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一次大戰後，女性穿著男子式的褲子有普遍的趨勢，但這只侷限於穿褲子去工作，或是參加體育活動，1920年代掀起了女子體育的熱潮，褲子成為運動服的固定衣服。女生穿褲子無可非議，然而把褲子作為女子日常服裝仍然受到強烈的抵制。女人要取得完全的衣著自主權還得等待下一個時機。

1206年鐵木真被推為大汗，號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國。1215年蒙古軍攻佔中都後，廢除中都之名，恢復燕京舊稱，1264年，忽必烈下詔將燕京改稱中都，府名仍為大興，”燕京”之名從此廢用，1271年，忽必烈正式建國號”大元”，次年2月改中都為大都，並定國都於此，1279年元滅南宋，統一中國，大都遂成為統一的中國之首都。金中都城是在唐幽州城、遼南京城的基礎上擴建而成的，而元大都城則完全拋棄了舊的城基，在一片新拓的土地上建造起一座宏偉的城市。原因之ㄧ是因為中都城經過金末戰亂，宮殿城防遭到嚴重的破壞，1217年又發生大火災，加上中都蓮花河水系水量不足，不能滿足都城日常用水的需要，另選新址是為了找尋新的水源。最後選中了中都的東北郊作為新址，原因有三：1.此區是金朝宮苑太寧宮的舊址，環境優美；2.太寧宮內的瓊華島是中都一帶的”制高點”，在此處建城有”鎮壓”住前朝的用意；3.新城址可用西北山區的水源，與高梁河接通，引水入城，不僅可以滿足宮廷和居民用水，還解決了大都的漕運問題。主持大都設計規劃與施工的是劉秉忠。劉秉忠（1216-1274）在忽必烈取得汗位之前曾向他陳述”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的道理，對忽必烈產生極大的影響。元朝建立後，劉秉忠身居太保，對定國號、立朝儀官制、營建大都城池與宮殿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大都城於1267年正式興建，主要工程分為宮殿、城池、河道三項，初期主要進行宮殿建築，1274年大部分完工，然後修築城垣，1283年基本建成大城。現在，北京還保存幾段大都土城遺蹟，從馬甸到皇亭子一段殘垣是北城牆遺蹟，2003年在此建成”元大都城垣遺址公園”。北京歷史的發展，即使是歷經遼之陪都或是金的首都，其影響都未能涉及長江以南的地區，一直到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在此定都，北京才真正成為整個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這種地位從元代開始一直延續到明清，並愈加鞏固。

浙菜擅長煮、燉、悶、煨，食材取河、海、湖漁鮮，筍子、火腿，重原汁源湯，有點鹹又不會太鹹。也因為天候良好，所以食材在野外就很容易獲得，這讓浙菜中有許多菜式都是以時鮮為主，充滿了野趣與山林景色風光，叫花雞就是一例。浙江屬於一年三獲區，糧食作物的產量相當的充裕，因而此地有餘力發展農村副業。以多餘的糧食釀造紹興酒與鎮江醋，或餵養豬隻製作火腿。浙江一帶水產十分豐富，食材取得容易著重於河、海漁鮮，竹林也相當的茂盛。因此浙菜多以漁鮮、竹筍、火腿為主要素材烹飪，新鮮的食材不需加以太多調味，為了品嚐食物原有的鮮美，故浙菜多不加糖。煮、燉、悶、煨就是引出食物原味的最佳調理方式，因而在此盛行。

“山頂洞人”之稱呼是因為其遺址正好位於龍骨山的山頂，剛好在”北京人”居住的”猿人洞”的頂部之上。這個遺址是在1930年發現的，1933－1934年進行了兩次發掘，發現重要的古人類化石和文化遺存。“山頂洞”遺址分為洞口、上室、下室和下窨四個部分，古人類化石和文化遺物主要是出土於上室和下室。上室地面有灰燼層，並發現骨針和裝飾品，推測應是山頂洞人的居住地，而下室發現3具完整的頭骨和一些體骨化石，人體周圍並散佈有赤鐵礦粉和陪葬品說明這裡是墓葬地。經過測定，”山頂洞人”生活年代距今約2.7萬年前，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原始人類，由頭骨及一些體骨化石推算，他們的骨骼型態與現代人類已沒有太大的差別。山頂洞人遺址中出土的石器很少，只有25件，但骨角器和裝飾品卻非常豐富，從這些由獸牙、魚骨、蚌殼磨製而成的裝飾品以及骨針（用以將獸皮縫製成衣服）可以說明他們已開始用獸皮縫製衣服禦寒遮體並且具有審美意識。在他們墓地周圍散佈有赤鐵礦粉，表示他們在埋葬死者時可能實行灑赤鐵礦粉的原始宗教儀式，說明他們已有原始的宗教信仰。

說到「魚米之鄉」大家首先聯想到的必是浙、蘇兩地，尤以蘇州為最，此地江、河、湖、海皆近，因此對於魚鮮的使用相當精熟，連帶發展出了精緻的魚鮮烹調法。良好的氣候與豐饒的土地，讓這區物產繁盛，所以對於各類食材都十分熟悉且懂得調理。「蘇菜」與粵、川、魯菜並稱「中國四大菜系」，歷史悠久。蘇菜特色為善烹湖海魚鮮、刀工細緻、配色和諧，魚鮮的調味手法相當細膩，而且仍能品嚐食物的原味。「蘇式糕點」也出色相當，甜鬆蓬潤、細膩酥軟。 蘇菜下又分四大系，除「徐海系」現在較少為人所知外，「淮陽、京蘇、蘇錫」都遠近馳名。淮揚菜系的海鮮、蔬菜刀工精確，講究原湯原汁；京蘇菜系擅長河海魚鮮、鴨菜，和冷盤的製作裝飾，配色鮮豔；蘇錫菜系則偏甜，刀工細膩精美，擅長對湖鮮、蔬果的烹調搭配 。

近代化的馬路最早是隨著租界的開闢而興修的，直到十九世紀末期，中國近代化的馬路仍少。上海外灘在1840年代鋪設了馬路，目前知名的上海淮海中路，舊稱「霞飛路」，1900年由法租界公董局興建，最初名為西江路，1906年改名寶昌路，1915年更名為霞飛路，橫貫上海法租界。光緒年間，上海、天津紛紛引進日本的人力車，時稱「東洋車」，是一種人力的交通工具，有兩個輪子，上有座位，由一個人在前面拉行。因1913年上海租界規定公共人力車必須漆成黃色，故又稱「黃包車」。由於輕便舒適，價格低廉，因此迅速在各地流行。汽車方面，光緒29年(1903年)從上海開始引進，但只有新進三輛試用。宣統元年增至156輛。據說領有汽車車牌1號為英國大使館，買辦商人劉子敬的汽車則登記為2號，足見其財力與對西式生活的亦步亦趨。而袁世凱也曾購買一部賓士汽車送給慈禧太后，據說慈禧坐過一次，它現今停放於北京頤和園內。電車方面，有軌電車是德國人西門子於1882年發明的，傳入中國是在光緒32年(1906年)，比利時人在天津租界鋪設有軌電車，之後上海電車公司成立。上海在1908年第一次通行電車，自靜安寺行駛至外灘，路旁圍觀者眾多，但乘坐者只有24人，其中大多是外國人，因為當時中國人以為坐電車會觸電，所以很多人不敢乘坐。 汽車與電車的引進，促成中國通商口岸交通近代化的起步與發展。

在新古典主義風的影響之下，歐洲的女性服飾主要以自然簡單的款式，取代以往過於華麗誇張的造型。在1790年代後期，短髮開始成為女性的新時尚，樸素的「麥梗帽」更是流行的時尚配件呢！在服裝部分，非自然的緊腰衣與裙撐架的不正常束縛，早已被淘汰，這個時代強調的是素雅而高貴的妝扮，上半身的打扮以「低胸凹型方型領」加上高腰線的設計為特徵，袖子一般而言以短袖為主，袖口花邊則以「泡泡袖」為裝飾，此外為了冬天禦寒，為彌補袖子的長度，會戴上長達肘上的長手套或搭配「披肩」；下半身的特色是以強調女性大腿的若隱若現為尚，不再崇尚華麗而誇張的下擺裝飾。

哈里發（khali─fah、caliph）意為穆罕默德的繼任者，哈里發除不能宣佈啟示外，但宗教和軍政大權集於一身，哈里發因此成為伊斯蘭政權最高統治者的專門稱號。西元632年穆罕默德歸真之後，由穆斯林公社依次選出阿布?伯克爾（Abu Bakr）、歐麥爾（Umar）、奧斯曼（Uthman）、阿里（Ali）四人作為哈里發，他們掌權長達三十年之久。穆罕默德死後，不願繼續為了進入麥加而繳稅的阿拉伯各氏族部落的起身反抗，麥加貴族也宣稱已有人受神啟，不願服從哈里發阿布?伯克爾的領導，所以阿布?伯克爾兩年任期內（西元632~634）主要是全力平復這些叛亂。第二任哈里發時期之後，便不斷向外擴張，不只鞏固了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半島的統治地位，並向半島以外更的地區發展，伊斯蘭教史上稱這個時期為「四大哈里發時期」。

1861年，貴州主教胡縛理獲得法國公使所發的“傳教護照”後，乘坐紫呢大轎，肩挂紫帶，頭戴方帽，盛設儀從，前呼後擁，前去拜會貴州巡撫何冠英及提督田興恕。但田興恕本來對洋人就十分不滿，藉口有事不予會見。胡縛理為了此事，很不高興，便向法國公使報告，希望能通過清朝皇帝施加壓力。此項行為激怒了田興恕，便三次派兵查抄教堂，趕走教徒。1861年端午節，貴州人們按傳統習慣，上街 “遊百病”。當百姓經過教堂時，四個教士出來驅趕人群，氣焰十分囂張。田興恕便派人將4名教士綁赴刑場斬首。史稱“貴陽教案”。教案發生後，法國要求懲處田興恕。這使得清廷兩面為難，既希望中外相安，又不想懲處屢屢立下戰功的田興恕。但法國對貴州官府殺害教士的行為無法諒解，堅持清廷嚴懲。最後清廷將田興恕及其幕僚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對貴州教會賠銀一萬兩千兩，並將田興恕所居住的公廨給胡縛理作為天主教堂，才得以結案。

馬丁路德出生在德國中部撒克遜（Saxony）的一個天主教農村家庭，家中生活清苦，父母勤奮而節儉，對路德的管教嚴格。在父親漢斯的栽培下，路德刻苦自勵進入艾福特（Erfurt）大學，原本專攻文學，後來修讀法律，期望能成為律師。西元1505年，路德與朋友在前往艾福特城的途中，突遇暴雨，一個雷擊從天空劈下，竟擊死了身旁的好友，路邊的樹木也著了火。路德在驚恐萬分之餘，便向上天禱告︰「神啊，若能得到您的恩助，我將獻身於您啊！」路德平安得救後，不顧父母反對，放棄法律，轉而攻讀神學，並且毅然進入修道院，立志遵守安貧、守貞與服從的戒律，終生為上帝服務。路德原本希望能藉著修道院的苦行生活，以求得心靈上的解脫，但路德仍不時感到困惑，從未有被上帝赦免的感覺，反而覺得自己背負著沈重的原罪。在此期間，路德大量研讀聖經、神學著作等，並且接觸了不少十四、十五世紀的神秘論著。這些被當時教會視為「異端」（Heresy）的神秘主義者，幾乎都主張不必理會大部分教義，不必注重儀式，宣稱不需教士或聖事的助力，即能接近上帝等。當時教會則堅持必須要有權威性的領導，以避免陷於個人的幻想與理論的混亂中。例如︰十四世紀英國的韋克力夫（John Wycliffe，1320-1348）教派便反對教士的獨身生活、崇拜偶像、朝聖的遠行，反對為死者祈禱、教會的財富及捐獻，反對崇拜聖物、告解的必要等；並且主張人人都應經常閱讀聖經，並且應遵守其中規定。另外，在波希米亞的約翰胡斯（John Huss，1373-1415）受到韋克力夫的啟示與影響，亦反對幻想式的崇拜、耳聽式的告戒和繁文縟節的宗教儀式，攻擊教士的聖職買賣罪，並指責神職人員對洗禮、分娩、奠祭、婚姻或喪葬等事收取費用，這些主張導致胡斯被處以火刑。但他的理論影響了整個日耳曼，其中也包括馬丁路德，路德因而對現有的神學理論與解釋產生了質疑與困惑。某日，他被羅馬書一章十七節的一句話所震驚：「義人必因信得生。」只要信仰上帝，便能與上帝和好，這句話成為他宗教改革理論的根基。1508年，路德被聘為威丁堡（Wittenberg）大學的教師，不久又取得了神學碩士學位。1512-1517年之間，他對宗教的觀念已漸漸與羅馬教會悖離，而真正點燃路德怒火的是贖罪券的販售。一位名叫泰澤爾（Tetzel）的修士，為了重建羅馬聖彼得大教堂，擴大發行贖罪券。當時的教宗李奧十世生性闊綽，負債如山，為了開闢財源，也同意泰澤爾的點子，並且發布教令，在歐洲各國出售「贖罪券」，許多愚夫愚婦爭相購買，以為能得到拯救。正當教會前往日耳曼的威丁堡販售贖罪券時，管轄此地的日耳曼撒克森的腓特烈（Frederick the Wise）侯認為贖罪券的販售是一種非法斂財的行為，不但禁止教會進入其境內販售贖罪券，也禁止其境內的人民購買。當時在威丁堡大學任教的馬丁路德得知這個消息，也十分憤怒，以拉丁文發表了反對贖罪券發售及贖罪券無用的「九十五條論綱」，並在1517年貼於威丁堡教堂門上，揭開宗教改革的序幕。九十五條論綱被大量印刷，而且被譯成德文，廣泛流傳。路德大膽向教宗及教會的權威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