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改革派攻擊儒家思想和傳統中國文明時，早期並未遭遇強烈的對抗，因為多數的反對派多是遭時代淘汰的舊士紳、官僚或軍閥，其中只有少數具備現代知識。但到了1921年，一些真正精研東西文明，並且具有一些西方哲學理論的真正反對派出現了，演變成所謂的「東西文化論戰」。一次大戰後，悲觀主義和反啟蒙思想籠罩歐洲的知識分子，他們認為這場災禍將造成物質文明與科學文明的結束，柏格森、羅素等西方哲學家，把東方文明的和平主義視為救星，尤其是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1918年底，梁啟超率領半官方的考察團參加巴黎和會，其中包括蔣百里、張君勱、丁文江等人。當時，許多歐洲的知識分子高喊戰爭顯示西方文明已經破產，科學萬能的夢已經破碎，他們希望學習中國傳統來獲取智慧，當他們接觸到這些說法，感到震撼。於是從1919年3月起，梁啟超透過他那富有感情的筆觸開始報導此一新發現，並且更進一步指出，在重建世界文明上，中國人應當擔負偉大的責任，中國青年應該愛護與尊敬自己的文明，並為此重建工作付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