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以後，物質生活方式的變化較大，人們接觸到的西洋事物增多，接受西方生活方式乃至西方文化，成了一些中國人很自然的選擇。《滬諺》就記載：當時的大少爺多坐東洋車，滑頭多假金時計，戴金絲眼鏡；富商多掛洋商牌子；交涉事件多仗外國人勢。晚清時期的小說也描寫了一些醉心西化的人，例如〈慕西〉這一篇小說提到了：「慕西者，新少年也。妻曰醉歐女士。兩人皆喜作外國裝，競尚華貴。」文章中還提到了手杖、大衣、衫褲、皮靴、眼鏡、鑽戒、領結等，多是當時流行的西式用品。在飲食方面，中國人一開始覺得西餐的牛排「腥而硬」，但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後，通商口岸地區部分華人「亦往食」，甚至「異味爭嚐」。部分富人飲食宴酬活動開始在西餐館舉行，除了新奇之外，西餐館的環境典雅、屋舍潔淨也是重要原因。1903年《大公報》報導「滿清貴族，群學時髦，相率奔走於六國飯店」。至於糖果、點心、罐頭、汽水、洋酒、「冰激凌」(冰淇淋)等，接受程度就更高了，當時通商口岸的人們，親友間禮尚往來餽贈的以外國糖果、罐頭食品為主。從這些描述，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社會外在層面有西洋器物的使用，也看出一些「崇洋」的內在心理變化。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中國，能夠以西方物質為主要生活方式的人們，少之又少，主要集中在通商口岸的富豪人家。但它仍反映了當時在通商口岸、在大城市，接受西方物質生活的消費群眾漸次形成，「趨新崇洋」風氣的逐漸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