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凝土建材的發展對羅馬建築而言，比大理石的使用更為重要。羅馬人將它和拱與拱頂結合運用，帶來建築上的重大改革。拱成為羅馬建築中的本質元素，強調了土石結構的力量與巨大，用以建造羅馬帝國境內的各種公共建築。這一切彷彿象徵著帝國本身的持久權力。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著名的圓形競技場。

“山頂洞人”之稱呼是因為其遺址正好位於龍骨山的山頂，剛好在”北京人”居住的”猿人洞”的頂部之上。這個遺址是在1930年發現的，1933－1934年進行了兩次發掘，發現重要的古人類化石和文化遺存。“山頂洞”遺址分為洞口、上室、下室和下窨四個部分，古人類化石和文化遺物主要是出土於上室和下室。上室地面有灰燼層，並發現骨針和裝飾品，推測應是山頂洞人的居住地，而下室發現3具完整的頭骨和一些體骨化石，人體周圍並散佈有赤鐵礦粉和陪葬品說明這裡是墓葬地。經過測定，”山頂洞人”生活年代距今約2.7萬年前，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原始人類，由頭骨及一些體骨化石推算，他們的骨骼型態與現代人類已沒有太大的差別。山頂洞人遺址中出土的石器很少，只有25件，但骨角器和裝飾品卻非常豐富，從這些由獸牙、魚骨、蚌殼磨製而成的裝飾品以及骨針（用以將獸皮縫製成衣服）可以說明他們已開始用獸皮縫製衣服禦寒遮體並且具有審美意識。在他們墓地周圍散佈有赤鐵礦粉，表示他們在埋葬死者時可能實行灑赤鐵礦粉的原始宗教儀式，說明他們已有原始的宗教信仰。

纏足的目的，是要將腳束縛、抑制其生長，而保持小腳的形式，但在完成小腳的過程中，是十分痛苦的。纏足的方式可分為兩種：1.早纏，俗稱「慢裹」：大多是有錢階級的婦女纏足的方法，在女孩約在3~4歲左右起，母親將小腳關節弄脫臼，用布緊纏，使腳無法隨身體成長而長大。因為是採用漸進的方式，所以纏足的時間較長，但較不疼痛，且比較容易達到三寸的標準。但纏足後的婦女行走不易，需要別人攙扶才能走路。另外，身體會比較虛弱，容易生病。2.急纏，俗稱「快裹」：較為貧窮的中下階層的家庭，會採用此一辦法。這是因為中下階層的家長忙於謀生、與女孩必須工作等因素，使得她們大多比較晚才纏足，大約在8~9歲，甚至有人至15~16歲時才纏足。纏足時大多挑一吉日，請有經驗的老婦負責，將除了大姆趾以外的指頭，迅速、一起扳折到腳底板，再用布緊緊纏緊。由於是在短時間內，將腳趾頭弄斷、纏緊，達到形成小腳的效果，故所耗費的時間較短，對整體身體健康，造成的摧殘相對較小。且纏足完成後，仍可以進行粗重的工作，甚至可以背重物、練武功。正因為是急速纏足，所以不僅在纏足過程中，較慢纏方法更加疼痛，而且纏成的金蓮外觀比較難看且大，很少能達到三寸。雖然纏足對女子的身體造成很大的傷害，但對古人而言，小腳是種美的代表。且小腳又與婚姻的幸福與否產生關聯。簡言之，當時人認為若有一雙三寸金蓮，才易嫁到好夫家。因此不論貧富之家的女孩，皆努力纏足。然而，是否纏足、纏足的樣式、流行的程度等，是會因地域、種族、身份、氣候上的不同而有差異。例如在清朝時，滿族婦女基本上是不纏足的；在漢人中，客家婦女則多為大腳。又如明朝曾規定，有些身份較低的人，是不准纏足。因此在注意到普遍的流行中，也不要忽略差異性的存在，而誤以為所有人皆做同樣的事。

閩菜由於靠海，所以有著眾多的魚類料理與點心製做法，福建的氣候又適合甘蔗的生長，使得蔗糖在福建較容易取得，讓閩菜的香甜滋味獨樹一格。近代又因為成為通商口岸，因而有許多西方的調理技術也跟著被閩菜所吸收。閩菜的共通特色，就是愛用海鮮，調味料的種類繁多，除了常見的蔥、薑、蒜等外，芥末、橘汁、沙茶等等，都是閩菜的調味料。菜餚口味香鮮、酸甜得宜、清鮮溫和。 閩菜又可細分福州、閩南、閩西三小系，福州菜以清淡為特色，湯鮮味美；閩南菜香甜，多用沾醬與佐料，台灣菜的前身。閩西則是較為鹹辣，與客家風味相近。烹法以溜、蒸、煨、炒、糟為主流。

巴洛克（baroque）原義是意指「變了形的珍珠」。在十七世紀成為獨特的藝術風格名稱，以當時法王路易十四宮廷為中心，開始流行著此種華麗柔性的藝術風格。「蕾絲」這種柔軟絲綢成為當時男女皆愛的服飾配件，如男士與女士皆喜愛在上衣的袖口上使用蕾絲邊的「反摺袖」（cuff）。

自1890年代起，西方女性的服飾流行曲線開始以強調「S 」型曲線的審美標準為主，為達到這種曲線效果，女性開始穿著硬挺的緊腰衣，隨著追求這種曲線的趨勢不斷發展，緊腰衣開始增加腰部的長度，來達到更完美的「S 」型曲線，這樣一來使得穿著緊腰衣時腰部更加束縛，女性活動更加不便，但為了追求時尚，這樣的緊腰衣仍風行一時。由於「S 」型曲線的發展，此時女性服裝的特點是裙撐架的流行消退與出現高緊的蕾絲領子，機能性不佳的「羊腿型袖子」又再度流行。這種強調「S 」型曲線的優雅服飾至1910年才逐漸緩和下來。

1900年，黃玉階首先倡組「臺北天然足會」。其後，各地有識之士紛紛成立「解纏會」、「斷髮會」或「風俗改良會」，以身作則，鼓吹放足斷髮。十餘年間，逐漸掀起熱潮。接著，總督府趁勢利用保甲制度，全面推動放足斷髮，在警察監督下，保正、甲長至各戶調查仍保留纏足辮髮人數，限期實行放足斷髮，或舉辦集體放足斷髮大會、慶祝會等，以倡導改革風氣。最後，達到普遍放足斷髮的目標。黃玉階先生，生於1850年，台中梧棲人，32歲來到台北大稻埕，是台灣第一位領取漢醫執照的人。他反對纏足，認為那是不健康的，所以提倡「天然足會」，也發起「斷髮不改裝」運動，是推動台灣現代化的功臣之一。1900年，受中、日社會新氣象之刺激，以及日本官民之鼓勵，有「台北天然足會」之成立，號召社會中、上階層入會，以身作則，倡導解放纏足，惟進展甚緩，至1905年仍有三分之二的女子纏足，放足者僅占纏足者的1.1%。

在纏足風氣盛行的年代，有許多男性對「蓮足」的喜愛，達到痴狂的程度，甚至有些文人手中若不握一隻弓蓮或小腳，則無法讀書寫作。但實際上，並非所有人皆對纏足表示贊同，宋人車若水是最早對此提出質疑的人。他在著作《腳氣集》中表明，將四、五歲無辜小女孩的腳纏得那麼小，是件很殘忍的事，不明白纏足與限制婦女活動有什麼好處？另外，宋代理學家程頤也對纏足不表贊同，因此力行不准族中女子纏足。但對大多數人而言，纏足不僅認為是種美的代表，甚至成為女子是否能嫁到好婆家的重要憑藉，故纏足成為主流風尚。日後，對纏足提出更強烈質疑、反對的意見者，則一直要到了清朝。纏足在清時可謂到了極盛時期，雖然在滿清入關時，禁止女子纏足，但主要的對象是針對滿族婦女(滿人並無纏足習慣)。至於漢人婦人，當時一方面在服飾上有「男從女不從」的規定；另一方面，因漢人纏足對滿人的統治無不太大危害，故纏足並沒有受到清官方太大的反對和禁止。至於在民間，則有人對於纏足提出強烈的反對呼聲。例如李汝珍(約1763~1830)在其名著《鏡花緣》中，以林之洋在女兒國被選為妃，而被強迫纏足的情形，反映女子承受的痛苦，從中也表達他反纏足的觀感與強烈的抨擊。除了李汝珍外，尚有袁枚(1716~1798)、俞正燮(1775~1840)等人，他們可謂是清末天足運動的先驅。清末天足運動的發起，主要是受到當時西方勢力的強大影響所致。簡言之，當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後，顯露出清廷的實力已遠遠落後經過工業革命洗禮的西方諸國，而西方各國也逐漸摸清楚中國的實力，從此中國開始陷入悲慘的境地，民族自信心隨之一落千丈，原本自恃的一切，成為落後、野蠻、殘忍的象徵，而「小腳」也由原本美的象徵，而被視為是殘忍的代表。但對三寸金蓮負面的看法，並不是突然出現並立刻成為普遍共識，而是經過一段長時期的推動與發展，且過程是曲折不斷。近代反對纏足的呼聲高漲，與來華的洋人有很大的關係。傳教士為早期主要推動者，雖然早期他們對於是否要革除為中國陋習之一的纏足，看法有所分歧。後來認為必須透過有組織、系統的推行，成效才易彰顯，因此成立戒纏足會，推行教會學校禁止纏足女性入學等。也有些西方婦女參與其中，著名者有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立德夫人(Mrs. Little)。他們也舉辦演講與編刊物來宣傳反纏足言論，並希望此能影響中國上層階級，藉上層力量而影響下層民眾；梁啟超等人即受到影響，而反對纏足。至於在國內，清末由於國家處於風雨飄搖的階段，許多有識之士不斷思考如何救國，而以康有維、梁啟超為主的維新派人士也不例外。他們一方面受到西方思想影響，同時也思索如何革除中國缺點而使國家強大，推行天足運動，成為他們解決中國弊病的方法之一。在推行天足運動中，最重要的途徑，是要求男性不要娶小腳妻子，一旦纏足不再與婦女婚姻有利害關係，是更容易讓他人接受且實際不纏足。在來華西人與梁啟超等人的努力下，使得更多人加入廢除纏足的運動中，甚至慈禧太后也曾下懿旨禁纏足，同時也有地方官員參與。但這些努力主要是點的發展，故成效仍屬有限。到了民國時期，不纏足運動才在政府推行罰錢等政策，有計劃、有組織的推動下，才收到較大的成效，最後使得纏足風氣消失。值得注意的是，全國廢除纏足不是一致性的，而是有區域的差別。基本上，天足運動是沿海地區接受度高於內陸、城市高於鄉村、上層階層高於下層民眾。另外，在推行的過程中，曾出現因太過急躁而造成民眾反彈，也傷害了纏足婦女的尊嚴。例如，當眾強迫脫下小腳婦女的弓鞋；也有官員趁機敲詐。另外，一旦緊纏的小腳，若要放足，是需要一段時間的，並不能立刻放足，否則疼痛難耐，造成更大傷害。但當時的官員並沒有注意到，而強迫婦女立刻放足，對纏足婦女的生理，又造成另一層傷害。再加上當「以天足為美」成為社會主流時，纏足被視為落伍，又造成纏足婦女的心理壓力。這些無法放纏的婦女，成為時代下的犧牲品。無論如何，放足由原本全然受到排斥、到逐漸接受，甚至成為一股運動，到了民國30年代左右，除了原本早已纏足至無法放足的女性之外，基本上中國已不再有人纏足。到了現今，據說在中國雲南仍可找到年歲已高的纏足婦女，成為中國金蓮風尚的見證。

柯布榭的《供300萬人居住的當代城市》對於城市發展提出了具體合理的辦法：1.分散市中心。2.疏散人口密度。3.提供更多交通運輸的方法。4.增加公園綠地和開放空間。1925年，柯布榭指出「現代都市隨著新建築而誕生」，但「巨大的、壓倒性的、殘酷的進展，破壞了我們和過去的連結關係。」而這市中心的四周是由185公尺高的摩天大樓包圍著。柯布謝的設計中整個都市就是一個綠帶，因而未包含公園的設計。

西元1115年，女真族首領完顏阿骨打建立金朝，國號大金。宋徽宗宣和二年（西元1120年），宋、金結盟攻遼，約定由宋出兵燕京，勝利後燕、雲等州歸宋，宋則把原來給遼的”歲幣”轉納給金。宣和四年（西元1122年）宋軍攻遼失敗，燕京後來反而是由金兵攻下，因此金向宋要求每年四十萬的銀、絹，以及一百萬緡的燕京代稅錢和銀、絹、米糧各十萬的勞軍費，以作為換取燕京及六州二十四縣漢地漢民的代價，宋取得燕京後改為燕山府。宣和七年（西元1125年），金滅遼，之後兩次南下攻宋，取得燕山府，靖康二年（西元1127 年）北宋亡。西元1153年，完顏亮下詔將金朝國都自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市）遷至燕京，初名聖都，不久改稱中都。完顏亮之所以要遷都燕京，首要原因是為了鞏固對中原地區的統治。因為在1141年金、宋雙方達成和議，以淮水為界，金的統治地區向南擴大到淮水流域以北的廣大地區，但是金朝要以遠在東北的都城會寧府顯然是難以控制黃、淮地區，要指揮南下用兵也感到鞭長莫及，故勢必要將國都南遷。完顏亮遷都後，確立了五京名號，即中都大興府（今北京），東京遼陽府（今遼寧遼陽），南京開封府（今河南開封），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北京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西），”中都”之名即取五京當中之意，而中都也成為整個擁有中國半壁江山的金王朝統治中心，今天的北京正式成為中國北部的政治中心也就是從此開始。不過到了1215年，蒙古軍隊佔領了中都城，金朝在中都的統治從此結束。金中都城是在遼南京城基礎上向東、西、南三面擴展而成的，北面受河道的影響未向外擴展。中都城的修築是仿照北宋都城汴京修建的。中都還修建多座宮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太寧宮（即今北海公園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