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5月，英軍在廣州城北附近的一個小村莊，由於有英國士兵到三元里搶劫財物、強暴婦女的事件，激起當地民眾憤怒，三元里及其附近鄉村的一萬多民眾組織結集起來，向英軍圍攻襲擊。民眾手持大刀、長矛等傳統兵器，趁著天氣陰雨，英軍火槍無法射擊發揮武器優勢的情況下，進而圍困英軍。由於英軍束手無策，只好請求清朝廣州知府出面勸解，廣州民眾才撤走。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民眾自發性保衛家園抵抗外人的戰鬥。

泰雅族分佈於北部中央山脈兩側，東至花蓮太魯閣，西至東勢，北到烏來，南迄南投縣仁愛鄉，是分佈面積最廣的一族。族群人口分佈以花蓮秀林鄉最多，總人口數僅次於阿美族，為台灣原住民族的第二大族。泰雅族居住地域境內的高山相當多，例如插天山、棲蘭山、合歡山、大霸尖山、奇萊山等都是。新店溪、大甲溪、秀姑蘭溪等河川也有泰雅族的分佈，他們主要在河岸階地與台地建築聚落，以山田燒墾和和狩獵採集為生。古時候的泰雅族婦女習慣在耳朵上穿洞後，塞進細長的容器，容器中裝的便是種子，當他們在開闢土地時，便沿途灑下這些種子，等到種子發芽長成樹木的時候便是通往新土地的標記，這樣一個小小的巧思中也可以看見泰雅族的智慧。大體而言，泰雅族社會組織分成下列幾個團體：1.部落組織 2.祭祀團體 3.共負罪責團體 4.狩獵團體。這四個團體的成員有互相重疊的特質，有人可能同時屬於部落組織和祭祀團體。在不同部落的差異性頗大，有的祭祀團體可能大於狩獵團體，有的部落可能狩獵團體大於任何一個團體，各地無法一概而論。泰雅族是一個平權的社會，由領導能力強的人出任部落領袖，狩獵、出草也由英勇的族人擔任領袖。但遇到部落有重大事情時，則由長老會議決策。在泰雅族社會中原來是沒有「頭目」的，每當族人需要一致行動時，大家才共商推派一位有能力的人為代表，這個代表者的地位並非恆久也非世襲。直到日治時期，日本人為治理之便，才產生「頭目」。目前，泰雅族分為二個族群，以南投縣北港溪與花蓮縣極北和平溪相連之一線為分界線，以北為泰雅亞族的居住區，以南為賽德克亞族的居住區，兩者之間的親族組織、生活習慣、生命禮俗、歲時祭儀與天生體質幾近相似，而使用的方言相同者約47％，語言結構方面仍大同小異。

魏源字默深。鴉片戰爭期間，曾擔任兩江總督的幕僚，發覺中國之所以失敗，固然由於西洋人之船堅砲利，而當局對外界之缺乏認識，以及內部軍事、政治的腐敗，為主要原因。今後革新自強之道，唯有從社會人心方面著手，乃著「盛武記」一書，歷敘清初歷史推求盛衰之理。後來根據「四洲志」及歷代史志輿地書籍，加上外人紀錄，撰成「海國圖志」。此書內容包括四部分：一為記載世界各國歷史、地理和最近情形。二為敘述鑄造和使用西洋大砲的方法。三為敘述製造西洋輪船、水雷和實用工業技術。四為整理當時朝野和魏源本人應付西洋各國的策略。魏源不僅主張要學習西洋物質文明，更要從國民心理方面做文化之根本改革。他於序言上說明編書之動機：「為以夷以攻夷而作，為以夷以款夷而作，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魏源海國圖志所透露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上在面對千年未有之變局所產生的第一部改革方案，也為中國在面對西方挑戰下所引起的第一次有力反應。他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主張，後來成為自強運動的指導方針，可以說是走在時代前端的清代知識份子。

雖然甲午戰爭的慘敗宣告了自強運動的失敗，但是它絕非毫無所獲。這段時期陸續在軍事、經濟、交通、教育等事業上創辦了不少措施，諸如國防設備的建設、外交、技術人才的培養、西書的介紹翻譯等，都為中國近代化奠定下一步發展的基礎。如果又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因為此次巨大的衝擊也加速了中國人觀念的轉變，體會到光是器物改革是不足以面對西方的挑戰，還必須進一步更深入到制度的變革。因此，自強運動的失敗不應該將其視為是中國近代化的延誤，它只是沒有達成其原本所設定的目標，卻為中國近代化的改革運動奠定往前繼續邁進的基礎。這場因戰爭而起，也因戰爭而宣告失敗的近代第一次改革的自強運動，過往討論焦點，總是想找出失敗的原因，或解釋它為何失敗，甚至常拿同時在進行的日本明治維新相互比較，試圖解答為什麼日本成功而中國卻失敗了。假如自強運動的預定目標，訂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目的上，那麼甲午戰爭的失利，的確證明自強運動失敗了。但如果自強運動的目標，重新設定為維持國家的繼續生存上，自強運動可說是有貢獻的。1860年代，清朝所面對的是外有英法聯軍、內有太平天國的存亡關頭，而清朝順利渡過了此一危機，就這一點來看，它並非一無所成。

歐洲人對於中國最早的一個印象是將中國視為一個物質條件非常富裕的地方，這種印象的形成主要是十三世紀馬可波羅等旅行家所創造出來的，這個印象長期都是歐洲人對於中國的刻板印象。到了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界，掀起了一波尊重理性的風潮。由於強調理性的價值，連帶的也對富有人本精神的中國儒家文化，熱烈的加以歌詠盛讚，例如哲學家伏爾泰、大文豪歌德都對中國文化有很正面的評價。當時的歐洲對於中國的瓷器、刺繡、絲綢、建築等都非常著迷。這種對於中華文化的熱情到了十八世紀末逐漸消退，主要原因有二。第一，雍正禁教使傳教士遭到驅逐，失去最重要的文化宣傳者。第二，工業革命以後，西方人對於中國所重視的，不再是迷人的文化，而是龐大的資源與市場。雍正禁教使文化交流中斷後，雙方隔閡日深，到了大英帝國派遣特使馬加爾尼前往中國時，他對於中國的印象已經是「中國人對一切中國以外的事情無知到令人難以相信，其他國家都被雜亂無章的放在四周，只有向中國進貢或乾脆不被人知道的份兒。有一天利瑪竇神父給中國人看一個地球儀，他們不是感到無知的窘迫，而是根本不信。」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並沒有正式的外交機構，朝貢事務是由禮部負責。西北邊疆事務包括俄國事務，是由禮藩部負責。自東南海上來的國家，有關事務是由兩廣總督負責。英法聯軍後，因為外人要求公使駐京，使中國對於國際間外交事務運作有了進一步認識。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成立，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具有現代形式的官方外交機構，此一機關後來演變成為洋務的總匯，商務與教務也同歸於此機關辦理，並在上海、天津分別設立南北洋通商大臣和海關總務稅司籌辦相關事務。又光緒三年首次設立駐英大使，由郭嵩燾擔任，後又陸續於美日俄德法等國設立。1861年恭親王奕訢派李泰國為總稅務司，此後各口岸掌海關者多為外人，以英人為最多。1863年英國人赫德接任總稅務司，從此任職總稅務司四十餘年，在他掌理下，1875年中國各海關有英國人252名，其他西方國家的人員有156名。中國的近代海關行政在外人的掌理下，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此外，1868年清廷聘請已經退休的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為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代表中國訪問西方各國。這是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由於人才不足，而向外國借用人才的例子。自強運動最需要的人才為翻譯、機械製造和輪船駕駛。由於中外事務交涉起初都是用教士為翻譯，頗為不便。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後，又分別設立北京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培養外語人才和翻譯西書，藉以加強對西學的認識。同治四年成立的江南製造局，因其附設譯書局大量翻譯西書的結果，清人又有更多的管道認識西方。除了自辦學堂培養人才外，清廷也開始派遣學生前往西方各國留學，學習各種知識技術。自強運動的首要重點為建立國防工業，其中主要可分為兵工廠、造船廠、紡織廠、煉鋼廠四類。在這段時期，分別建立了江南機械製造局、天津機械製造局、漢陽兵工廠、福州造船廠、上海機械織布局、廣東織布局等。為中國近代化的工業奠定初步的基礎。由於清廷體認到海防的重要性，開始建立新式海軍。光緒十一年正式成立海軍衙門，李鴻章負責進行北洋海防的軍務籌辦，先後成立天津武備學堂、威海衛劉公島水師學堂、旅順船塢。並陸續購買定遠、鎮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等軍艦，建立北洋艦隊。交通建設為建立國防、發展工商業的基礎。當時所注意的為輪船、鐵路、電線建設。這段時期分別成立了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還有部分地區的鐵路建設、電線建設。以及基隆煤礦、漠河金礦、大治鐵礦、唐山煤礦的開採。除了中國人本身的努力外，西方傳教士在中國民間的努力宣傳介紹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中最為著名的有英美傳教士傅蘭雅、李提摩太、林樂知等人。尤其是外人林樂知所編輯的「萬國公報」週刊，詳細介紹西方各種知識，對於往後中國改革運動的發展，產生相當的影響力。

農業活動對於水源的仰賴，使得農民們不得不把埤圳的修築，當成開墾要務，埤圳除了可以增加單位面積的產量外，亦可以用來穩定每年的生產量，分擔因氣候因素帶來的收成風險。所以，水利設施的修築和農民的開墾是分不開的，自荷蘭人招募漢人來臺灣開墾開始，就有埤圳的記載，到了移民最盛的清領時期，民間的水利修築活動更是蓬勃。

漢人有修族譜的傳統，族譜除了記載家族譜系之外，更會詳細記載著家族中的故事。先民們渡海來臺時，大多數人未帶族譜，等到生活較安定後，有些人會回到家鄉抄譜，或是自行撰譜。所以我們看到的祖譜，有些會追溯到原鄉，有些則從來臺的第一代開始記載，情況不一。

原本擁有屬於自己文化的平埔族群們，在漢人移民大量進入後，「草埔」成良田，原本熟悉的游獵生活方式被迫產生變化。鹿群的減少以及勞役的增加，都使得其處境雪上加霜。漢人在數量上的多數，及有意無意侵占土地的行為，更使得平埔族群的文化大多消逝，僅有少數族群在遷徙後，尚保留少許文化。

清政府統治臺灣是採取「漢番隔離」的政策，漢人一律不准進入番地，更不用說是開墾了。除了立碑出示禁令為界之外，更在地表將土挖出成溝，並將挖出的土，堆在溝旁，形成一條人工界線。由於土堆起來的樣子，看起來像牛蹲坐姿勢時隆起的背，所以被稱為土牛，挖出來的溝，就稱「土牛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