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八年（西元1858）；英法聯軍攻占北京，與清廷簽訂中英法天津條約，咸豐十年（西元1860），天津條約在北京換約之後，淡水開放通商，外商循著淡水河至大稻埕建立洋行。台灣茶出口，原是先賣至福州、廈門，再轉輸歐美，後因福州、廈門的熟練工人至台，使台灣茶能在本地烘好直接運往外國。同治八年（西元1869），John Dodd運載兩千餘擔的烏龍茶，直銷紐約，大博好評；又因茶業獲利可觀，所以外商紛紛前來大稻埕開設洋行。從此，茶葉成為了大稻埕輸出的大宗物品。同治十二年（西元1873），台灣烏龍茶一方面受到世界茶業不景氣的影響，一方面由於洋行認為台茶價格偏高，無利可圖，而停止採購，導致烏龍茶滯銷，茶葉堆積如山，不得已運赴福州，改製成為包種茶，這是本地製造包種茶的先聲。不久後茶市漸復甦，根據海關資料所顯示的：同治十二年（西元1873）之前，福州廈門茶出口較淡水為多，但至光緒初年（西元1875），福州廈門出口少，對台茶的需要增加，因此華商大量參與製茶（註四二）。此一時期不但大稻埕茶業興隆，甚至大稻埕周圍的山丘也都成茶園；而大稻埕街內的茶行、茶館也如雨後春筍，蓬勃興起。光緒七年（西元1881），同安茶商吳福老攜茶師來台，在大稻埕設「源隆號」，專事包種茶精製；這年也是台灣包種茶首次運銷南洋（註四三）。不久安溪茶商王安定、張方魁來台合辦「建成號」，後又有繼者來台，專營包種茶，由淡水運往廈門轉口，銷至南洋各地。因此包種茶漸與烏龍茶齊名，獲得海內外的好評。由於台灣茶葉市場的拓展，光緒初年（西元1875）以後不斷有華商加入茶業經營，據一八七四年領事報告仍說華商出口的茶雖已增加，但只佔台茶全部出口量的五分之二（註四四）；到一八七五年外商運15000擔，華商則運出27000擔，可見由於台茶貿易獲利之豐，華商已不斷跟進（註四五）。光緒二年（西元1876）淡水領事報告又說：「茶葉貿易由中國人經營者日多，本地人的茶行及廈門人來台所設的茶行出口六百四十萬磅茶，本地洋行只出口一百六十萬磅茶 」（註四六）。光緒三年（西元1877）英國領事更感慨地說：「在幾年以前， 全部茶貿易幾乎由外商包辦，如今已漸漸落入華人之手」（註四七）。光緒七年時（西元1881）淡水海關報告說：「華商包裝八分之七的台茶」（註四八）。華商所設茶行，光緒二年（西元1876）有三十三家，光緒十年（西元1884﹞有五十家，光緒十八年（西元1892）有九十五家，光緒二十年（西元1895）有一三一家；而且其中的大茶行，無論在購置、烘培、運輸方面均與當時的洋行不相上下（註四九）。促成大稻埕為台北的首要商業區。後來淡水河上游日漸淤積，大稻埕得淡水河通運之利，逐漸成為新興商業都市。從一八九六年之前的「艋舺附近的小村莊」，經過淡水的開港後，逐漸成為重要的茶葉出口集散地，進而一躍成為三萬人小城市，影響直達北台灣各地。日人實施臺灣地方官制及行政區域改制，在臺北方面廢除臺北廳直轄之艋舺、大稻埕、大龍峒三區，始設臺北市，隸於臺北州。戰後，行政區域重新調整，大稻埕的主要部分被劃為延平區，乃因區內有條主要幹道「太平町」為紀念延平郡王──鄭成功，而改稱延平北路的緣故。範圍包括台北市的建成區、延平區全部、大同區西南角一部份及城中區北門里。一九九零年，延平區又被撤廢併入了大同區，大稻埕成為歷史記憶。安溪人多由廈、泉出海，至淡水上岸，然後進入台北地區，造就了大稻埕輝煌的茶業史。安溪近廈門，因此廈門茶商，應含安溪人。而James W. Davidson（台灣之過去與現在﹞，也提到大稻埕茶業繁榮，許多華人來此獲利，其中以安溪人為最，他說：「而由廈門附近的安溪等之地方移民來，由其對茶有知識得到利益。」淡水開港後，洋商聚集，西元一八六九年杜德的寶順洋行以兩艘風帆船載運兩千一百多擔烏龍茶，到美國紐約大受歡迎，開啟台茶直銷歐美市場。因中外茶商的拓銷，茶葉逐漸成為台灣最大宗出囗經濟作物；一八八九年大稻埕的製茶廠已多達六十家，劉銘傳為杜絕茶商削價競爭，下令成立「茶郊永和興」的公會組織，日據時期則將永和興茶郊改為「台北市茶業公會」。而本地茶商李春生與板橋林家林維源共築千秋、建昌二街(日據時期稱港町、今之貴德街)，出租給洋商，這期間為茶業在大稻埕的鼎盛期，也因此帶動初期大稻埕的急速發展。此後外商紛來設洋行外銷台茶往歐美市場，到1872年大稻埕已有寶順、德記、怡記、水陸和愛利士【DoddTaitBrownBoydElles】五洋行從事台茶貿易。相關製茶賣茶的發展帶動了大稻埕的繁榮，從晚清至民初的全盛時期貴德街有六十幾家茶行，整個大稻埕也至此開啟了「茶市文化」。直到淡水河逐漸淤塞，大稻埕才漸漸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