臘八節與盂蘭盆節原是佛教節日，後來成為中國民俗節日之一。農曆十二月初八，相傳?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成道的日子，因此，佛教徒稱這一天為「佛成道日」，俗稱「臘八節」。從先秦起，臘日即被視為年節，但當時沒有固定在十二月初八，到了南北朝，隨著佛教影響擴大，才開始固定在十二月初八。每逢臘八節必喝臘八粥，不但有益身體，分送親友臘八粥也有分送祝福之意。農曆七月十五日是「盂蘭盆節」，民間稱為「中元普渡」，這一天要舉行超渡儀式。「盂蘭盆節」原是源自「目蓮救母」的故事，宋代以後，「盂蘭盆節」的重點已經不在供佛上，而是轉移到佈施、超度亡魂上。

民教衝突愈演愈烈，也和基督教義理儀式與中國儒家禮俗衝突有關。中國人對基督教禁止祭祖一事相當不滿。認為不祭祖者，與禽獸幾無差別。而基督教的平等觀念，也讓士大夫不滿。五倫觀念在中國已根深蒂固，君臣、父子豈能平等，簡直無君無父。此外，男女共同參加祈禱、聽道等聚會，讓講究男女之防的中國人，更是難以接受。民教衝突的爆發，「挖眼剖心」、「迷拐幼孩」、「誘姦婦女」等謠言的散播常成為導火線。由於中國社會重男輕女，產生了溺殺女嬰和拐賣男童的奇特現象。而天主教多設有育嬰堂，收養貧困家庭的孩子，尤其是遭遺棄的女嬰。教堂為了多方收養以造公德，會給予送養兒童者金錢補貼，如此卻助長犯罪，拐賣兒童案件層出不窮。而一般鄉民無知迷信，誤以為教會收容嬰兒幼童，是為了挖眼剖心以製作蠱藥害人，因此，一有謠言散佈，立即引起公憤，鄉民相率前往教堂理論鬧事，甚至爆發仇教、打教等激烈流血衝突的 “教案”。

隨著天主教各教會進入中國，各教會或教會內部對中國儒家文化的認識漸漸出現了分歧。其中最引起爭論的，就是中國的祭祖與祭孔活動，究竟是屬於宗教性質，抑或只是中國的禮俗。假使祭祖祭孔的活動是屬於宗教性質，那就違背基督教不崇拜偶像的教義。1628年(崇禎元年)，耶穌會為了解決歧見，便在中國召開會議，達成共識：不把中國的祭祖祭孔活動，當作是偶像崇拜。較晚到中國傳教的方濟會與道明會，對耶穌會在中國傳教的成功既羨慕又嫉妒，加上不贊成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方式，因此將對中國的禮儀之爭再度點燃，也使得羅馬教皇對此問題逐漸重視。耶穌會士擔心爭論的結果會影響在中國的傳教，也派員回羅馬為在中國的傳教方式辯護與解釋。最後羅馬教皇於1704年頒佈禁令，嚴禁入教的基督教徒行中國禮儀。教皇頒佈禁令後，派遣使團到中國面見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對此禁令極為憤怒，下令只有經過朝廷批准的教士才可在華傳教。多數的教士意識到此舉將會嚴重影響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情形。因此1719年(康熙58年)教宗再度派人來華交涉，希望中國能允許傳教士繼續在華傳教。不過這次的交涉並未成功，傳教士所提出的條件反而惹惱了康熙皇帝，康熙皇帝決定禁止天主教在中國傳教。

中國的新式學堂教育，最初是由傳教士所辦。鴉片戰後，傳教士在通商口岸開辦洋學堂。這些洋學堂都附設在教堂裡，規模很小，目的是為了傳教以及培養中國籍的傳教助手，主要是讓學生讀《教義問答》以及《聖經》等書，僅為啟蒙、小學程度。招生的對象，多為貧苦孩童，免收學費、膳宿費用也由學校供給，但學生人數很少，女校招生尤為困難。早期傳教士正式開設的洋學堂，較著名者有1843年(道光23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創辦的英華書院、1844年(道光24年)英國的東方女子教育會、1850年(道光30年)耶穌會在上海創辦的徐匯公學。學校除了有宗教課及宗教活動外，也教授中國經書，希望能把基督教義與儒家思想結合。另外，還有英語、西方科學知識等課程，藉此讓學生接觸西方的社會生活。1860年後，清廷為了洋務的需要，也開始設立洋學堂，如同文館、廣方言館等，聘請了許多傳教士擔任教師。同時期教會學校及女學校也不斷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招生對象也有改變，尤其是通商口岸的學校，不再免費招收窮苦孩子入學，而是積極吸收富家子弟入學。傳教士可謂已為中國的近代化教育首開風氣了。

波斯灣戰爭起因於伊拉克和科威特兩國間因領土、油權利益等糾紛，以及伊拉克對油償、租借布比揚島、瓦巴島談判的破裂。於是伊拉克於1990年8月2日揮軍十萬入侵科威特，兵力不足二萬及戰鬥機不到百架的科威特毫無招架之力，8月8日伊拉克完全侵占科威特，此舉引起許多國家關注。1990年，伊拉克總統海珊在會議上指責阿拉伯國家生產石油過量，導致油價低廉，使伊拉克在半年內蒙受約140億美元的損失。海珊更直指科威特違反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規定，過量輸出，造成油價下跌。故要求科威特拿出一百億美元作為油償並取消之前伊拉克所欠下的300億美元的債務，這不合理的要求使會議不歡而散。會議後一個月，伊拉克派遣副總統薩敦哈馬迪到科威特索錢，科威特表示沒有這麼多現金，伊拉克討債不成，遂轉以武力威脅，並從7月中開始在伊、科兩國邊境頻繁調集重兵。 伊拉克為排除外在勢力干擾，先後試探埃及與美國意見。美國駐伊拉克大使阿普里爾．格拉斯皮對海珊表示，「對阿拉伯內部的爭執如伊科之間的邊境爭執美國表示中立。這使海珊錯估形勢，誤以為美國允許他用武力解決問題。因為此次侵略行動可能會引起中東區域性的戰爭，甚至引發世界大戰，於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1990年11月29日通過678號決議案，要求伊拉克於1991年1月15日期限前撤出科威特。限期屆滿，伊拉克仍拒絕撤離科威特，聯合國宣佈以武力驅逐伊拉克。1991年1月17日淩晨3時，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約有30多萬人、1200輛飛架及1000多輛坦克，戰爭首日，多國部隊進行3次大規模空襲，投下約1.8公噸的炸藥，相當於一個半廣島原子彈的爆炸能量。歷經38天的空襲，到2月24日，多國部隊發動地面攻勢，對伊拉克開始實施毀滅性的「沙漠風暴」戰爭，3天後宣佈停火，歷經100小時地面作戰之後，伊拉克最後無條件投降，戰爭劃下休止符。

伊斯蘭（Islam）本意有「順從、服從、降服、歸順、純淨、和平」的意思。就宗教意義而言，「伊斯蘭」一詞是指歸順唯一真神阿拉的旨意，服從阿拉的戒律，也就是說個人唯有透過對阿拉旨意的歸順和對阿拉戒律的服從，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並永久享有純潔。為穆斯林（Muslim），該詞意思是「順從者」、「皈依者」，即順服真主或皈依真主意志的人。伊斯蘭教，廣義而言是一種宗教文化，由核心向外可以分為四個層次，核心是「除真主外，再無神靈；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的基本信條；第二層是宗教的思想體系，包括觀念、意識、教義…等；第三層則為呼應第二層思想體系的外在具體展現，形成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例如儀式、教規教律、教派組織…等；最後一層是宗教實物，比如宗教典籍、建築、藝術品..等。而狹義的說，它就是穆罕默德所創立的一神信仰宗教。伊斯蘭教創立之前，阿拉伯半島上有多神崇拜及外來的基督教和猶太教這些信仰，穆罕默德創立伊斯蘭教一神思想後，取代阿拉伯半島上原來複雜的宗教意識。伊斯蘭教教義形成的過程中，它反對猶太教、基督教和多神崇拜，另一方面卻也受到古阿拉伯習俗和猶太教、基督教的影響，保留了原始宗教的某些習慣。

天津教案發生於1870(同治9年)，牽連許多國家，傷害規模空前，引起各國嚴重的關切，幾乎釀成戰爭。受害者有天主教堂教士修女多人，及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法國與俄國商人。發生的原因，是因為天津市民懷疑天主堂，認為他們迷拐孩童、挖眼剖心，用以製藥，乃包圍天主堂。豐大業前往交涉，對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大肆咆哮，鳴槍示威，隨後又槍傷天津知縣劉傑的隨從，遂被氣憤的民眾毆斃。民眾更憤而焚毀天主教仁慈堂，死傷達20餘人。天津教案發生之後，清廷派直隸總督曾國藩前往處理。根據曾國藩的調查，天主教仁慈堂內男女幼童一百五十餘人，是由家屬送至教堂養育，並非拐騙而來，且當時天津城也無兒童遺失的報案，被教堂掩埋的嬰屍，也都有心有眼，教士拐買兒童、剖心挖眼之說，應是謠傳。曾國藩力辯對洋人的不實謠言，並查緝兇犯，嚴禁滋事，將天津知府、知縣撤職。於是朝野內外皆認為其偏護洋人。朝廷囑曾國藩勿失民心，將曾國藩調為兩江總督，以李鴻章為直隸總督，接辦調查。最後清廷賠償死者家屬四十六萬兩，並派崇厚前往法國致歉，流放府縣官員，並處死、杖罰、流放參與教案的天津民?數十人，天津教案才告了結。天津教案最後雖能和平落幕，但總理衙門意識到教案頻傳及其後果嚴重，乃擬定了「教務章程」八條，希望能對傳教士有所約束，以調和民教之間的衝突。但英、美、法均不同意，教案仍然頻傳不止，甚且愈演愈烈，最後爆發義和團全面性的非理性反教運動。

西從摩洛哥起、穿過北非與中東與阿拉伯半島，東到伊朗邊境，大約有二十個國家。這個區域中大多數人民使用同一種語言、信奉同一種宗教，但他們之間幾乎沒有統一性，政治體制也大不相同。但外界看來，阿拉伯世界就宛如一個整體無異，然而在他們之間，行為、組織、價值觀皆有顯著差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阿拉伯人抱怨，表面上雖獲得自由，但他們社會仍受西方帝國主義束縛。部份伊斯蘭統治者仰賴西方支持，自願放棄自然資源或軍事基地的權利，來回報西方，而受西方扶持建立的以色列對阿拉伯人的重創，更傷害了他們的自尊，對西方於是產生了矛盾複雜的愛惡情感。西方意識型態的根基，是將世界視為世俗的和民主的，並以資本主義作為運作邏輯。但伊斯蘭意識形態則是以宗教信仰作為核心，穆斯林以伊斯蘭教作為生活總體的表現。當兩股意識型態交會時，有折衝，有妥協，也將有所堅持。「世俗主義」（secularism）與「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被認為是西方現代化的兩個重要社會基石。西方通常認為伊斯蘭世界接受民主政治與現代化之後，應該就會像政教分離的西方國家一樣，生活中也會呈現宗教和世俗的差異。然而就穆斯林而言，宗教制度與權力體系與現實的政治結構是完全融合在一起，這兩者之間沒有任何可模糊的地帶，如果只是奉行片段的伊斯蘭教義就就已不是穆斯林。就西方來看，一些推動世俗化的中東國家，並未完全開放社會，而對於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而言，這些世俗化的半調子國家卻又是伊斯蘭的叛徒，在推動世俗化的過程中，引發不少紛亂。世俗化是推動公民社會的第一步，然而穆斯林認為國家和社會不過是宗教的體現而已，因此有著法人組織的社會，在穆斯林眼中就成為了非宗教社會，非宗教社會的本質對穆斯林來說是無疑就是異端邪說。當一些穆斯林領袖宣稱伊斯蘭領袖不相信西方的民主學說時，嚴然已觸及了西方最珍貴的價值－民主，彷彿對世界傳達一種聲音：伊斯蘭教是只講求獨裁軍事領袖的宗教，徒增對於伊斯蘭負面的宣傳。二十世紀是民主主義擴張的世紀，當全球已經進入所謂的民主第三波時，中東伊斯蘭世界仍停留在傳統獨裁與新式專制兩種政治制度的光譜中徘徊。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雖未臻完美，但此時代似乎沒有比民主更好的政治體制。只是當穆斯林國家在接受民主理念或某種自身能控制的民主時，傳統舊結構卻不斷干涉新體制的形成，使得真正的民主政治無法運作，因次有的地方表面上可能是實行民主政治，但其實只是另一種形式的部落主義或封建主義。就現狀而言，穆斯林仍無法發現轉換到民主體制而不傷害到既有傳統結構的制度，因為太多的民主，似乎意味著直接跌入無政府狀態，所以伊斯蘭國家對於民主政治上的實踐仍是諸多保留的。

古代的譯經者為了更有效地傳播佛法，總是運用社會大眾的口語來進行佛經的翻譯。佛經雖然是外來文化，但是長久以來已經融入中國文化當中，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例如「三生有幸」、「兩世為人」的輪迴思想；「大千世界」、「恆河沙數」宇宙觀；「頑石點頭」、「立地成佛」的勸善思想；「種瓜得瓜」、「自作自受」的因果思想，這些都是深入民間，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當馬丁路德的思想與著作陸續傳入英國時，吸引了不少支持者，但英國的貴族及教會都反對新教，英國政府因而採取嚴厲的反新教措施，將路德的學說斥為異端，禁止新教言論的散佈，逮捕倡導新教的改革人士，當時的國王亨利八世甚至還親筆寫了一篇「七大聖典衛護論」（Defense of the Seven Sacraments）以反駁馬丁路德，並且為了表示忠於教宗，還特別包裝以金色封面，派遣特使呈獻給教宗李奧十世，李奧十世封贈亨利八世為「信仰衛護者」（Defense of the Faith）。不久之後，亨利八世卻因為婚姻問題而與羅馬教廷決裂。原來亨利八世的哥哥亞瑟（Arthur）娶了西班牙公主凱薩琳（Catherine）為妃，不到半年，亞瑟去世，為了延續與西班牙王室聯姻的機會，便將凱薩琳改配給亨利八世。凱薩琳比亨利八世大六歲，兩人所生的子女多數夭折，只有瑪麗（Mary）一人存活，加上凱薩琳已難再生育，於是亨利八世想起了舊約聖經中所言︰「人若娶兄弟之妻不能生子」，認為自己應是違背天意而遭天譴。此時，亨利八世迷戀上凱薩琳身邊年輕貌美的侍女安妮寶琳（Anne Boleyn），深得亨利八世喜愛。亨利八世於1527年向教宗提出離婚要求，以年幼被迫與寡嫂成婚為由，請求當時的教宗克力門七（Clement Ⅶ）批准其離婚案。面對此案，克力門七世陷入左右為難的困境。若批准了離婚案，則勢必為教廷埋下後患，因為凱薩琳是西班牙兼神聖羅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的姑母，而且查理五世的軍力控制了羅馬等地；若不批准離婚案，則又得罪了亨利八世，克力門七世只得採取拖延戰術，壓下此案不批。亨利八世對教宗的拖延感到不耐煩，在國會的支持下，遂自任為英國教會的最高領袖，成功結束他與凱薩琳的婚姻關係。亨利八世雖然脫離了羅馬教會的控制，但英國國教派仍保有舊教的教會組織、教義解釋、禮拜儀式等。直到1547年，亨利八世病逝，年僅九歲的愛德華六世（Edward Ⅵ，1537-1553）即位。因為輔政大臣傾向新教，坎特伯里大主教克蘭姆（Thomas Crammer）在1548年寫成「公共祈禱書」（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一書，並經國會通過，下令全國的教堂一體遵行。政府積極的清查教堂的財產，同時焚毀與天主教相關的著作或是祭品，甚至禁止望彌撒，使得舊教在英國反而成為異端。西元1553年，愛德華六世病逝，其姊瑪麗繼承王位。瑪麗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在新教信仰者當政的時期，她的信仰讓她飽受苦難。1554年，她下令全國恢復天主教信仰，規定新教及其他教派均屬非法，不得活動與散發出版品。但英國國內的新教勢力並未因此衰微，瑪麗王后甚至聽聞新教徒正策劃叛變，為了貫徹天主教信仰，大開殺戒，前述的大主教克蘭姆也是殉道者之一，受迫害的新教徒因此稱她為「血腥瑪麗」（Bloody Mary），這段迫害時期並不長，她在1558年病逝，由亨利八世與安妮寶琳的女兒伊莉莎白一世即位。 羅馬教廷因為伊莉莎白一世的身世而拒絕承認她合法的英王地位，伊莉莎白一世決定恢復新教，使得英國教會再次脫離羅馬教宗而獨立，確立英王是英國國教派的領袖，並且修訂「公共祈禱書」，通令全國各教會採行。西元1563年，制定「三十九信條」（Thirty nine Articles），作為全英國國教派遵守的教規，奠定了英國國教派的教禮、教義之基礎。伊莉莎白一世不僅打壓了天主教徒，也不能容忍新教的極端派—清教徒（Puritans）的批評，這些清教徒後來便遠走北美洲，開闢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