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八年（1902）電報收回官辦，使得清廷得以一手掌握電報事務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光緒三十一年，與交通相關的業務隸屬於郵傳部，使得「電報歸官」重新變成要緊之事。但股商與時人早對清廷失去信心，各地抗議聲迭起，股商不時向郵傳部表示收回股價應照時價最高計算，不然堅決不從。面對清廷的一意孤行與股商的反彈，盛宣懷一面安撫郵傳部，另一方面取得股商的信任，平復長達三月餘的收贖風潮。至光緒三十四年，清廷正式收回各省所掌理的官電局，電政事務由郵傳部負責統籌辦理。電報事業究竟該收歸國有還是商辦，在清末引起了熱烈的討論。無論結果如何，清廷在此事的處理上確有不恰當之處。不論是光緒八年的「永遠由商承辦」，或者是之後的「准舊商附股」的承諾，都顯示清廷在下旨之前，沒有做好諮詢眾意的預備工作。其次，清廷將電報局視為私產，漠視股東大會，忘了此時人民意識的高漲，導致政府收之愈堅，民間則抗之愈劇，終至一發不可收拾。我們甚至可以把晚清電報事務的處理不當，當作是一個窺看清廷專斷獨行，漠視民意的縮影，如此便不難瞭解三年後保路運動為何會成為將清朝帶向覆亡的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