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0月，總督府宣稱為順應時勢及臺人實況，乃改革地方制度，實施「地方自治」。標榜採地方分權主義原則，制定州、市、街庄制度，使其不僅是行政區劃，同時也是地方公共團體，具有獨立的法人資格。然而總督府藉口臺灣向無實施地方自治經驗，一般民智進步程度及社會情況仍有所不逮，因此暫時實施「變通的自治制」以為過渡。此一新地方制度並為明定州、市、街庄為法人，亦未對各級行政區域之居民和公民有任何規定。州、市、街庄分別受上級機關強有力的監督，以致自主權和自治權極為有限，加上街庄長及州市街庄協議會員全為官選，不僅違背地方自治精神，且官選的人物未必代表民意或地方利益。因此1920年代初期，社會領導階層所領導之臺灣文化協會藉宣傳機關《臺灣》、《臺灣民報》從理論和實際兩方面，對此制不斷批評與提出改革意見，迨至1930年8月，部分臺灣民眾黨幹部聯合贊成改革地方制度的臺、日人，以「促進臺灣地方自治制度之實施」作為單一目標，成立「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要求施行完全自治制度，將州知事、市尹、街庄長、協議會員等改為民選，協議會改為議決機關。並巡迴全島舉辦「政談演說會」，及先後在各地設立十個支部，分別向總督府提出改革建議書及向日本國會請願。最後，終於迫使總督府稍作讓步，開放部分參政權和自治權予臺人。1935年4月，總督府正式發布關於地方制度改革的新法令，州、市會員及街庄協議會員改為半數民選半數官選，但仍與「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所追求的完全自治相去甚遠，因此該制度發布後，該聯盟乃發表聲明，指出改革後的地方自治制度雖略有進步，但仍未能符合臺人之輿情，不但不能反映民眾之利益，且難以喚起民眾的關心和熱情。由是深表遺憾，並希望總督府早日確立完全的地方自治制度。1935年11月及1939年11月，總督府先後舉辦兩次州、市會議員、街庄協議會員選舉，但州知事、市尹、街庄長等始終維持官方任命，「自治」機關的組織和職權亦未再修訂。概言之，1920年代以降是殖民體制面臨臺人新社會精英挑戰的時代，亦是臺灣新、舊社會精英交替的紀元。新知識分子倡導社會運動，要求改革殖民政經體制，公平且合理擴大臺人參政的管道；但總督府傾向保持現狀，拉攏較與之合作的社會精英，此些社會精英為了保持其地位和維護既得利益，而未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因此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及地方自治改革運動中，街庄長和協議會員為數不多。而總督府以官職頭銜作為籠絡手段，使得擔任議員者未必能代表民意，亦未必能對行政機關發揮監督功能。影響所及，許多社會精英參與無門，又不滿既得利益者之表現，於是起而扮演社會運動者和批判者之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