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超率領三十六名軍士，出使西域諸國，先於鄯善建功，後又和疏勒（今新疆喀什）、車師等國結成了友好的關係。他善用西域諸國的力量，以巧妙、以少勝多的戰略戰術，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例如平定疏勒的叛亂、擊敗了龜茲與莎車，並配合東漢的軍隊的勝仗，終迫使北匈奴西遷。班超被任命為都護，駐守龜茲，西域五十餘國全部歸附了東漢；班超後被封為定遠侯。自西漢末年起即被阻塞了的東西交通大道，因此又重新暢通了。班超還和安息（今伊朗）國建立了友好關係，並派助手甘英到達條支（今敘利亞一帶），前往聯絡大秦（今羅馬），在大漢絲路上留下了一代雄風。

出於大食諸國，及真臘、占城兩國，而以大食為上。獵者見象，以藥箭射之，象負傷逃遁一、二里後，藥發而斃。獵者取其牙，埋諸土中，積至十餘支左右，方搬至大食；再以舟運至三佛齊、日囉亭等地交易。

王圓籙，湖北人。早年因逃荒離開家鄉，後來在甘肅的巡防軍當小兵。士卒退伍後，流浪到莫高窟做道士，法名法真。喇嘛念的是西藏經，找他幫忙解釋漢文經典。因為佛窟改建道觀的工程，意外在十六號洞窟，發現大批文物，即後世所謂「敦煌寫本」。

唐墓中出土的三彩器，器形飽滿渾厚，線條圓潤，紋飾借鑒和吸收了唐代絲綢印染的圖案，花樣繁多，千變萬化，引人注目，令人遐思。

東晉安帝隆安三年（西元399年），法顯和同學慧景、道整、慧應和慧嵬四人，從長安出發沿著河西走廊經蘭州、張掖、敦煌，西出陽關。在穿越白龍堆沙漠時，進入了此行最艱難危險的一段路程；翻越小雪山時風雪暴起、天寒地凍，同行的慧景禁不住嚴寒而死，法顯撫之悲慟難抑，但是為了完成大願只有揮淚繼續前行。在越過五千二百多公尺高的小雪山後，終於到達了恆河流域的中天竺！法顯此次西行前後凡十五年，帶回的梵文經典甚多，翻譯出六部六十三卷一百多萬字。他寫《佛國記》記述了西行求佛法的經歷，八十六歲時逝世於荊州。法顯不僅體現了堅毅不拔的精神，其經歷見聞也有助於我們，了解西域文明古國的風土民情。

三國統一後，新羅模倣唐的均田制，依官職的高低授給官僚田，而後進一步實施祿俸制，由國家向人民抽稅，再依官職高低支給租穀，但貴族官僚的反彈，導致王權的衰弱，地方豪族勢力抬頭。政府雖對二十至六十歲的丁男配給一定面積土地（丁田制），但因苛稅而無法擺脫窮困。至於被征服民及叛逆罪犯則被集中到鄉、所、部曲等區域，從事農耕、畜牧、手工業等勞役。

考古學家在今俄羅斯戈爾諾阿爾泰省烏拉干河畔，發現了西元前五世紀左右的墓葬群，名為巴澤雷克古墓群。墓中隨葬物品有大量的中國絲綢，其中第五號墓出土的蠶綢鞍褥面，上用彩色絲線繡著開滿花朵的樹枝，鳳凰飛舞其間；六號墓中發現了一面白色金屬製的中國鏡子。這說明了早在張騫還未通西域以前，中國的絲綢與文物，已在阿爾泰山一帶流傳了。傳輸的道路就是在沙漠道北邊的另一條東西交通要道，即草原絲綢之路。

清乾隆初期安溪人董日旭、李國開來到這裡開墾，並建公館收租，是三角湧地區開闢的開始。因地處大嵙崁溪、三角湧溪、橫溪三合匯流之處，故稱為三角湧莊，一九二零年改為三峽。同治初年，又有一位來淡水之荷蘭人，為了經營茶葉曾僱用淡水工人，到三角湧山員潭仔開墾山坡地二、三百甲，並由南洋輸入茶樹栽植製茶。同治二年，公館尾的富家李三朋曾到艋舺經商，和王益興合資開設北郊金益泰號。後自創安記號於艋舺舊街，置大船數隻，航行於大陸各港埠之間，累積了許多財富。此外，三角湧人還有許多人以水路進出艋舺、大稻埕經商。 大正、昭和年間，三峽仍以出產茶、樟腦、木材、木器、家具、米粉、染布、木炭而聞名。這些三峽特產，多由紅頭船運到萬華、台北銷售;再原船載回日用雜貨百貨回三峽。大正八年建造桃園大圳石門攔水堰，大嵙崁溪中下游河水減少，再加上三峽與板橋台北間的公路通車後，船運漸減，終至絕跡。

廣州自秦代以來，即為中國重要的國際貿易港口，漢代的「譯長」、唐代的「市舶司」皆首置於其地。進口各類物產，如香料、珍寶、象牙，出口則是中國的絲綢、陶瓷、茶葉，甚而書籍等，其航線東至日本，西達波斯灣。即使元代的泉州港，清後期的上海港先、後出現，取代她在海運上的龍頭地位，至今為止，她仍是中國數一數二大型國際貿易港口。在諸多貨物當中，瓷器的出口最具「海上絲路」之特色。自從瓷器成為海上運輸的主要外銷貨物，廣州便是最大的瓷器輸出港，自唐至元，歷久不衰。阿拉伯商人都知道廣州生產瓷器，其實廣州瓷器來自東南沿海和長江中游各地的窯場。宋代著名的越窯、龍泉窯、景德鎮窯、耀州窯和磁州窯瓷器，都由這裡運送東南亞、印度、西亞、和東非地區。宋代廣東的外銷瓷窯則分布潮州、惠州、南海、佛山、廉江和遂溪；明代外銷瓷窯主要分布在潮州、佛山（石灣）、惠州、惠東、惠陽和平遠等地。廣州西村窯也是一處外銷瓷窯，但不見方志記載。西元１９５６年對該遺址進行發掘，發現燒瓷有青白釉、青白釉彩繪、青釉和黑釉等幾種，印花青瓷可能使用耀州窯印模，專供南海各地使用。三十年來該窯瓷器大多見於東南亞各國，國內絕少見到。伊本．貝圖達尤其推崇廣州瓷業的繁盛，他說秦克蘭（廣州）和刺桐（泉州）一樣，盛產瓷器。“秦克蘭是世界聞名的大城，最大的市場是陶瓷器業，商人從這裡將瓷器運到中國各地，又行銷印度、也門”。

統一新羅時代，王室企圖用儒教的政治理念鞏固專制王權的體制，儒教勢力遂漸能與佛教分庭抗禮。儒學對朝鮮的唐化之影響，具體彰顯於西元六八二年設立國學，後實施讀書三品科的科舉考試制度，學習內容包括論語、孝經、禮記等政策中，顯見中國文化影響。新羅末期赴唐留學生中，通過中國賓貢科考試者五十餘人，其中崔致遠亦享名於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