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灣茶業之父」稱呼的李春生，一八三八年出生在福建省廈門。一八五七年，李春生二十歲時，進入了廈門英商怡記洋行當掌櫃，由於負責認真，勤快工作，身受老闆愛利士的賞識一八六六年，他隨英國商人約翰?陶德到臺灣，以十年的時間，致力於引進大陸茶工、茶師等，在大稻埕設立工廠，焙製茶葉，全心全力協助陶德經營茶業。「北臺茶葉」的名氣因而崛起，成為台灣最重要的產業之一。一八六九年，李春生用兩艘的帆船，裝載了二十一萬多斤的茶葉，打著「臺灣茶」的名號，運送到美國東岸的紐約販賣，受到廣大的歡迎。這是台灣茶葉進軍國際市場的開始，也因此打擊了福建、廈門的茶葉生意，使福建一帶茶業衰落，臺灣茶取代大陸茶葉在國際間的地位。

唐宋元時期，中國的對外貿易（以海上貿易為主）在世界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與唐朝對外的開放政策有關。秦漢以來，歷代統治者對商業處處限制，但唐朝則與鼓勵。中唐以前，中國的對外貿易是以陸上絲路為主。但唐玄宗天寶十年（西元751年），阿拉伯人打敗唐朝在中亞地區的駐軍，中亞與西亞為阿拉伯人所有。唐代宗時，吐蕃控有河西，使陸上絲路遭到阻礙。唐朝為了安全，對西北貿易多有限制，但對南海貿易卻十分鼓勵。再加上工商業的興盛，造船與航海技術的發達，使唐朝開啟了中國海上貿易的全盛時期。

廣州是中國的絲瓷文化和印度洋的香料文化的交會點。在廣州可以嘗到具有阿拉伯風味的椰棗，欣賞來自印度的耶悉茗（茉莉花），使用阿拉伯的乳頭香（樹脂）製作的蠟燭，佩帶印度的真珠，並用沉香、檀香做薰香料，還可塗抹來自阿拉伯的薔薇水和香脂香膏。而來到廣州的外國人，他們可以在這裡品茶、享受中國的烹飪文化，最後，滿載著中國瓷器和綾羅緞匹而歸。

清德宗光緒二十一年，西藏由達賴十三世掌理政治宗教事務。此時英國佔有印度為殖民地，為控制中國西南部，並與由新疆方向伸入侵略勢力的俄羅斯帝國相抗衡，故英軍六百人於西元1904年入侵西藏，先佔領崗巴宗，再進攻江孜，江孜人民在宗山建立砲台，用生命對抗進攻八個月，直至全軍覆沒。英軍佔領拉薩五十天，達賴十三世逃往青海，並到北京晉見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但因川軍入藏，十三世逃入印度，清政府廢除之，英國趁機支持他，使之倒向英國。清廷覆亡，民國初建，達賴十三世返藏，西元1913年中、英、藏三方面召開西姆拉會議，會中親英的西藏代表私下將藏印邊界劃下「麥克馬洪線」，為日後中印兩國關係留下陰影。民國二十二年達賴十三世圓寂，經尋訪後，青海煌中縣一位名叫隆拉伯的小孩，被確定是達賴十三世轉生的活佛，民國二十九年正式舉行達賴十四世喇嘛坐?大典。當中國內部在國共激烈對抗中，民國三十八年班禪十世也舉行坐?典禮。

中國取道廣州去印度的求法佛僧，如義淨於咸亨二年（西元六七一年），從廣州出發，乘波斯海舶去天竺取經，回程在南洋滯留十年，遊歷三十幾個國家。往返皆以廣州通海夷道。和他一樣取此路徑求法的僧人，在唐朝可考的有四十多人。

吐蕃衰亡後西藏陷入分裂狀態，但有印度高僧弘法，使西藏佛教形成許多流派，如寧瑪派（紅教）、薩迦派（花教）、噶舉派（白教）等，對西藏未來歷史發展影響深遠。十三世紀，其中薩迦派高僧班智達貢嘎堅贊與蒙古議定歸順事宜，薩迦派取得西藏領導地位，西藏成為元朝的一個行政區域，後來元朝曾在西藏三次清查戶口，並設立十五個驛站以加強交通聯繫。貢嘎堅贊的侄兒是八思巴（西元1235?1280年），其名藏文是聖者之意，十五歲就拜見忽必烈，後被封為國師，因對佛學有深入研究，又精通藏文，為蒙古創制蒙古新字，再封為「大寶法王」，成為元朝政府最高的佛教領袖和總管西藏的行政負責人。西藏喇嘛教也曾隨元朝勢力傳入中國。

唐代對於來華的外船收進口稅。稅率依阿拉伯商人蘇萊曼的記載，為十分之三，比例相當高。這或許與地方官吏貪污有關。但德宗時，廣州市舶稅收很多，號稱「天子之南庫」。因此當唐僖宗時，黃巢占領嶺南要求安南節度使一職，左僕射于琮說，“南海有市舶收稅之利，如被妖賊擁有，則國庫空竭”。顯然市舶的稅收在唐代財政仍占有重要地位。

吳文秀先生，一八七三年出生在大稻埕。隨父親經營茶行期間，就常和父親研究改良茶葉品質，以及茶葉經營，很有心得。創立良德茶行以後，由於優異的語文能力，以及茶業經營經驗，很快的就在同行中展露頭角。一八九七年，年齡才二十五歲，就擔任臺北市茶商公會的會長，領導臺北市的茶商拓展外銷業務。他在台灣茶的貢獻有：一、代表臺灣茶商前往巴黎的萬國博覽會，並藉回製茶的改良方法，在揀選、包裝方面，照著新式樣，改掉舊包裝，使得臺灣茶葉的外銷市場，更加的擴展。 二、解除南洋爪哇地區止臺灣茶進口的禁令，促使日本政府用外交方式和爪哇當局交涉、談判，終於解除困境。臺灣茶葉外銷盛況才能夠維持。

唐初往來於南海的商船，幾乎為外人所有，且其船大於中國。至唐末，中國的海船則凌駕於外人之上。據《一切經音義》僧人玄應說，唐代有種「蒼舶」海船，長達二十丈，可載六、七百人。另如《中國印度見聞錄》記載，中國船大且堅固，能渡過波斯灣的凶險風浪，而且中國船體龐大，在港口納的稅也比其他國家船舶為多。唐代的造船技術可從考古文物中看出。出土文物證明：唐代造船已採用水密艙的船體結構。這種結構有兩個顯著優點：１˙如果一艙受到損壞，其他艙不致受累被毀，既保證了船隻和貨物的安全，又便於修復壞艙２˙隔艙板橫向支撐船舷板，增強了船體抗禦側向水壓的能力。這個技術比歐洲早九百年，可見唐朝的造船技術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西元一九六Ｏ年年在江蘇揚州施橋鎮出土一大一小的木船，皆屬唐代晚期，使用於江面的船隻。小船是用獨根楠木挖成的獨木舟，兩頭上翹，船頭有釘補的木板，是大船的隨行船。大船殘長18.4公尺，最大寬4.3公尺，深1.3公尺。全船分為五個大艙和一些小艙，整個船身是以木榫和鐵釘聯結的，隔艙板及艙板枕木皆與左右船舷銜接。船的結構堅實，製作精細，木板夾縫、空隙都用油灰填塞；木料上的結疤和裂縫處則用小木片修補。

唐代航海知識也十分發達。除了善用季節信風外，唐代宗年間（西元762~779年）浙東竇叔蒙著有一部《海濤志》，對於潮汐的規律有精確的計算。此外，唐人已將風力分為八個等級，比英國蒲福氏風力等級的規定約早一千年。從唐朝在海洋學與氣象學的發展，可以看出其海上交通事業的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