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私人的討論、理論的建設，文學革命也逐漸邁入具體實踐的階段。自1918年起，中國文學的發展有了全新的面貌。首先，《新青年》從1918年開始完全改採白話文來刊行，並且使用標點符號。胡適在《新青年》四卷四號發表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中，宣告古典文學已經死亡：「……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在白話文逐漸普遍之下，1918年以後，新文學家以白話從事詩、散文、小說、戲劇的創作，，文學革命開出了燦爛的果實。在新詩的部分，胡適收集了1918年以來的詩作，於1920年出版的《嘗試集》，是中國新文學史上的第一部白話詩集；其他如劉復、魯迅、沈尹默、俞平伯、周作人、朱自清、康白情、陳獨秀、李大釗、傅斯年和羅家倫等人，也都寫過白話詩。不過，此時的新詩創作尚在初步萌芽的階段，充滿試驗性質，並不成熟。余光中認為「胡適等人在新詩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歷史的，不是美學的」；朱自清亦曾對這時期的新詩有段不佳的評論：「白話的傳統太貧乏，舊詩的太頑固，自由詩派的語言，大抵俗套多而創作少，境界也只是男女愁嘆，差不多千篇一律。」在小說創作方面，最早引起廣泛討論的是魯迅發表於《新青年》的《狂人日記》。魯迅筆鋒犀利，以十三篇日記的形式刻劃社會現象，諷刺過去四千年歷史黑暗的一面，結果並以「救救孩子……」來訴求教育的改革與社會的改造，反映出他欲「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在1918年至1922年的作品不少，收錄於短篇小說集《吶喊》一書。其他的作品，包括冰心的小說，強調人生藉著愛來維繫；廬隱的《海濱故人》，流露出人世的苦悶與徬徨；張資平的《上帝的兒女們》，則以描寫戀愛的感觸為主；郭沬若和郁達夫的小說皆勇於揭露自己的內心世界。新戲劇運動也出現了。胡適、傅斯年、周作人等都曾寫文章批判舊戲劇，《新青年》則在1918年6月份刊出易卜生的戲劇，對早期的新戲劇影響頗大。不過，起初從事新戲劇創作的人並不多，先鋒乃首推胡適的〈終身大事〉。內容述說女主角不受傳統禮教觀念的束縛，無視父母的反對，不惜偕同男友離家，以追求婚姻的自主。這本是胡適為了女學生排戲，特將英文翻譯成中文，未料當時女學生竟無人敢演，胡適才轉送《新青年》，在第6卷3號上登出。1920年代中期後，投入戲劇創作者增加，多著墨於男女戀愛、婚姻自由、亡國苦痛、勞資糾紛和破除迷信等題材。在新文化運動中，新散文創造的成果斐然可觀。1918年4月之後，《新青年》另闢「隨感錄」及「星期評論」專欄，刊登了許多的短篇散文，內容以諷刺時事為主，日後變成鋒利的政治武器。魯迅的筆觸敏銳犀利，著有《華蓋集》、《三間集》。周作人作品有《雨天的書》、《自己的園地》，風格恬淡細膩。朱自清則有《背影》、《歐遊雜記》等，文筆精鍊明快。其他如冰心、郁達夫、徐志摩、梁實秋、林語堂、許地山，都有出色的作品問世。至於在新翻譯文學上，易卜生、安得生、托爾斯泰等作品，都被譯成中文，而新式譯文的語法，深受歐洲語言文法的影響。五四事件後，學生刊物、雜誌、報紙及文藝作品採用白話文的情況更加普及，新文學也廣泛的流傳。「注音符號」在1918年至1919年間完成，1920年3月，教育部明令小學廢棄文言文，並迅速擴大於中學及高中，1920年至1921年間，白話文已經被視為「國語」。以白話文為先導的新文化運動，可說是文化下移運動或文化俗世化。白話文打破了社會上層與下層之間的鴻溝，撤除了過去文化禁苑的高牆，一般人民才可能進入各個文化領域；此外，也促使平民大眾的覺醒，白話文成了中國社會邁向現代化的催化劑。無論現代國民教育、大眾播事業、社會民主化、科學技術的普及應用，破除迷信與教條等從此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