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有成之後，日本國內為配合國際貨幣體系，改採金本位制；乃定於1897年（明治三十年、光緒二十三年年）十月一日起施行其〈貨幣法〉，為配合其〈貨幣法〉的施行，遂於同年九月二十一日再度舉行貨幣會議，經參酌臺灣的實際情形，乃決定其改革臺灣幣制的基本方針：「〈貨幣法〉之施行於臺灣，不以明文規定；臺灣之主要通貨，以鑿印之一圓銀幣充之，並按時價（即金銀比價）核算，使用於島內之一般公私交易上；原來允許使用於繳納租稅等公課之外國銀幣與私人鑿印粗銀，今後禁止使用。」日人在臺灣實施「流通銀塊的金本位制」，固屬一項精心的設計，雖然尚未能將臺灣所流通的貨幣，立即完全納入日本的貨幣體制內，但是，其欲藉此而增強日本貨幣在臺灣的流通勢力，以逐漸驅逐與取代原先所流通的雜亂貨幣。由於殖民政府未能積極收換新幣，於民間使用上又未能禁絕使用舊幣，所以造成鑿印銀幣運行效果不佳的情況。最後不得不停止銀幣鑿印，改為所有銀幣均按「時價」無限制流通。日本的鑿印及未鑿印銀幣都按「時價」流通時，舊有的各種貨幣亦都繼續在民間使用，且仍有外國銀幣、乃至粗銀輸入。等到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光緒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臺灣總督府即以法令規定，對進口粗銀課稅百分之五，並禁止「歹錢」（私鑄之劣質銅幣）輸入，自翌年四月一日起施行；繼至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更規定「折合日本貨幣（按係指其金幣而言）達三圓以上之外國輔幣（按此當包括清鑄銅錢在內），禁止輸入。」自同年六月一日起實施。此兩項規定，是日人採漸進方針，對臺灣進行進一步幣制改革的準備行動。另外，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光緒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臺灣銀行正式成立，並發行「銀?」，並對於之後臺灣幣制整頓發揮重要的作用。

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之後，國民黨政府開始大刀闊斧從事財政金融建設，同年十月六日公佈「中央銀行條例」明定中央銀行為國家銀行，並在上海正式成立總行，肩負起當時統一幣制、統一國庫及調節金融之責任；二十四年十月一日又成立中央信託局，負責購料、信託、儲蓄、保險、易貨儲運等業務，其中購料業務中即包含籌辦設廠自行印製鈔券事宜。 對日抗戰前及抗戰初期，中、中、交、農四家銀行所發行之法幣仍全數委由國外印製，迨至二十九年夏，因中國海岸線幾全部遭日軍封鎖，國民黨政府當局為免鈔券供應中斷起見，乃在重慶籌購鈔紙、油墨，準備鈔券印版事宜。三十年二月一日籌備完成，於中央信託局成立「印製鈔券事務處」（旋改稱為印製處），資本額為五百萬元法幣，同時接收財政部重慶印刷局（位於重慶棗子嵐埡），改稱為「重慶印刷廠」，本廠自是日起正式創立。大陸時期之組織可概分為重慶時期與上海時期二階段，前者自三十年二月至三十四年底，後者自三十五年元月至三十八年六月，在區域上則涵蓋北平、上海等地，而組織上多為接管（收）或收購當地現存印刷（造紙）工廠後投入生產。惜因時隔久遠，相關文件資料多已佚失，僅能以簡述方式行之。民國三十八年七月一日本廠總管理處正式遷台辦公，在民國四十三年四與台北廠合併改稱為「中央印製廠」。民國五十年六月中央銀行復業，同年九月奉命接收台灣銀行大理街印刷所，改稱本廠萬華廠，印鈔工作方始統一全部交由本廠印製。同時，早在民國四十一年春，為防範空襲及維護安全起見，曾分期疏建廠房於新店青潭。民國四十七年成立青潭辦事處，迄至民國五十二年九月十一日「葛樂禮」颱風之後，因三重舊廠歷經災患，且廠房四周已被市廛包圍，無法擴建，不堪重任，遂將經營十數年之三重廠址所有機器設備人員，陸續分批遷移青潭，於五十三年五月執行完成。嗣為提高生產品質，加速本廠生產設備現代化，續於五十二年八月購妥新店鎮安坑土地，開始籌建安康新廠。民國六十一年七月一日設總廠及安康廠於台北縣新店鎮二城路三十號（即現址新店市安康路三段二三五號），青潭原址（即現新店市北宜路二段二００號）設為青潭廠，原設之萬華廠併於青潭廠。 本廠遷台初期因業務清淡，全廠人員最多時亦僅約五百人，俟接管總統府印鑄工廠及台灣銀行印刷所後，人數增為九百餘人，其後青潭、安康兩廠陸續成立，進而突破千人。至民國七十八年七月因鈔券委印量大幅增加，全廠員工達到最高峰之一四五六人（當年度預算員額為一四七七人）。此後本廠為配合行政革新組織員額精簡計畫，人數乃逐年遞減至目前之一一四一人（截至八十九年六月底止）。。─以上資料摘自中央印製廠官方網頁：本網簡介http://www.cepp.gov.tw/cweb/cepwpart2/cepwpart2.htm

東晉安帝隆安三年（西元399年），法顯和同學慧景、道整、慧應和慧嵬四人，從長安出發沿著河西走廊經蘭州、張掖、敦煌，西出陽關。在穿越白龍堆沙漠時，進入了此行最艱難危險的一段路程；翻越小雪山時風雪暴起、天寒地凍，同行的慧景禁不住嚴寒而死，法顯撫之悲慟難抑，但是為了完成大願只有揮淚繼續前行。在越過五千二百多公尺高的小雪山後，終於到達了恆河流域的中天竺！法顯此次西行前後凡十五年，帶回的梵文經典甚多，翻譯出六部六十三卷一百多萬字。他寫《佛國記》記述了西行求佛法的經歷，八十六歲時逝世於荊州。法顯不僅體現了堅毅不拔的精神，其經歷見聞也有助於我們，了解西域文明古國的風土民情。

日本在隋唐兩朝三百年間，多次遣使通聘，以輸入中國當時之政制、法令、佛、文化、經典、美術等文物制度，作為日本改革內政、建立中央統一政權的模範準備，故使節同時具有政治與文化性質。後日本又派遣久居中國之留學生及學問僧進一步研究吸收中國文化，其中阿倍仲麻呂來華多年（西元 716?770年），歷任唐廷要職，終老於唐；吉備真備攜回唐禮、太衍曆經等，對日廷禮儀及曆法改革，有密切關係。玄宗開元年間，鑑真及其弟子赴日傳入律宗，並對日本佛教藝術、醫學及漢文學的發達有不朽功績。

兩河流域的伊拉克，在阿麻拉遺址，發現過紋飾繁縟、彩色如錦的三彩三足盤和三彩盆。巴格達以北約一百二十公里的底格里斯河畔，西元 1911?1964年間三次發掘出土唐三彩碗和盤，還有綠釉及黃釉殘片。

十六世紀期間，日人稱之為「南蠻人」的歐洲人相繼至日本貿易，帶來洋槍、火藥、天主教等，衝擊日本社會，幕府終於實施鎖國政策，但西洋學術以中、荷兩國為中介，仍不斷傳入日本，「蘭學」影響尤甚。西元1853 年美國艦隊司令波理 Matthew Perry 要求日本開國後，次年簽訂神奈川條約，各國陸續援例，引發日本國內政爭，促成王政復古與明治維新。日本維新成功後，成為亞洲第一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國家，在甲午戰爭及日俄戰爭勝利後，一躍為世界強國。 日本以武力向外擴張的運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後劃上休止符。其間曾影響中國的立憲及革命運動；中、日間的八年戰爭也對兩國歷史發展產生重大影響；日本對台灣的統治也成為這塊土地歷史上的一頁……。日本今日為全球三大經濟體之一的實力，對世界的影響仍不容小覷。

統一新羅時代，王室企圖用儒教的政治理念鞏固專制王權的體制，儒教勢力遂漸能與佛教分庭抗禮。儒學對朝鮮的唐化之影響，具體彰顯於西元六八二年設立國學，後實施讀書三品科的科舉考試制度，學習內容包括論語、孝經、禮記等政策中，顯見中國文化影響。新羅末期赴唐留學生中，通過中國賓貢科考試者五十餘人，其中崔致遠亦享名於中國。

「穆斯林」是對伊斯蘭教信徒的稱呼，意思是指信仰真主、服從先知的人。信徒服從阿拉的指示，向外去征服不信阿拉的地區，這使得伊斯蘭教的勢力發展得很快，建立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 八世紀初時，大食帝國已控制了中亞布哈拉、撒馬爾罕及花剌子模等地；在西元715年時更達錫爾河，把唐羈縻突厥所設的府州全部納為己有。 大食何時開始與中國政府往來？據《冊府元龜》記載：「永徽二年（西元651年）八月，大食國始遣使朝貢」。此乃官方的記錄，亦有說隋代時大食人已入中國傳佈伊斯蘭教。不論是哪種說法，乃是因進入中國之大食商人，將伊斯蘭教與生活方式傳入所致。

張騫是漢中成固（今陜西成固）人，漢武帝建元三年（西元前一三八年），率領了一百多人，滿懷豪情，手持使節，由隴西（今甘肅省）出發，欲聯絡大月氏夾擊匈奴。此次西域之行歷時十三年，出發時有一百多人，回來時只剩他和甘父兩人。雖然沒達到聯絡大月氏夾擊匈奴的目的，卻開通了漢朝和西域的聯繫，所以被史家稱為「鑿空」。張騫可謂是中國漢代傑出的探險家、旅行家和外文家，他的兩次出使西域，影響重大、意義深遠，開拓了漢朝和西域各國的正式往來，開通了真正的絲綢之路。

我們常說唐代是個兼容並蓄的社會，這一點可以在不少出土的駱駝俑及鷹目深鼻的西方人中得到印證，而這也可以看出唐代中西交通應是頗為頻繁，西方人到中國來的必然不少。充分證實了唐代是個「兼容並蓄」社會的事實。另外在人物俑中我們也可以看出當時唐人的穿著打扮，是社會生活史很好的參考材料。當然，對現代的人來說，唐三彩也是不可多得的裝飾品，造型特殊，色彩鮮豔的唐三彩正好可為居家增添一番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