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18世紀歐洲出現啟蒙運動的同時，新大陸拉丁美洲的居民也開始對他們自己、周圍的環境，以及他們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關係進行了思考。在當時發表的詩文作品中，他們經常出現對新大陸的讚頌，提到新大陸的美麗與潛力。這顯示拉丁美洲的上層人物－克里奧爾人，在歐洲出生的白人面前不再有自卑感，他們珍視這片他們出生和成長的土地，並為之驕傲，這種民族情感加上啟蒙思想的催化，讓他們對殖民母國的剝削感到不滿。儘管殖民地對書籍進行嚴格檢查，但無法阻止新思想的傳入。這和以下幾個因素有關：英法兩國要求擴大對拉丁美洲的貿易，歐洲人在美洲走私活動日益猖獗，1778年，西班牙頒布了較開放的貿易法；這些都讓拉丁美洲得以和歐洲的各種思想接觸。加上拉丁美洲上層人物前往歐洲旅遊，學生前往歐洲求學，都促使新思想在拉丁美洲的傳播。美洲的學者閱讀過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狄德羅(Denis Diderot，1713-1784)、孟德斯鳩(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等人的作品。而美國的獨立宣言和爭取獨立的戰爭以及由此產生的聯邦共和國，也吸引拉丁美洲人的注目。在西屬美洲有幾份著名的報紙，如墨西哥文學日報(1767-1768)；瓜地馬拉公報(1797-1810年)都刊載有關啟蒙思想的文章。從當時拉丁美洲出版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拉丁美洲人已深受啟蒙運動思想的影響。那時，拉丁美洲學者最流行的思想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開放港口進行世界貿易、壟斷及限制貿易和生產造成了經濟困難、擴大教育設施和機會、新聞自由、將司法機構建成為政府的一個獨立部門。對於拉丁美洲的克里奧爾人來說，他們最想改革商業和貿易。1793年在委內瑞拉成立的卡拉卡斯商會，將商人和種植園主聯合起來。1797年，商人組織了一個民兵連，以防止沿海地區遭受任何外國襲擊。他們受本土主義和愛國心的驅使，對貿易的被壟斷與限制，以及沉重的賦稅，感到不滿。18世紀，在西屬和葡屬美洲的許多城市，到處有反對徵稅的示威，並且發生嚴重的民眾起義，例如1780年在祕魯發生的圖帕克?阿馬魯起義(Tupac Amaru Uprising)。麥斯提佐人何塞?加夫利爾?孔多坎其?諾格拉(Jose Gabriel Condorcanqui Noguera，1742~1781)採用圖帕克?阿馬魯二世(Tupac Amaru II)的名字，自認是末代印加國王圖帕克?阿馬魯一世(Tupac Amaru，?-1572)的後代。他因目睹各地印第安同胞所受的苦難，特別是在波托西礦山米塔制度下服役者的悲慘命運，而向殖民當局請願無效，於是在1780年11月初，恢復印加國號，領導印第安人反抗西班牙的統治。他宣布廢除米塔制，減少捐稅，解放奴隸，並曾得到麥斯提佐人和克里奧爾人的支持。不過，起義仍然遭到鎮壓而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