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天下動盪不安，百姓走投無路，只好皈依宗教，以尋求心靈上的安定。符籙派道教組織（張角）太平道和（張修）五斗米道，主張以符水替民治命，並透過互助、救濟的方式，保障教民的生活需求與精神穩定；歷經十餘年，信眾多達數十萬人。漢靈帝時期，黃巾打著「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號反漢。持續十餘年，終被弭平。但道教也因此受到牽連，造成統治者對道教存有戒心，很長時間都不敢信任道教，甚至對宗教的聚眾活動，謹慎防範、嚴格控管。東漢，桓、靈帝時代，沛國人張道陵自稱得黃帝九鼎丹法，時常義務幫民看病，頗得蜀人推崇；後與弟子入蜀隱居山中，作道書二十四篇。《太平經》是最早的道教經典，書中提出「太平」的社會理想，頗能引起身處亂世的人民的共鳴，對漢末的民間信仰產生影響。其思想要點為： （一）認為宇宙的生成乃由「氣」組成。 （二）三名同心的調和論，主張君、臣、民三者協調共處。 （三）陰陽五行的災異說，認為自然界的和順與災異現象提供統治者反省自己行為，改善施政情形。 （四）天人相通的神仙系統。依照神仙系統分為：神、真人、仙人、道人、聖人、賢人六等。 （五）延續著《周易》「積善論理」。道教誕生於東漢末年，乃是當時思想文化與社會背景交錯的結果，歸結其形成的原因： （1）漢代災異、祥瑞、讖緯之說盛行，使社會上充斥著迷信的風氣。 （2）統治者對神仙方術的嚮往，秦始皇追求長生，漢武帝信任方術，在此背景下，造成社會求仙修道的風氣，間接推動丹鼎派的形成。 （3）漢末天下動盪不定，人民不再寄望政府，為求取保全，藉由道教尋求生活與精神的安定。 （4）國家社會危機重重，儒學以不能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人們轉向儒學之外的佛教、道教等宗教，希望宗教思想能改良政治、慰藉人心；《太平經》的出現及廣為流傳，即是能提出一套道教方式的改革方案及人生理想。

奧古斯都在晚年宣稱：「昔日由磚塊建成的羅馬，如今已成為大理石之都」。因此對羅馬人而言，大理石是宏偉的象徵。不過目前唯一大規模倖存的是萬神殿的內部。

造成戰後期間台灣通貨膨脹的因素，主要有下面幾點： ㄧ、戰時盟軍空襲使台灣經濟受到嚴重的損害。多數工廠被全毀或半毀，交通運輸體系被破壞，勞動與原料的供給中斷，未毀於空襲的生產設備亦未能妥善維護。因此在光復時，台灣的工業產量不及光復前最高紀錄的三分之ㄧ。由於農村勞動缺乏，肥料供應不足以及水利荒廢，農業生產亦銳減。商品供給不足，成為引起通貨膨脹的ㄧ個重要因素。 二、雖然在台灣實施地區性貨幣，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匯率亦時常調整，然而以上海─台北兩地間物價水準作比較，大多數時期中國大陸貨幣被高估，結果有大量資金從中國大陸流向台灣。實際上就是中國大陸的惡性通貨膨脹，已經連帶波及台灣的金融體系。貨幣供給過量，成為引起通貨膨脹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三、民國三十五年國共內戰擴大，國民黨政府動員台灣的物資支援國共內戰，使得市場上的物資嚴重缺乏，加深了供給不足的困境。 四、國民黨政府在接收台灣時，雖然接收過程尚稱順利，但是官員貪污現象嚴重，一方面造成物資供應不順暢，一方面則是民眾對於行政長官公署施政日漸失去信心。表現在貨幣上，即是對於貨幣流通的不信任感，終至貨幣發行額日增，惡性通貨膨脹之勢不能阻止。 五、從民國三十八初開始，有大量中國大陸人口隨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包括很多公務員及軍人，人數約在五十萬左右。為了維持軍公教人員的生活，加重了政府的負擔。只能持續發鈔供應，造成貨幣供給增加，使得貨幣市場雪上加霜。 六、除了上述無生產性的支出以外，政府軍政方面的支出亦相當龐大，造成政府赤字大增，為了彌補預算赤字，主要是依靠兼具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性質的台灣銀行進行融通，而且是以增加貨幣發行來彌補。此種以增加貨幣供給額來支應資金缺口的政策，持續惡化了台灣的通貨膨脹現象。

1915年，臺南發生西來庵事件，這個事件是以余清芳、江定、羅俊三人為首，利用西來庵董事的身分號召信徒，並奔走南北寺廟齋堂串聯同志，他們想建立「大明慈悲國」來抵抗日本政府，當時很多齋教徒都被牽連其中。余清芳以宗教的名義，一方面利用送善書的機會聯絡全臺的寺廟，積極宣揚西來庵神明的靈驗事蹟，又以販賣神符和建醮的名義對外募款。這件事情被總督府獲悉後，展開圍捕，剛開始余清芳的勢力勢如破竹，但日軍武器精良，余清芳等人只有鋤頭、耕田用的鐮刀、宋江陣等傳統武器應戰，終因人數懸殊、人員缺乏訓練、戰鬥力不夠，以及武裝配備不良等因素而敗北，被日本的軍隊與警察所鎮壓。「宗教」是余清芳革命的主要原動力，他以分送善書為由，進出各地廟宇，以藉機宣揚其理念，臺灣總督府未等待西來庵事件結束，便開始進行全台宗教調查，而使民間信仰的認識更官方受到重視。日本當局對臺灣的傳統信仰，而視為迷信的作為，他們認為臺灣民眾皆來自中國泉漳地區，而中國的泉漳地區正是好迷信的地方，且臺灣人因為與中國本土隔著重洋較少開化，讓臺灣人普遍迷信，若干的亂事，也是假借宗教之名而起的。西來庵事件發生後，日本官方下令各公學校進行區域內的社寺廟宇調查，隨後即編成《宗教調查書》。報告中需載明各寺廟的沿革、所在地、主神與信徒等資料，重要的是宗教信仰對教育的影響、學校的對應措施，以及教育該如何利用信仰等問題。《臺灣日日新報》上有一篇關於宗教調查的文章，談及總督府執行宗教調查的目的與情況，報上一再論及總督府的態度，認為當局並非控制臺灣人的信仰自由，而是因為有愚昧的民眾，誤信了邪魔歪教，導致陷入不可自拔的深淵，總督府現階段的做法僅僅是在督導而已。另外，在1919年度的《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也有提到，臺灣人對於固有宗教的信念之深厚，實出乎日本官方之意外，但是這樣的信念卻往往被不法之徒利用，因此，對於臺灣固有的宗教，適當的調查與輔導，是必要的。教員們對其所調查的寺廟褒貶不一，誠然有些教員是贊同寺廟對地方發展的貢獻，但是站在教育者的立場，採取批判角度的總是較多，他們或許認同寺廟裡的神明，教忠教孝的節義故事是修身課的材料，卻也不諱言民間信仰對風俗教化有著「惡影響」。更有學校針對寺廟迎神賽會所演出的戲劇，當中具有「易世革命」等「惡暗示」的戲碼腳本，要求當局必須多加注意。在他們的觀點看來，臺灣舊慣信仰是一種迷信，迷信戕害臺灣民眾，而臺灣民眾對迷信的行為卻深信不疑，導致若干亂事有機可趁。因為他們都是利用臺灣民眾篤信民間信仰的心理，而假託神意起事，而這些藉著宗教力量所引發的亂事，往往一發不可收拾。由此可知，日人肯定宗教的存在價值與意義，但在其看來，臺灣傳統信仰僅是迷信而已，非關宗教。

談到素燒，這是陶瓷製作常用的預備過程，但唐三彩的素燒與一般素燒最大的不同，是其素燒溫度超過釉燒溫度。換句話說，素燒先把坯體燒熟，釉燒只不過是加彩裝飾而已，素燒完成後，坯體絕對經得起第二次燒成的溫度，變形與失敗的機率較低。它的燒成溫度，依器類分，唐三彩器約在攝氏八百度至一千一百度之間，已然接近瓷化，唐三彩俑僅及攝氏八、九百度左右；再依時段說，初唐三彩器燒成溫度明顯較高，盛唐以後則降低許多，究其緣故，不外在求取釉、胎膨脹係數差異減小，使釉胎結合更為穩固而作的調整。

至於市舶司的職掌，唐代史料很少提及。不過從後世宋朝來看，市舶司主要職責是檢查入港海舶的貨物及徵稅。先由官家收購國家統制的專賣品，包括：香料、藥材及寶貨。其餘貨物為商人所有，可自由販賣。商人如須進入內地販售，須由市舶司發許可證，才可往來國內。此外市舶使還負責外僑的招待與保護工作。

雲貴高原是少數民族集中的地區，光是雲南省人口四千以上的少數民族就有二十五個，這些居住在雲貴高原的少數民族，最少可分類為三族系、六群、三十一族，但此數字僅供參考，實際存在的種族數只多不少，飲食習慣等，更是多不可數，光是主食之一的「粑粑」，就因各族口味不同而各有差異。在此僅介紹雲南地區目前較為人所知的「白、傣、彝、納西」這四族的飲食。白族最為講究飲食，像「砂鍋魚」這道菜就搭配了十數樣配料，墊底燉煮，耗功甚鉅，是過節食才食用的大菜，還有「乳扇」和「雕梅」，也都是做工甚細的白族食品。傣族最有名的菜式以「竹筒飯」、「傣家燒烤」、「蟲菜」為代表，料理法以烤、蒸、炸等類在野外煮食便利的烹調方式為主，食材常常就地取材，最特殊的莫過昆蟲與青苔是常見桌上佳餚，藉此這兩點特色，可以想像到傣族在發展之初的模樣。傣族的主食則以水稻為主，品種多為糯稻，加上居住在亞熱帶氣候地帶，竹跟芭蕉類植物生長繁盛，因此善用這兩種素材烹飪也是其特色之一。彝族多以玉米、小麥、蕎麥、馬鈴薯為主食，若是溪谷地帶則兼種稻，主食以各種粉製餅、粑、糕，特別是用蕎麥製成的餅、粑、糕，風味獨特、味道清香。副食最出名的，就是在不流血的狀態下宰殺牲畜，切成大塊煮熟而食的「坨坨肉」（砣砣肉）。彝族之中有一分支，稱作「撒尼」，他們生產豐富的稻米，所以米製的「餌塊」，就成了雲貴少數民族中罕見的一品，口感強韌有勁，以炒、煮為主要烹調方法。納西族最為有名的就是藥膳、火腿、吹肝。他們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活動，兼營畜牧業，豬、牛肉為主要副食，由於豬隻飼養困難，所以視豬肉為珍脩，若無特殊緣由，往往一年才宰一次豬，故對於豬肉的保存手法相當熟練，以風乾的方式長期保存的火腿、豬肝（即吹肝），加上醃臘肉，就成了他們最為熟悉的豬肉食品，鮮豬肉反而稀罕珍貴。

新店地區的移民以安溪人最多。其他文山堡之屈尺、坪林尾地方居民，也大多以殖茶為業。道光年間利用河船從新店運到大稻埕，再製包裝後外銷到福州。後來因輕便台車軌道及萬華到新店的鐵路完工，新店河港水運式微。新店也為秀朗社的土地，鄰近泰雅族居住之地區。清乾隆五年〈西元〉大加臘墾戶首郭錫王留，已到青潭破土開興築埤圳。因地勢險要，加上泰雅族人兇猛，漢人在屢次興工後才成功。新店地區的移民也以安溪人為多。其他文山堡之屈尺、坪林尾地方居民，也多以殖茶為業。道光年間利用河船從新店運到大稻埕，再製包裝後外銷到福州。後也因輕便台車軌道及萬華到先店之鐵路完工，新店河港水運式微。

高雄港經過日本政府擴建後，具備現代化的規模，最明顯的成效，便是對外貿易的一日千里。西元一九○七年的對外貿易額突破一億日圓，幾近全台貿易額的一半左右。西元一九三四年以後，貿易額達到二億日圓。一九三七年更是突破三億日圓。當時高雄港為臺灣第二大港，僅次於基隆港，主要貿易對象為日本。對日本的貿易，輸出貨物以米、糖、香蕉、鳳梨罐頭等初級加工產品為主；輸入的物品，則以肥料為大宗。至於其他對外貿易的對象，主要有中國、歐美地區、香港、南洋地區等地。貿易如此發達，難怪日人松尾繁治會說：「高雄港為高雄市的生命線。」

傳統中國對外貿易，往往是政治意義考量遠重於經濟利益，宋元時期海外貿易的興盛，主要是來自於民間的力量，官方並未加以重視。明清以後，由於沿海一帶屢受海寇之患，因此為了維護國內治安與民眾生活的穩定，而實行海禁政策。在此政策下，民間的海外貿易幾乎停頓，只剩下官方所主導控制的「朝貢貿易」。所謂的「朝貢貿易」，實際上就是四周藩屬鄰邦對於中國天朝的進貢，鄰邦必須接受中國的冊封，才能藉著朝貢的名義與中國進行有限制的貿易活動。如果不肯接受中國的冊封，就不能進行貿易，足見政治考量遠大於經濟利益。而為了展現天朝上國的富足，中國官方不僅賞賜給外人的禮品相當豐厚，而且對於外人貿易活動也不進行徵稅，因此造成了「貿易逆差」的現象。因此明清時代的朝貢貿易體系實際上對於中國不僅沒有經濟利益可言，反而造成貿易逆差的不利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