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羅河河谷地帶，考古學家發現一種底部小圓，腹部粗圓可用來盛液體的容器，學者考證是用來裝葡萄酒的或油的陶罐。埃及的陰間之神?西里斯（Osiris），同時也是葡萄藤（Vines）和葡萄酒（Wines）之神，可見葡萄酒在埃及受到歡迎。啤酒是埃及最受歡迎的飲料。製作時將發芽的大麥做成麵包，將麵包丟入陶缸中與空氣中的酵母菌發酵，就是原始的啤酒了，不過在喝之前，裡面的雜質需要過濾出來。啤酒可以當作工人的工資，在法老的金字塔中曾被發現。

波斯灣戰爭起因於伊拉克和科威特兩國間因領土、油權利益等糾紛，以及伊拉克對油償、租借布比揚島、瓦巴島談判的破裂。於是伊拉克於1990年8月2日揮軍十萬入侵科威特，兵力不足二萬及戰鬥機不到百架的科威特毫無招架之力，8月8日伊拉克完全侵占科威特，此舉引起許多國家關注。1990年，伊拉克總統海珊在會議上指責阿拉伯國家生產石油過量，導致油價低廉，使伊拉克在半年內蒙受約140億美元的損失。海珊更直指科威特違反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規定，過量輸出，造成油價下跌。故要求科威特拿出一百億美元作為油償並取消之前伊拉克所欠下的300億美元的債務，這不合理的要求使會議不歡而散。會議後一個月，伊拉克派遣副總統薩敦哈馬迪到科威特索錢，科威特表示沒有這麼多現金，伊拉克討債不成，遂轉以武力威脅，並從7月中開始在伊、科兩國邊境頻繁調集重兵。 伊拉克為排除外在勢力干擾，先後試探埃及與美國意見。美國駐伊拉克大使阿普里爾．格拉斯皮對海珊表示，「對阿拉伯內部的爭執如伊科之間的邊境爭執美國表示中立。這使海珊錯估形勢，誤以為美國允許他用武力解決問題。因為此次侵略行動可能會引起中東區域性的戰爭，甚至引發世界大戰，於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1990年11月29日通過678號決議案，要求伊拉克於1991年1月15日期限前撤出科威特。限期屆滿，伊拉克仍拒絕撤離科威特，聯合國宣佈以武力驅逐伊拉克。1991年1月17日淩晨3時，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約有30多萬人、1200輛飛架及1000多輛坦克，戰爭首日，多國部隊進行3次大規模空襲，投下約1.8公噸的炸藥，相當於一個半廣島原子彈的爆炸能量。歷經38天的空襲，到2月24日，多國部隊發動地面攻勢，對伊拉克開始實施毀滅性的「沙漠風暴」戰爭，3天後宣佈停火，歷經100小時地面作戰之後，伊拉克最後無條件投降，戰爭劃下休止符。

古埃及人的衣料主要是從尼羅河畔旁生長的亞麻紡織而成，一般男性用一條布圍繞腰和臀部，貴族則是穿著打褶的圍裙，象徵太陽的光輝，婦女則穿緊身長袍。 古埃及人喜愛打扮，會用脂粉盒裡的眼圈墨化妝，喜歡用藍色和黑色，不論男女身上配戴項鍊、手鐲、胸飾等裝飾品。富人們一定戴假髮，在祭典時穿上最美麗的服飾，法老會載象徵權力的假鬚。在法老的墓室中還發現涼鞋，木乃伊必須穿上涼鞋，以確定重生的時候可以使用。

在宗教改革如火如荼展開前，教會本身內部的腐敗問題非常嚴重，教會的形象大受打擊，此，接踵而來的外在情勢變化更是讓教會疲於奔命。十四世紀以來，中世紀以「神」為中心的思考與生活開始有了轉變。首先是十四世紀初，歐洲各地經歷了嚴重的飢荒和黑死病的流行，持續了百餘年，使得歐洲人對「神」產生懷疑，無法理解這場災禍降臨的原因，況且，連服務「神」的神職人員也無法倖免於難，更讓人對教會的角色感到困惑。僥倖存活的群眾依然要面對教會或是地主的苛捐雜稅，生活辛苦。就在同時，許多「異端」順勢而起，企圖擺脫羅馬教廷管轄的宗教世界，為苦難大眾找尋另一條出路。其次，發祥於義大利北部的文藝復興運動帶來了思想上的改革。因為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興盛的商業貿易，義大利北方的幾個城市如佛羅倫斯、米蘭、威尼斯等成為重要的貿易中心，商人們在物質豐足之後，追求更精緻的藝術享受，中古世紀的封建文化已不能滿足他們對文學、科學或藝術的要求。為了找尋更具創意與吸引力的題材，許多人從古希臘、羅馬的文化去尋找新的元素，恢復古希羅的文化精神成為此一運動的重要目標。因此，他們特別強調「人本主義」（Humanism）的理想，肯定人的尊嚴與價值，重視個人精神的獨立。於是，不少知識份子將這個精神表現在關懷現世社會，反映現世問題。而當時的教會和教士便成為文人學者筆下的最佳題材，他們以犀利的文字諷刺教會的衰敗與腐化。如但丁（Alighieri Dante）的《神曲》（Devine Comedy）充滿著對教會和封建貴族的譴責，對自由、理性和求知精神的歌頌，帶有鮮明的人文主義色彩；薄伽丘（Gisvanni Boccaccio）在「十日談」（Decameron）中，以黑死病流行的時代為背景，生動的描述了當時修士、教士們的醜態，反映他對教士腐化的輕視態度；又如人文主義大師伊拉斯莫斯（Desiderius Erasmus），在以拉丁文寫作的《愚人頌》（In Praise of Folly）中，指責教會愚弄人民，並抨擊教會的虛偽與偏見。再者，書籍的流通與印刷術的使用也成為宗教改革能夠推展的原因之一。在此之前，教育幾乎都掌握在教會的手中，書籍昂貴，流通困難。直到十世紀左右，造紙術才藉著回教徒輾轉從中亞傳入歐洲，十四世紀時，紙張開始大量生產，為印刷業提供了充足的原料。1456年，古騰堡（Johann Gutenberg，1400-1468）利用活字印刷術印製了第一本聖經—「古騰堡聖經」（Gutenberg Bible），厚達1282頁。不久，這項技術傳遍了歐洲，書籍得以大量印刷，並以低廉的價格嘉惠讀者。而透過聖經的大量印刷，使得人們能夠透過自行閱讀聖經來理解教義，不一定要依靠教士們的解說和詮釋，思想的傳播因此更為快速。除上述思想的轉變問題之外，教會還得面對更棘手的狀況。中古時代，教皇透過滿佈歐洲的教會組織，可以直接或間接操縱歐洲各國的政治，因此教皇可說是當時歐洲最有權勢的領袖人物。但隨著工商業的發展，城市興起，以工商業者為主的中產階級希望透過與王權的合作，掃除各地封建諸侯所產生的經濟發展障礙。因此，在中古後期，歐洲的民族國家逐漸興起，例如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等都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而起來的新興國家。受到歐洲城市新興中產階級支持的世俗王權，愈來愈難以忍受教會的操縱與，常與教會發生衝突。例如︰十一世紀起，教會和神聖羅馬帝國就因為義大利北部的歸屬問題，彼此爭戰不休，衝突不斷，延續三、四個世紀；十二世紀時，英王亨利二世（Henry Ⅱ）也因限制教會權力而與坎特伯里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貝克（Thomas Becket）發生衝突，後來，貝克遭人謀殺，引起軒然大波；到了十四世紀，法王菲利普四世（Philip Ⅳ）也因為教會財產徵稅、教士有罪須受政府法院審判等問題，而與教皇鮑尼法斯八世（Boniface Ⅷ）發生衝突。真正讓各國覬覦的是數百年來教會所累積的財富與廣大的田產，而教會法庭的存在更是嚴重妨礙各國司法的獨立。因此，為了追求國家在政治的統一、經濟上的自主與司法上的獨立，世俗政權必然與教會的勢力發生衝突。

宗教改革期間，新舊教徒尚不知寬容，常藉異端之名，彼此迫害，再加上各國間複雜的政治關係與利益的糾葛，致使歐洲在十六、十七世紀間戰爭不斷，這些戰爭也常披著宗教的色彩。例如：西班牙為了保護其與美洲之間的貿易獨立地位，派遣「無敵艦隊」征英，便是以捍衛舊教，討伐新教為名。最慘烈的一場宗教戰爭莫過於「三十年戰爭」。三十年戰爭一開始只是神聖羅馬帝國內部的新、舊教爭執，起因於神聖羅帝國皇帝鎮壓境內的新教徒，激起波希米亞（Bohemian）新教徒的叛變，並意圖尋求獨立。後來丹麥、瑞典、法國等也都因為各自的利益而加入了戰團，最後竟演變成全歐洲的大戰爭。 西元1618年，信仰新教的波希米亞人民發動叛變之後，當時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Ⅱ，1619—1637）迅速派兵鎮壓，事後並迫害新教徒，下令廢止一切宗教自由。波希米亞戰爭的結果，讓英國、荷蘭、瑞典、丹麥等新教國家感到震驚，擔心舊教的勢力會因此而壯大，有意派兵干涉。丹麥在英國的支持下，在1625年派出六萬大軍，進軍神聖羅馬帝國。表面上，丹麥是同情神聖羅馬帝國的新教徒，實際上，爭取新領土才是丹麥出兵的主因。波希米亞貴族出身的華倫斯坦（Wallenstein）意識到這是一個攸關國家存亡的戰爭，乃自費招募軍隊，力阻丹麥侵略國土。1629年，兩軍講和，簽訂了「律貝克和約」（Peace of Lubeck）。戰事至此，舊教徒占盡上風，斐迪南二世趁勝追擊，頒佈一項法令：要求新教徒歸還在西元1552年之後所取得的教領地及教產。丹麥失敗後，西元1630年，因為對神聖羅馬帝國的勢力進出波羅的海同樣感到不安的瑞典，也組織了一支新教軍向神聖羅馬帝國宣戰。素有「北歐雄獅」之稱的瑞典國王哥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是位軍事天才，他以「步兵五列，騎兵四列」的新戰法大敗神聖羅馬帝國的軍隊，正當戰事順利推進之際，阿道夫卻慘遭大砲擊斃，瑞典軍情告急。為了支援友邦，原本在幕後支持的法國也派兵加入戰局。 法國雖然是典型的舊教國家，卻因為想要削弱鄰國—神聖羅馬帝國，進而擴大自己的政治勢力而一直默默地支持新教國家。當時的神聖羅馬帝國唯一強大的盟邦是西班牙，因為兩個國家的皇帝同為哈布斯堡家族成員，但西班牙本身的麻煩不少，征英之役失敗後，還得應付國內接連獨立的葡萄牙和荷蘭；雪上加霜的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斐迪南二世又在西元1637年駕崩，而且境內的新教徒早已明白這場戰爭是針對統治者哈布斯堡家族而來，因而紛紛宣佈中立。神聖羅馬帝國的舊教軍隊只能苦撐應變。 其實早從1644年以來，參戰各國的代表便在西發里亞地方開始討論如何結束這場大戰。談判內容主要是由法國主導，談判期間，打打談談，一直到1648年才正式簽訂「西發里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和約中最重要的意義是承認新、舊教同獲平等地位。

《古蘭經》（Kur’an 或Qur’an）是伊斯蘭教的根本經典。對許多穆斯林而言，古蘭經是真主給予身處於物質世界中的信徒最清楚及偉大的指示，提供了道德上的指引，例如人應如何生活、如何處世。「古蘭」意指應閱讀或背誦的書。穆斯林稱古蘭經時，常在其前面加上敬語，如「神聖的」或「高貴的」；也常用「阿耳吉塔普」（al-Kitab：即經書之意）一詞與古蘭經交互使用。古蘭經，乃是穆罕默德在西元610~632年間傳教的過程，由其口述門徒紀錄並輾轉抄誦而成。這些紀錄零散分布於各個地方，有些寫在羊皮紙上、有些寫在棗椰葉上、駱駝肩部較扁平的皮上或是憑著穆罕默德追隨者的記憶。古蘭經歷經第一任哈里發阿布?伯克爾及第三任哈里發奧斯陸主導才編輯而成。阿布?伯克爾擔心經文散佈於各地，可能日久生誤，便下令整理經文，確保經文完整無訛，爾後命人書寫一部保存，民間收藏部份，一律焚毀，以免造成混淆。在西元650到656年，第三任哈里發奧斯曼統治期間（644~656），以古來氏方言為標準，將阿布?伯克爾的抄本，重新整理和統一出《古蘭經》的定本，共抄寫出七部，每部三十巨冊，分別保管於伊斯蘭教七大名城，麥地那、麥加、巴林、葉門、大馬士革...等。現今世界通行的《古蘭經》，是當年奧斯曼定本的複製本。全經共三十卷，一百一十四章，六千兩百餘節，分為麥加章（約佔全經三分之二）和麥地那章（約佔全經三分之一）古蘭經所講述的故事和一些先知所傳授的啟示，與希伯來聖經及新約聖經部份內容相通，但古蘭經的體裁比較像是古阿拉伯的傳統信仰，經文是採用押韻的散文體，雖不似詩歌般，但比一般散文更便於記憶。長久以來伊斯蘭教世界一直很抗拒將古蘭經由原有的阿拉伯文翻譯成其他的語言。雖然這種情形已經沒有了，但一些傳統的規定仍保留著，例如將付印的古蘭經稱為馬沙伊（masahif，單數為mushaf；意即裝訂或卷冊），這個字只能以單數型態出現，印墨與紙張無法完全涵蓋或表達這神聖的字義。至今書商都不會在古蘭經上標示價錢，若有意購買者，詢問價錢的適當用語是：這部經要多少「禮」。能夠記得古蘭經全部經文的人享有很高聲望，了解其全部涵義者稱為哈非斯（hafiz；意指守護者），是榮耀的頭銜。在古蘭經還以口語傳誦及靠記憶的年代，守護者的主要任務就是確保這些內容能夠一句不漏且完整無誤的流傳下去。穆斯林總以敬畏之心來看待古蘭經，所以他們把古蘭經擺在家中一個崇敬又特別的書架上，閱讀時要先經過宗教儀式之後，才取下來閱讀。虔誠的穆斯林總是設法在每一天唸一段古蘭經，這樣在一個月之內就可以全部唸完一遍。不識字者則可以用手指頭順著經文溜一遍，深信藉由這種簡單的虔誠行為可以得到祝福。古蘭經本身就是藝術表達的來源，華麗的古蘭經已成為伊斯蘭藝術的最佳實例，古蘭經中的美術體書法被大量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從建築物到陶藝和金屬容器上，甚至衣服上的圖案，都可見其蹤跡。

土地公的信仰由來已久，在很久遠的上古時代，人們還沒有足夠的知識、能力與大自然對抗，對於未知的大自然有著敬畏和感謝的心情，一方面害怕山川之神或日月星辰的神明降災禍，另一方面，他們相信掌管土地的神明，可以控制農作物的豐收與歉收。所以為了表示對掌管土地神明的尊敬與感謝，因此祭拜土地神，祈求保佑耕作順利。人們把掌管土地的神明稱為「社」，在商、周時期是以「示」這個字當作「神」字使用，所以「社」這個字拆開來就是「示」和「土」，表示「土地的神」的意思，「社神」也就是中國的土地神。在古代，「社」除了表示土地神，也可用來表示祭祀的場所，祭祀場所會以立石或種樹表示，所以許多土地公廟旁都會種植大樹，甚至田在田裡頭會以石頭代替土地公。每當清明節掃墓的時候，總要先祭拜墓旁邊的「后土」，大家都將「后土」視為土地公。《史記》中記載：「湯以伐夏，祭告后土」，「武王以伐商，祭告后土」，可見夏商周時期，后土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國家有何大事都需祭祀告知后土。在其他許多古書中都有提到「后土」一詞，有的認為是人名，有的認為是神名，也有說成是官名，但不管怎麼說，「后土」都是與土地的崇拜或祭祀有關。「后土」既然是掌管土地之神，當人們面臨親人死亡要安葬造墓時，就必須在墓地的旁邊祭拜后土神，除了祈求后土神能允許在土地開工外，也希望后土神能幫忙守護這個墓地。

石油是現代工業的血液，中東得天獨厚，具有世界60％豐富的石油蘊藏量，該地石油大多集中在波斯灣沿岸。19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後，凸顯出石油乃是現代生活及經濟活動的命脈，牽動世界經濟。石油也導致中東地區石油生產國和非石油生產國間的貧富差距拉大，成為中東內部潛在危機。石油不僅關乎經濟，更是一個政治問題。美國、歐洲及日本，其油源約有20％~60％由中東供應。石油短缺，造成供需失衡，原油價格飆漲，重創各國經濟發展，產生嚴重的民生問題。因此促使各國更重視開始尋找新的替代能源，避免過度依賴石油，受制於中東地區。因此，如何確保波斯灣原油供應價格的穩定及維護這個地區水域的暢通關係著西方重要的利益。

進香是神靈與神靈之間的尊崇，白沙屯媽祖到北港進香主要是要「刈火」，也可稱「乞火」、「合火」。刈火儀式是由朝天宮的住持法師主持，法師要從朝天宮終年不滅的常明燈裡，掏引火苗到白沙屯拱天宮的火盆裡，這火苗的傳遞象徵媽祖的萬年香火流傳不絕，媽祖的靈氣可延伸傳布。儀式完成後，在北港民眾的歡送聲中，信徒們滿懷興奮感激的心情踏上歸程，再回到白沙屯。在進香回來的第二天，白沙屯媽祖會舉行遶境遊庄，祈求確保地方平安，等12天後的開爐儀式完後，村民吃湯圓表示進香的圓滿順利。白沙屯媽祖的進香的活動，一向以媽祖旨意為依歸，從起駕、出發、進火、回鑾時辰，都是以擲筊來決定。每年進香沒有排定行程表，行程路線、歇宿地點都飄忽不定，完全由白沙屯媽的神意在前引領。每每到岔路，大家總是屏息以待，肩扛神轎的「勇字輩」便會停下來感受鑾轎的晃動，再確定行進方向。媽祖所到之處，炮聲隆隆，家家戶戶擺桌祭拜，甚至準備數十串鞭炮齊放，熱情叫喚著媽祖，希望祂能到家裡停轎休息，受到祝福。

日治時期，基隆地區因工商發達，也連帶地刺激了宗教大事─中元祭典的擴大。基隆工商業的發達，與煤礦的開採和基隆港的築港帶來的龐大商機和人口遷入有關。日治之前，基隆為一漁村發展遲緩，日人領臺初期人口僅為7000多人，但基隆港進行築港工事後，加上市區改正的實施，伴隨著港市發展人口遂逐年增加，1905年人口增加一倍為14000人，尤其是煤礦和水產業更加發達後，因為貿易的增長人口也跟著激增。當時商業活動可分為兩大類：一為外貨批發商，多為日人所經營；一為貨品零售商，多由臺人經營，產業則以工、礦和水產業為主，以工業的產值最高，漁業和煤礦則是基隆的兩大特色產業。日治時期商業團體之所以與宗教密切結合，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為景氣佳，有錢資助宗教活動，藉著參與之便，不僅可以打響商家知名度，還可藉機宣傳商品。另一方面，有人氣就會聚集買氣，趁著宗教活動時的人潮，順便發筆小財，這也是日治時期基隆的中元祭典如此蓬勃興盛之故。當時基隆地區參加中元祭典陣頭遊行的隊伍，除了傳統的寺廟子弟陣出團，或主普、贊普外，市區各商號也會盛情參與，不僅會在陣頭、鏽旗或行頭上極盡奢靡，還有廣告宣傳，跟各種噱頭，主辦單位有時為求祭典豐富有趣，甚至會舉辦陣頭比賽，讓參加者更加瘋狂投入陣頭競賽。如《臺灣日日新報》上所報導，負責陣頭的爐主要出陣之前，都會事先向各郊行團體鼓吹贊助，希望能夠錦上添花更勝以往，從報導中也可以看到參家陣頭的商家，有東瀛郊及本島人運送店團、水產仲賣團、商船組、郵船組、市場魚菜商等，利用藝棚長閣及新鮮有趣之廣告想出奇致勝。參加宗教慶典的另一個目的，當然是可以藉機打廣告，宣傳自己的產品，例如，臺北麥酒會社即裝飾自動車三台參加遶境，沿途灑一千張麥酒引換卷(啤酒兌換卷)，每張可兌換麥酒(啤酒)一瓶，除了助興之外，還可以宣傳自家的產品。在當時，日人對於臺灣人對民間賽會之極度鋪張奢靡，往往不以為然，在許多場合都宣導迎神賽會的節約或儉樸，且因中元普渡有礙衛生，消耗鉅費，常有廢止中元普渡，或是力勸各主普及柱首節省爐費的言論，只是對於臺人來說似乎效果不大。甚至1921年由臺灣知識份子創立的臺灣文化協會，因標榜「謀臺灣文化向上」，而對臺灣傳統宗教活動和迎神賽會大加批評，認為那是迷信的產物，認為因神明祭典而大加鋪張，是奢侈浪費的行為，且拜拜時供奉的祭品，因烈日高度曝曬而衛生堪慮，但都無法影響臺灣人對迎神賽會、祭典普渡的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