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德宗光緒二十一年，西藏由達賴十三世掌理政治宗教事務。此時英國佔有印度為殖民地，為控制中國西南部，並與由新疆方向伸入侵略勢力的俄羅斯帝國相抗衡，故英軍六百人於西元1904年入侵西藏，先佔領崗巴宗，再進攻江孜，江孜人民在宗山建立砲台，用生命對抗進攻八個月，直至全軍覆沒。英軍佔領拉薩五十天，達賴十三世逃往青海，並到北京晉見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但因川軍入藏，十三世逃入印度，清政府廢除之，英國趁機支持他，使之倒向英國。清廷覆亡，民國初建，達賴十三世返藏，西元1913年中、英、藏三方面召開西姆拉會議，會中親英的西藏代表私下將藏印邊界劃下「麥克馬洪線」，為日後中印兩國關係留下陰影。民國二十二年達賴十三世圓寂，經尋訪後，青海煌中縣一位名叫隆拉伯的小孩，被確定是達賴十三世轉生的活佛，民國二十九年正式舉行達賴十四世喇嘛坐?大典。當中國內部在國共激烈對抗中，民國三十八年班禪十世也舉行坐?典禮。

唐宋元時期，中國的對外貿易（以海上貿易為主）在世界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與唐朝對外的開放政策有關。秦漢以來，歷代統治者對商業處處限制，但唐朝則與鼓勵。中唐以前，中國的對外貿易是以陸上絲路為主。但唐玄宗天寶十年（西元751年），阿拉伯人打敗唐朝在中亞地區的駐軍，中亞與西亞為阿拉伯人所有。唐代宗時，吐蕃控有河西，使陸上絲路遭到阻礙。唐朝為了安全，對西北貿易多有限制，但對南海貿易卻十分鼓勵。再加上工商業的興盛，造船與航海技術的發達，使唐朝開啟了中國海上貿易的全盛時期。

吐蕃衰亡後西藏陷入分裂狀態，但有印度高僧弘法，使西藏佛教形成許多流派，如寧瑪派（紅教）、薩迦派（花教）、噶舉派（白教）等，對西藏未來歷史發展影響深遠。十三世紀，其中薩迦派高僧班智達貢嘎堅贊與蒙古議定歸順事宜，薩迦派取得西藏領導地位，西藏成為元朝的一個行政區域，後來元朝曾在西藏三次清查戶口，並設立十五個驛站以加強交通聯繫。貢嘎堅贊的侄兒是八思巴（西元1235?1280年），其名藏文是聖者之意，十五歲就拜見忽必烈，後被封為國師，因對佛學有深入研究，又精通藏文，為蒙古創制蒙古新字，再封為「大寶法王」，成為元朝政府最高的佛教領袖和總管西藏的行政負責人。西藏喇嘛教也曾隨元朝勢力傳入中國。

中國取道廣州去印度的求法佛僧，如義淨於咸亨二年（西元六七一年），從廣州出發，乘波斯海舶去天竺取經，回程在南洋滯留十年，遊歷三十幾個國家。往返皆以廣州通海夷道。和他一樣取此路徑求法的僧人，在唐朝可考的有四十多人。

唐中宗神龍元年（西元七Ｏ五年），吐蕃贊普棄隸縮贊（藏名赤德祖贊）為子向唐請婚，景龍元年（西元七Ｏ七年）中宗以雍王守禮女為金城公主許嫁之。三年吐蕃派大臣來迎，中宗還派駙馬都尉與吐蕃使者打馬毬。後中宗因念公主年幼，賜錦?數萬，雜技諸工隨行，親送公主到始平縣，大宴群臣，中宗還唏噓不已，將始平縣改名金城縣，公主乃入嫁吐蕃。睿宗時，以河源九曲地予吐蕃，劃為金城公主湯沐之所，卻使吐蕃更容易入侵唐境，雙方又互攻不已。玄宗時，金城公主曾請唐贈送吐蕃毛詩、禮記、左傳、文選使雙方言和。開元二十九年（西元七四一年）金城公主在吐蕃三十二年去世，葬瓊結縣王陵山崗上，藏名「邦蘇瑪波」，意思是「紅陵」。有一說法言其子即位為第五代贊普赤松德贊，是吐蕃歷史上一代英主。

至於市舶司的職掌，唐代史料很少提及。不過從後世宋朝來看，市舶司主要職責是檢查入港海舶的貨物及徵稅。先由官家收購國家統制的專賣品，包括：香料、藥材及寶貨。其餘貨物為商人所有，可自由販賣。商人如須進入內地販售，須由市舶司發許可證，才可往來國內。此外市舶使還負責外僑的招待與保護工作。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西元七五五年）發生安史之亂，吐蕃趁機佔有西域大片土地。安史大亂中，肅宗即位，唐將郭子儀與吐蕃會盟。代宗廣德元年（西元七六三年），吐蕃以唐蕃曾有赤嶺劃界，答應給吐蕃每年絹五萬匹未付，率党項、吐谷渾各族二十餘萬入寇，在安史降將高暉率領下攻陷長安，代宗逃往陜州，官吏六軍逃散，吐蕃立廣武王李承宏為帝，唐命郭子儀進擊，吐蕃佔領長安十五天後撤退，代宗才能回京。吐蕃以攻陷長安的表現自豪，曾在布達拉山立石紀功。此後吐蕃又攻下許多唐朝的西疆土地，唐朝不得已，被迫再與吐蕃兩次會盟。因此，西藏史家描述說贊普赤松德贊在位時是吐蕃國力最強盛時期。

唐朝因內亂衰敗，吐蕃再再入侵，但吐蕃也因與回鶻競爭勢力稍衰，就在唐蕃在幾度會盟與敗盟之後，終於在穆宗長慶元年至二年（西元821─822年）會盟於長安，史稱「長慶會盟」，並派劉元鼎等與吐蕃使臣論納羅同去吐蕃，建立「唐蕃會盟碑（又稱甥舅和盟碑）」於西藏拉薩大昭寺門前，其文曰：「大唐文武孝德皇帝、大蕃聖神贊普，舅甥二主，商議社稷如一，結立大和盟約，永無淪替。神人俱以證之，世世代代，使其稱贊，是以勒石留傳之於後也。……」，本有三塊石碑，今日只有西藏的會盟碑尚存。此時吐蕃贊普赤祖德贊（又稱赤熱巴巾）在位，文治武功，頗為可觀，推廣佛教，改革藏文，西藏歷史將他與棄宗弄瓚、赤松德贊合稱「西藏三法王」。

唐代對於來華的外船收進口稅。稅率依阿拉伯商人蘇萊曼的記載，為十分之三，比例相當高。這或許與地方官吏貪污有關。但德宗時，廣州市舶稅收很多，號稱「天子之南庫」。因此當唐僖宗時，黃巢占領嶺南要求安南節度使一職，左僕射于琮說，“南海有市舶收稅之利，如被妖賊擁有，則國庫空竭”。顯然市舶的稅收在唐代財政仍占有重要地位。

廣州為唐代第一大港，為了管理對外貿易與外僑事務，唐朝在廣州先設置市舶使這一官職，由當地長官兼任。迄今所見有關市舶使的最早記載是唐玄宗開元二年（西元七一四年）之安南市舶使周慶立。直至德宗，才獨建市舶使院，不再附屬於嶺南節度使或廣州刺史衙門內，即為市舶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