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事件之後，新知識分子的活動大增。由於五四空前的抗議活動，新知識分子彼此的認同感加強，知識界團結的新力量，促使出版事業發展迅速，新出版品急速增加，舊刊物大量改革。例如，《新青年》和《新潮》進行改組和擴大，《新潮》並組成社團，而且接受新工業資本家的經濟資助，其業務除了月刊外，還出版叢書、翻譯書籍，更進一步選送會員到國外深造。 另外，新知識分子對新思想的熱烈追求，後來則演變成偶像破壞的浪潮。他們對傳統的反抗更加劇烈，如吳虞斷言中國的家庭和家族制度是專制的根源，傅斯年更是大膽宣佈家庭制度是「萬惡之源」。如同出版事業的蓬勃，新知識分子也熱衷於組織團體，在全國各大城市迅速蔓延開來，不過成效有限。知識分子對於建立新社會的渴望，也表現在創造新生活的嘗試上。1919年，受到法國「工學」及日本「新村」(烏托邦式的社會運動)的影響，在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周作人的支持下，以羅家倫為主的一批青年學生組成了工讀互助團。參加的團員除讀書外，每天另需工作三個小時，收入則屬於互助團所有。不過，這項實驗最後失敗了，但也讓他們體悟到在既定的經濟系統社會裏，沒有都市工人或資本家的合作，僅憑理想來創造一個烏托邦國度是不可能的。雖然新文化運動是以1915年《新青年》為開端，但是直到五四事件後，新文化運動才真正獲得有系統的提倡。新知識分子把新文化的改革活動看成是黑暗中的一線曙光，可以照亮救國的希望大道，於是吸引了很多海外的留學生歸國投入。那時還在日本唸書的郭沬若，就曾為這股新思潮深受感動，於是寫下了許多新詩，詠頌新中國的新時代的到來：「『五四』以後的中國，在我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英俊的有進取氣象的姑娘，她簡直就和我的愛人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