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港港口位於基隆河南岸。清代時港深且寬，整條河岸都可停船。運入南港的貨物大多是米、食料品、藥品、福州杉等，這些貨品挑到石碇深坑出售，再由石碇深坑挑茶葉到南港，和南港所生產的茶葉裝船運到台北大稻埕。清康熙中葉記載，就有南港社和北港社的名稱。南港人大多從事農耕，移民中以安溪人佔多數，其中茶農又佔大多數。主要農產品為茶葉、番薯、稻米。南港因位於基隆河邊港口，以出產茶葉為主，也是另一個茶葉名產地石碇之陸路交通要地，所以道光年間時還只是個小村莊，同治年間已發展成為街市。光緒十一年時，安溪茶農王水錦、衛靜時兩人攜帶安溪茶種來臺，發現南港適合發展茶葉，乃在南港拓展茶園，研究改進栽培製茶方法，將其製造包種茶的卓越技術，傳授南港的茶農茶戶，因此乃以生產南港包種茶聞名。南港的河港就是港仔口（今三重里﹞，位於基隆河南岸，是南港最早發展的地方。往昔商店都在三重埔港仔口，貨物的進出大多靠船隻運送。清代時港深且寬，尤其初一、十五漲潮時水深數丈，二、三十噸的大船可順水進出，整條河岸都可停船。運入南港的貨物大多是米、食料品、藥品、福州杉等，南港是集散地，所進貨品再挑到石碇深坑出售，而由石碇深坑挑茶葉到南港，和南港所生產的茶葉裝船運到台北的大稻埕。日本統治台灣以後，在南港大坑設立包種茶產製茶葉傳習所，由王水錦、魏靜時二人擔任講師。自大正九年起召集全台茶葉界子弟，舉辦包種茶講習會，南港遂成為包種茶產地重鎮。南港前山一帶全是茶葉，約有三百三十甲；其後，開元茶葉公司、大坑茶葉公司、南港舊莊茶葉公司是南港三大茶葉公司。當地所生產的茶都經由大茶行收購後，運到台北再製後裝運外銷泰國、越南及東北。 南港水運一直到日本昭和年間都相當發達，後來亦因為輕便軌道及鐵路運輸等交通建設完成後所被取代。

清代的皇家園林主要修於康、雍、乾三朝，其中最重要的是西山一帶的五座行宮，通稱”三山五園”，即暢春園、圓明園、靜明園（玉泉山）、靜宜園（香山）和清漪園（瓮山），而其中規模最大的就是圓明園（明朝時稱清華園），建於康熙48年，經過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共六朝營建，前後歷經150年，集結中國皇家園林精華，為世界公認之”萬園之園”。圓明園的特點之一是將宮殿與園苑建築相結合，園內仿紫禁城也呈前朝後寢的佈局，前面建有”正大光明殿”為主的一組建築，是皇帝處理政務地方；後面是以”九洲清晏”殿為主的一組建築，是帝后居住和飲宴的場所。在圓明園裡，不僅有江南的奇園秀景，也有傳統的亭台樓閣，還有西洋的宮殿建築，圓明園也因為這座由當年義大利傳教士郎世寧、法國傳教士王致成及蔣友仁設計籌畫的巴洛克風格西洋樓，而得到「東方凡爾賽宮」之美稱。當年圓明園的建築及維修費共用去白銀2億兩（比頤和園足足多了將近十倍），耗費當時六年的國家總收入，可惜竟然在1860年英法聯軍時，被一把火燒了三天三夜，如今只剩空盪的園林和殘破的遺址，令人唏噓不已。

農業活動對於水源的仰賴，使得農民們不得不把埤圳的修築，當成開墾要務，埤圳除了可以增加單位面積的產量外，亦可以用來穩定每年的生產量，分擔因氣候因素帶來的收成風險。所以，水利設施的修築和農民的開墾是分不開的，自荷蘭人招募漢人來臺灣開墾開始，就有埤圳的記載，到了移民最盛的清領時期，民間的水利修築活動更是蓬勃。

日本：自八世紀以來，日本就大量的自中國輸入文獻典籍，並成為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清代中國文獻典籍東傳日本，主要是由前往長崎的海商帶去，這與過去主要以貴族、知識份子和禪宗僧侶為主體的交流形式不同。根據日本德川幕府長崎書物檢察官向井富氏編匯《商舶載來書目》(16391804)的記錄，在這一百一十一年間，中國海商共運去文獻典籍四千七百八十一種；其種類約佔中國出版圖書的「十之七八」。在德川幕府鎖國政策下，日本學術界正是通過中國海商輸入的大量漢籍，而源源不斷地獲取清朝的文化訊息。一些學者認為，江戶時期的一些學派，如狄生及其「古文辭學派」、伊藤仁齋及其「古義學派」，都與清朝考據學風和古文運動相關。東南亞：中國通俗文學在東南亞地區，也有極大的魅力。清代傳入東南亞的中國文學作品，主要有《三國演義》《聊齋誌異》《水滸傳》《西遊記》《梁山伯與祝英台》與《今古奇觀》等。最初這些作品只在東南亞華人中傳閱，但通過當地華人的翻譯、介紹和一些中國戲班在該地的演出，使當地人民對中國文學產生了興趣。在泰國，就有根據《三國演義》而改編的《獻帝出遊》《呂布除董卓》《周瑜決策取荊州》《周瑜吐血》《孫夫人》以及《貂蟬誘董卓》等劇本問世。曼谷王朝還專門組織華人，將中國文學作品譯成泰文，為此在泰國還形成了上層社會喜歡看「三國」書，平民百姓喜歡看「三國」戲的現象。在印尼諸島、柬埔寨和馬來半島等地，也都有上演中國戲的戲院。

由於新政實際上並未超過戊戌變法的範圍，再加上慈禧缺乏誠意，對於漢人的防範挾制愈來愈嚴，因此多數新政無法跟得上民心與環境的改變，徒成具文，略有成效僅有數項而已。更因為義和團事件釀成八國聯軍大禍後，民眾對於滿清政府的改革誠意與能力逐漸失去信心，革命派的思想傳播逐漸開展，與維新派的路線論爭取得優勢，滿清政權的基礎逐漸動搖。

清朝統治台灣初期，台灣的茶主要來自大陸。漢人在台灣的茶葉種植情形，根據連橫的台灣通史的記載，最早具有成效的是嘉慶年間（西元1796-1820），柯朝從福建省引進茶苗，種茶在今天的瑞芳一帶。道光年間，已經有少部分的茶葉運送到中國大陸的福州（可能是供作藥用），經過政府抽稅之後就可以上市販賣。咸豐、同治年間（西元1850-1874），台灣開放港口與世界各國通商，根據淡水海關的紀錄，同治四年（西元1865）第一次有茶葉出口的正式紀錄（820022公斤）。台灣地區烏龍茶第一次出口，是在清同治四年（西元1865）。當時英國商人杜德，來到台灣從事茶葉的考察，認為台灣的環境適合茶樹的生長。第二年（西元1866），杜德大量進口大陸福建省安溪縣的茶苗，提供茶農栽植，同時貸款給茶農幫助生產，促成茶的產量大增。整個台北附近幾乎都有茶樹的種植。到了同治六年（西元1867），杜德運台茶試銷澳門（葡萄牙人佔領區），成效不錯。他決定在台北艋舺設立精緻茶廠，提昇茶的品質。同治八年（西元1869），杜德將台灣烏龍茶兩千一百多擔，以台灣茶（Formosa Tea）的名義，出口到美國紐約，大受歡迎，打開了台灣茶葉的出口市場。同治十二年（西元1873）烏龍茶滯銷，茶商於是將剩餘的烏龍茶運往大陸製成包種茶出售。直到光緒七年（西元1881）福建同安縣吳福元老先生，來到台灣設包種茶廠（大稻程）接著，安溪縣商人王安定、張占魁先生來台灣合辦「建成號」，從事包種茶葉經營，使包種茶漸漸與烏龍茶齊名。光緒七年（西元1881），包種茶首次出口到南洋。清朝時期，政府積極獎勵茶葉種植，並協助茶葉組織成立、運作。使台灣的茶葉成為出口貿易最重要的商品，變成世界重要的茶產地。根據出口的數量，台灣出產的烏龍茶受到了美國市場的喜愛（幾乎佔全台灣出口的九成以上），包種茶受成為東南亞人的最愛。 以下是台灣茶葉出口的主要地區。（一）中國大陸：上海、天津、漳州、泉州、廣東等地。（二）美國、英國。（三）南洋。 從出口數量來看，主要以烏龍茶為大宗，在光緒十九年時最多，達到了兩億三千多磅。其次是包種茶，以光緒二十年為最大量，達到二百三十萬磅。茶葉輸出的主角是茶商組織。茶商組織叫「茶郊」，根據一八七六年『淡水海關報告』記載：「華人茶行年中召開一次會議，若某茶行被發現摻假，將罰四百元，假貨且與沒收。」在劉銘傳治理台灣時期，為了改進茶葉的產銷，還輔導設立「永和興茶郊」。清朝統治時期的台灣茶有以下特色：（一）茶葉貿易的稅收增加，促使台灣北部區域急速發展，超越中南部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重心。（二）為台灣開拓貿易的市場，成為世界重要的茶產地，奠下全球化經濟的規模。（三）提供大量就業機會，扶養眾多的移民人口，提昇生活水準。（四）開發山坡地種植茶樹，造成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衝突擴大。

廿世紀初，有幾位關係新風格的發展的著名建築師。1919年，葛羅培斯(Gropius)將兩所原本分立的藝術學校和美術工藝學校結合而為包浩斯(Bauhaus)。包浩斯最主要的影響，是率先推動了整合現代設計原則與量產工業的觀念。這是將理性、技術和一次大戰後流行的烏托邦精神相互結合的卓越計畫。1922年以後包浩斯變得越來越具有目的性，追求立方體的儉樸和功能主義。包浩斯於1925年搬到德索(Dessau)，葛羅培斯為它設計的新建築，徹底體現學校各種功能的結合。此一建築為工廠、畫室、教室、展示場、圖書館、辦公室和宿舍的複合體，建築設計以乾淨、精確、無裝飾但引人的方式，將直邊方塊做非對稱的安排。

日人領有臺灣之後，礙於缺乏治理殖民地經驗，加以準備不足等多重因素，臺灣總督府本著漸進主義原則；一方面尊重舊慣，施政上採配合現實需求而隨機應變的『無方針主義』。因此，1895年到1919年臺灣教育令公布以前，總督府並未確立明確且行諸文字的教育基本政策。總督府僅以教育，作為同化及開化臺人的手段，日治初期乃是臺灣教育的試驗時期。伊澤修二是日本領有臺灣後第一任學務部長，臺灣的教育制度，均依其理念進行，可說是近代化臺灣教育的奠基者。伊澤修二相信『同化』是改造臺灣人最佳的方式，塑造新國民精神。強調語言及修身教育的重要，企圖在精神上屈服臺人，將日本人的思想，傳授給臺灣人，這是普通教育的首要任務。1919年，臺灣總督府公佈臺灣教育令後，教育上有了重大轉變。教育制度除了明文規範之外，更確立今後臺灣的教育政策及其基本方向。但是，隔離政策依舊，臺、日人仍無法共學。臺人的教育機會受到嚴重限制，修業年限及教授程度，低於日本國內的同級學校。第一次臺灣教育令公佈後，臺人仍舊無法享有平等的受教權。總督府認為臺人的教育，應以初等教育為主，重點工作放在設立公學校教育學齡兒童。至於中等以上的教育，學校設置嚴重不足，競爭激烈，無法達到徹底教育臺灣人的目的，能夠升學的學童為數有限。受教機會遠不如二十萬在臺日人。總督府特別比照日本國內制度，設立中學校、高等女學校、工業及商業學校，醫學校及師範學校兼收日籍學生，充分解決日籍學生的教育問題。

英、法兩國在海外殖民地的戰爭，不僅是兩國殖民者之間的戰爭，兩國也分別結合當地土著的力量。北美的原住民是印地安人，兩國結合不同的印地安部落進行征戰。最重要的戰事發生於1690年，當時法國在北美洲的根據地主要在今天的加拿大一帶，以魁北克為中心，另外還有重要的港口「王港」（Port Royal﹞，但王港被英國攻下。法國不甘示弱，也由加拿大不斷出兵騷擾英國的麻薩諸塞（Massachusetts）、新罕普夏（New Hampshire）等偏北邊的英國北美洲殖民地。

造成戰後期間台灣通貨膨脹的因素，主要有下面幾點： ㄧ、戰時盟軍空襲使台灣經濟受到嚴重的損害。多數工廠被全毀或半毀，交通運輸體系被破壞，勞動與原料的供給中斷，未毀於空襲的生產設備亦未能妥善維護。因此在光復時，台灣的工業產量不及光復前最高紀錄的三分之ㄧ。由於農村勞動缺乏，肥料供應不足以及水利荒廢，農業生產亦銳減。商品供給不足，成為引起通貨膨脹的ㄧ個重要因素。 二、雖然在台灣實施地區性貨幣，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匯率亦時常調整，然而以上海─台北兩地間物價水準作比較，大多數時期中國大陸貨幣被高估，結果有大量資金從中國大陸流向台灣。實際上就是中國大陸的惡性通貨膨脹，已經連帶波及台灣的金融體系。貨幣供給過量，成為引起通貨膨脹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三、民國三十五年國共內戰擴大，國民黨政府動員台灣的物資支援國共內戰，使得市場上的物資嚴重缺乏，加深了供給不足的困境。 四、國民黨政府在接收台灣時，雖然接收過程尚稱順利，但是官員貪污現象嚴重，一方面造成物資供應不順暢，一方面則是民眾對於行政長官公署施政日漸失去信心。表現在貨幣上，即是對於貨幣流通的不信任感，終至貨幣發行額日增，惡性通貨膨脹之勢不能阻止。 五、從民國三十八初開始，有大量中國大陸人口隨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包括很多公務員及軍人，人數約在五十萬左右。為了維持軍公教人員的生活，加重了政府的負擔。只能持續發鈔供應，造成貨幣供給增加，使得貨幣市場雪上加霜。 六、除了上述無生產性的支出以外，政府軍政方面的支出亦相當龐大，造成政府赤字大增，為了彌補預算赤字，主要是依靠兼具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性質的台灣銀行進行融通，而且是以增加貨幣發行來彌補。此種以增加貨幣供給額來支應資金缺口的政策，持續惡化了台灣的通貨膨脹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