、駱駝肩部較扁平的皮上或是憑著穆罕默德追隨者的記憶。古蘭經歷經第一任哈里發阿布?伯克爾及第三任哈里發奧斯陸主導才編輯而成。阿布?伯克爾擔心經文散佈於各地，可能日久生誤，便下令整理經文，確保經文完整無訛，爾後命人書寫一部保存，民間收藏部份，一律焚毀，以免造成混淆。在西元650到656年，第三任哈里發奧斯曼統治期間（644~656），以古來氏方言為標準，將阿布?伯克爾的抄本，重新整理和統一出《古蘭經》的定本，共抄寫出七部，每部三十巨冊，分別保管於伊斯蘭教七大名城，麥地那、麥加、巴林、葉門、大馬士革...等。現今世界通行的《古蘭經》，是當年奧斯曼定本的複製本。全經共三十卷，一百一十四章，六千兩百餘節，分為麥加章（約佔全經三分之二）和麥地那章（約佔全經三分之一）古蘭經所講述的故事和一些先知所傳授的啟示，與希伯來聖經及新約聖經部份內容相通，但古蘭經的體裁比較像是古阿拉伯的傳統信仰，經文是採用押韻的散文體，雖不似詩歌般，但比一般散文更便於記憶。長久以來伊斯蘭教世界一直很抗拒將古蘭經由原有的阿拉伯文翻譯成其他的語言。雖然這種情形已經沒有了，但一些傳統的規定仍保留著，例如將付印的古蘭經稱為馬沙伊（masahif，單數為mushaf；意即裝訂或卷冊），這個字只能以單數型態出現，印墨與紙張無法完全涵蓋或表達這神聖的字義。至今書商都不會在古蘭經上標示價錢，若有意購買者，詢問價錢的適當用語是：這部經要多少「禮」。能夠記得古蘭經全部經文的人享有很高聲望，了解其全部涵義者稱為哈非斯（hafiz；意指守護者），是榮耀的頭銜。在古蘭經還以口語傳誦及靠記憶的年代，守護者的主要任務就是確保這些內容能夠一句不漏且完整無誤的流傳下去。穆斯林總以敬畏之心來看待古蘭經，所以他們把古蘭經擺在家中一個崇敬又特別的書架上，閱讀時要先經過宗教儀式之後，才取下來閱讀。虔誠的穆斯林總是設法在每一天唸一段古蘭經，這樣在一個月之內就可以全部唸完一遍。不識字者則可以用手指頭順著經文溜一遍，深信藉由這種簡單的虔誠行為可以得到祝福。古蘭經本身就是藝術表達的來源，華麗的古蘭經已成為伊斯蘭藝術的最佳實例，古蘭經中的美術體書法被大量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從建築物到陶藝和金屬容器上，甚至衣服上的圖案，都可見其蹤跡。

徐光啟(1562-1633)，上海人，非常景仰利瑪竇。1603年在南京研究利瑪竇的《天主實義》後，受洗為基督徒。對於基督教義理，徐光啟也試圖用中國傳統的倫理加以補充，希望基督教能對中國有所匡救。1605年，他與利瑪竇開始合譯《幾何原本》一書。徐光啟對西方科學始終興趣濃厚，接連翻譯了許多著作。1629年﹙崇禎2年﹚發生日食，欽天監推算又失準，而光啟推算應驗。於是皇帝明令由徐光啟修曆。他是明末著名的科學家，第一個把歐洲先進的科學知識，特別是天文學知識介紹到中國，可謂中國近代科學的先驅者。李之藻(1565-1630)，浙江仁和人，受洗的聖名為「良」，他向利瑪竇學習天文、地理、數學等新知，並與之合譯《渾蓋通憲圖說》。李之藻非常強調經世致用之學，認為西方的宗教和科技都可補充儒學的不足。因此重視西方所傳進來的自然科學，以及基督教義理等。1613年(萬曆41年)，擔任南京太僕寺少卿，上書請朝廷翻譯西洋曆法等書，並請朝廷全面輸入西學，不要只限於曆法。1613年(萬曆41年)，他與利瑪竇合作編譯《同文算指》，是中國翻譯西方數學的最早著作，在數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他所翻譯的《明理探》一書是西洋哲學的最早中譯本。他還曾協助徐光啟修訂《大統曆》，並編撰《崇禎曆書》。楊廷筠(1557-1627)，浙江仁和人。與李之藻、徐光啟不同，楊廷筠對西方的新知瞭解不多，但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瞭解很深，精通易經和章句之學。他原本對佛教有很大的興趣，但卻於1609年(萬曆37年)接受基督教的洗禮，成為基督徒，聖名為彌額爾(Michael)，號彌格子，信仰相當虔誠。信教後，楊廷筠受到艾儒略(Juliano Aleni)神父的影響，在地方舉辦各項公益事務，較重要的是興仁會。他招集鄉紳，把每月的所得用來發放衣食醫藥。1616年(萬曆44年)發生南京教難，朝廷頒布禁教，楊廷筠還讓教士至家中避難，並著有《聖水紀言》來替基督教辯白，並藉此傳教。

景教創始人為聶斯脫里（Nestorius 西元380-451年），他認為聖母瑪利亞只是生育耶穌肉體，而非授予耶穌的神性，反對將她作為神膜拜。428年，聶里脫里出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引起亞歷山大城主教奚利爾（Cyrillus）猛烈抨擊，聶氏被革除主教職務，其教派亦被定為異端。5世紀末，聶派教徒遷往波斯，後來傳入中國，即景教。明朝天啟五年(1625年)，西安掘出一塊巨型石碑，正面寫著「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並頌」，關於景教在中國的早期歷史，大多以此為證。據石碑所載，唐貞觀九年（635年），大秦國（應指波斯，而非羅馬）有大德阿羅本帶來經書到長安，由名相房玄齡迎接，獲唐太宗李世民接見。到唐高宗年間，阿羅本被奉為鎮國大法主，景教依附政治，得以傳佈。公元845年(唐會昌5年)，爆發會昌法難，同時波及其他外來宗教。景教與祅教及摩尼教號稱「三夷寺」，當時信徒計約3000人，在會昌後均告式微。13世紀元代統一中國，景教徒和天主教徒在中國恢復活動，當時統稱為也里可溫教。但信奉者多為色目人、蒙古人，漢人少有信奉者。元滅亡後，景教和天主教逐漸在中國消失。至新航路發現，天主教的海外傳教事業隨之發展，耶穌會、道明會、方濟會等相繼赴中國傳教。

由於，日本在上一階段對台灣所實施的幣制改革，採行「流通銀塊的金本位制」，既衍生釵h相當嚴重的問題，特別是由貨幣投機所引發的弊端為甚，迫使日本不得不進行幣制再改革。而日台之間及台灣對外貿易的需要，加上日本「站在開發南方與擴張南進政策之立場」，即考慮其末來向中國南部及南洋地區的侵略，將以台灣為基地或跳板，亦有需要將台灣的幣制加以再改革。乃於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光緒三十年）七月一日起，修改法令，規定台灣銀行開始發行「金券」，由是日本對台灣幣制的進一步改革，即告展開，邁向施行與日本相同的金本位制度，同時，也就進入其對台灣幣制改革的完成階段；經過五年半的時間，至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宣統元年）底，台灣原有的各種雜亂貨幣，以及台灣銀行在先前所發行的「銀券」，都整理與兌換完畢，台灣的幣制改革即告完成。此距日軍於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光緒二十一年）五月開始登陸的時問，已歷時超過十四年半，不可謂不長。台灣自漢民族大量移入後，歷經荷蘭人與西班牙人之統治，明鄭時期及入清以後的經營，嗣有咸豐年間的開港，繼之遂為日本人所領有，在各不同的時期，俱有新增的貨幣，故在日本人進行整理與改革以前所流通的貨幣，常是極為複雜與混亂，迨至本階段結束時，乃已初步建立可與其時世界潮流相契合的現代貨幣體制。同時，先前的貨幣雜亂現象，大致上宣告終止。惟在實際上，仍有一部分銀幣於有限的範圍或地區內流通，並又經過約計九年的時間，直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時在1918-1919（大正、民國七、八年）間，由於世界銀價空前暴漲，於是銀幣多被熔化，而後方告絕跡。

本廠前身為民國九年奉准籌設於上海的「上海造幣廠」，民國十七年改名為「中央造幣廠」，隸屬財政部。至民國二十二年方才正式開鑄，但民國二十六年，抗日軍興，追隨政府遷往後方，先後於武昌、成都、桂林、蘭州及昆明成立分廠。抗戰勝利後，各分廠陸續結束鑄造。民國三十五年，本廠復遷回上海，但於國共內戰失利後，於民國三十八年，又隨政府播遷來台，設廠於台北市酒泉街，同時改隸中央銀行。民國六十五年遷建新廠於現址─桃園縣龜山鄉振興路577號。本廠為中央銀行轉投資生產事業機構，主要任務為經營流通硬幣及紀念幣之鑄造、銷毀、回籠硬幣整理等業務。並在不妨礙流通硬幣及紀念幣生產任務下，得依業務及市場需求，兼營紀念章牌及其他各種金屬鑄品業務。─以上資料摘修自中央造幣廠官方網頁http://www.cmc.gov.tw/main.htm

樟樹樹皮深褐色，葉互生，花被6片，卵形，外側光滑，內側有毛，雄蕊12枚，4輪，其中最內輪之3枚為不孕性，漿果球形，熟時呈紫黑色。

明治維新有成之後，日本國內為配合國際貨幣體系，改採金本位制；乃定於1897年（明治三十年、光緒二十三年年）十月一日起施行其〈貨幣法〉，為配合其〈貨幣法〉的施行，遂於同年九月二十一日再度舉行貨幣會議，經參酌臺灣的實際情形，乃決定其改革臺灣幣制的基本方針：「〈貨幣法〉之施行於臺灣，不以明文規定；臺灣之主要通貨，以鑿印之一圓銀幣充之，並按時價（即金銀比價）核算，使用於島內之一般公私交易上；原來允許使用於繳納租稅等公課之外國銀幣與私人鑿印粗銀，今後禁止使用。」日人在臺灣實施「流通銀塊的金本位制」，固屬一項精心的設計，雖然尚未能將臺灣所流通的貨幣，立即完全納入日本的貨幣體制內，但是，其欲藉此而增強日本貨幣在臺灣的流通勢力，以逐漸驅逐與取代原先所流通的雜亂貨幣。由於殖民政府未能積極收換新幣，於民間使用上又未能禁絕使用舊幣，所以造成鑿印銀幣運行效果不佳的情況。最後不得不停止銀幣鑿印，改為所有銀幣均按「時價」無限制流通。日本的鑿印及未鑿印銀幣都按「時價」流通時，舊有的各種貨幣亦都繼續在民間使用，且仍有外國銀幣、乃至粗銀輸入。等到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光緒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臺灣總督府即以法令規定，對進口粗銀課稅百分之五，並禁止「歹錢」（私鑄之劣質銅幣）輸入，自翌年四月一日起施行；繼至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更規定「折合日本貨幣（按係指其金幣而言）達三圓以上之外國輔幣（按此當包括清鑄銅錢在內），禁止輸入。」自同年六月一日起實施。此兩項規定，是日人採漸進方針，對臺灣進行進一步幣制改革的準備行動。另外，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光緒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臺灣銀行正式成立，並發行「銀?」，並對於之後臺灣幣制整頓發揮重要的作用。

光復初期由於通貨膨脹的關係，機製輔幣的需求較小，到民國三十八年幣制改革後，才有壹角、伍角機製輔幣的發行。其中主要的圖案是「孫中山先生肖像」、「台灣島」、「梅花」、「蘭花」及「蔣中正先生肖像」等。材質則為紅銅、黃銅、銀、鋁、鎳等。

人工樟腦於1803年由德國藥劑師kindt 發明，發現以松脂製成的松節油可以提煉出類似樟腦的產品；德國公司嘗試量產後，1813年正式投入國際市場舞台，可惜因品質不佳，銷路不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品質終於改善，也漸次獲得各消費國喜愛，在國際市場佔有率節節上升，開始對臺灣的天然樟腦產生威脅。除了德國以外，之後，義大利、法國、美國與日本也相繼投入製造人工樟腦的市場。人工樟腦的原料來自松樹，松樹成長速度快，且分佈面積遠較樟樹廣，故人工樟腦成本遠較天然樟腦來的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