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天大樓顯然是量體龐大的結構體，而且光是物理性的表現及非自然形成的高密度集區，就成了已開發國家的城市象徵。在許多城市中，摩天大樓已經成為城市核心、商業中心與金融樞紐。另一方面，與其爭論摩天大樓是否適合人類，不如從蓬勃發展的亞洲觀點來看，如何設計這些摩天大樓。在東亞的住商合一城市來說，新建的摩天大樓會破壞原有街景。台北101大樓的位置設在信義重劃區的理由也在這裡。

恭王府興建耗時甚長，從1776年開始一直到1785年才完工，是北京城裡60多座清代王府中保存最完整、面積最大的王府花園，恭王府最早是乾隆寵臣滿族大學士和珅的宅府，由於有乾隆當靠山，和珅貪贓枉法，將貪污所得用來建設自己的宅第，將它裝飾的美輪美奐，等到乾隆一去世，嘉慶馬上將和珅定罪抄家，到了咸豐2年，咸豐便將這裡賜給他的六弟恭親王奕訢，此後便稱恭王府。恭王府有中、東、西三座院落及後花園（名萃錦園），花園極具特色，其東南西三面被馬蹄形土山環抱，自中路進園門後，土山起障景作用，穿越山洞門後豁然開朗，正中置一峰石，名「飛來峰」，峰東為「流杯亭」，峰北為一水池，面池是一組廳堂，穿過廳堂進入庭園，有一座石山，是全園主景。石山有一山洞內有康熙書寫的「福」字碑，為恭王府內一絕，加上西洋門和室內大戲樓並稱王府”三絕”。

浙菜擅長煮、燉、悶、煨，食材取河、海、湖漁鮮，筍子、火腿，重原汁源湯，有點鹹又不會太鹹。也因為天候良好，所以食材在野外就很容易獲得，這讓浙菜中有許多菜式都是以時鮮為主，充滿了野趣與山林景色風光，叫花雞就是一例。浙江屬於一年三獲區，糧食作物的產量相當的充裕，因而此地有餘力發展農村副業。以多餘的糧食釀造紹興酒與鎮江醋，或餵養豬隻製作火腿。浙江一帶水產十分豐富，食材取得容易著重於河、海漁鮮，竹林也相當的茂盛。因此浙菜多以漁鮮、竹筍、火腿為主要素材烹飪，新鮮的食材不需加以太多調味，為了品嚐食物原有的鮮美，故浙菜多不加糖。煮、燉、悶、煨就是引出食物原味的最佳調理方式，因而在此盛行。

中國古代為了適應禮制的要求，為表達對天地、祖先的崇敬和感恩，為奉行各種祭祀活動提供場所而產生壇、廟、祠等建築類型。現存的北京天壇建築群便是中國現存最大的一處壇廟建築，也是現在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古建築群，因此於1998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文化遺產）。明清兩代皇帝每年「三孟」會在天壇祭天，「三孟」即孟春祈穀、孟夏（夏至）祈雨、孟冬（冬至）祀天，所有祀典分三等，其中以大祀最為隆重，而冬至日皇帝赴天壇祭天便是大祀中的一種。天壇位於北京城區西南部，建於明永樂四至十八年（西元1406-1420年），與紫禁城同時興建。天壇的整個建築布局呈「回」字形，分為內、外壇兩部份，內外壇北端的圍牆高大呈半圓形，南端的圍牆較矮呈方形，象徵中國古代「天圓地方」之說。天壇主要建築物都是圓形的，整個建築群共有祭壇兩座，「祈穀壇」在北，「圜丘壇」在南，兩壇在同一條南北中軸線上，中間有牆隔開。「祈穀壇中是祈年殿。祈年殿是一座有鎦金寶頂的三重檐圓形大殿，殿基庭落在三層圓形的白石台基上。殿檐上深藍色琉璃瓦象徵天空。( 明代原為藍、黃、綠三色，清乾隆時一律改為藍色琉璃瓦。 )全殿高三十八公尺，直徑三十公尺，全憑內外三層共二十八根木柱和複雜的木結構支撐沉重的檐頂。而殿內柱子的數目據說是按天象建的－中央四根龍井柱，象徵四季；中層十二根金柱，象徵十二個月；外層十二根柱，象徵一天十二時辰。加起來二十四根，象徵二十四節令，三層相加二十八根，象徵周天二十八星宿。此殿是中國古代獨特的木結構体系抬梁式構架的典型作品，也是世界建築藝術的珍貴遺產。「圜丘壇」則是冬至祭天大典舉行之地。

「湘菜」重香氣變化，佐料多用辣椒、豆豉、薑、醋、五香粉等，烹法以蒸、煎、炒、燒、煨、臘為主，特別擅長燻製「腊味」。菜餚往往帶著濃厚焦香，吃起來酸、辣、麻，其中首推雞肉為頭等美味，其次是牛肉、鴨肉。菜相色彩鮮豔，五彩繽紛。 湘菜系下分「湘江、洞庭、湘西山區」等三種地方風味，又以「湘江菜」為主流，選料精、味道濃、氣味佳；「洞庭菜」以水邊禽類、河鮮為主；「湘西山區菜」，則擅長烹煮山珍野味，充滿本地區少數民族的風采。「湖南菜」的歷史可上溯石器時代，戰國時代此區屬越楚之地，物產與氣候和中原大為不同，因此飲食文化就已經獨立於中原地區外，「豆豉」更是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古老調味料，也因氣候潮濕，所以盛產香菜類植物，香味也成了湘菜的特點之一。又因境內溼氣重，所以自明朝時從外地傳入辣椒後，湖南人就開始嗜辣，故俗語有「湖南人怕不辣」的說法。但辣味特色與四川的辣法稍有不同，它獨欠辣中帶甜，反以酸辣為主。

在纏足風氣盛行的年代，有許多男性對「蓮足」的喜愛，達到痴狂的程度，甚至有些文人手中若不握一隻弓蓮或小腳，則無法讀書寫作。但實際上，並非所有人皆對纏足表示贊同，宋人車若水是最早對此提出質疑的人。他在著作《腳氣集》中表明，將四、五歲無辜小女孩的腳纏得那麼小，是件很殘忍的事，不明白纏足與限制婦女活動有什麼好處？另外，宋代理學家程頤也對纏足不表贊同，因此力行不准族中女子纏足。但對大多數人而言，纏足不僅認為是種美的代表，甚至成為女子是否能嫁到好婆家的重要憑藉，故纏足成為主流風尚。日後，對纏足提出更強烈質疑、反對的意見者，則一直要到了清朝。纏足在清時可謂到了極盛時期，雖然在滿清入關時，禁止女子纏足，但主要的對象是針對滿族婦女(滿人並無纏足習慣)。至於漢人婦人，當時一方面在服飾上有「男從女不從」的規定；另一方面，因漢人纏足對滿人的統治無不太大危害，故纏足並沒有受到清官方太大的反對和禁止。至於在民間，則有人對於纏足提出強烈的反對呼聲。例如李汝珍(約1763~1830)在其名著《鏡花緣》中，以林之洋在女兒國被選為妃，而被強迫纏足的情形，反映女子承受的痛苦，從中也表達他反纏足的觀感與強烈的抨擊。除了李汝珍外，尚有袁枚(1716~1798)、俞正燮(1775~1840)等人，他們可謂是清末天足運動的先驅。清末天足運動的發起，主要是受到當時西方勢力的強大影響所致。簡言之，當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後，顯露出清廷的實力已遠遠落後經過工業革命洗禮的西方諸國，而西方各國也逐漸摸清楚中國的實力，從此中國開始陷入悲慘的境地，民族自信心隨之一落千丈，原本自恃的一切，成為落後、野蠻、殘忍的象徵，而「小腳」也由原本美的象徵，而被視為是殘忍的代表。但對三寸金蓮負面的看法，並不是突然出現並立刻成為普遍共識，而是經過一段長時期的推動與發展，且過程是曲折不斷。近代反對纏足的呼聲高漲，與來華的洋人有很大的關係。傳教士為早期主要推動者，雖然早期他們對於是否要革除為中國陋習之一的纏足，看法有所分歧。後來認為必須透過有組織、系統的推行，成效才易彰顯，因此成立戒纏足會，推行教會學校禁止纏足女性入學等。也有些西方婦女參與其中，著名者有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立德夫人(Mrs. Little)。他們也舉辦演講與編刊物來宣傳反纏足言論，並希望此能影響中國上層階級，藉上層力量而影響下層民眾；梁啟超等人即受到影響，而反對纏足。至於在國內，清末由於國家處於風雨飄搖的階段，許多有識之士不斷思考如何救國，而以康有維、梁啟超為主的維新派人士也不例外。他們一方面受到西方思想影響，同時也思索如何革除中國缺點而使國家強大，推行天足運動，成為他們解決中國弊病的方法之一。在推行天足運動中，最重要的途徑，是要求男性不要娶小腳妻子，一旦纏足不再與婦女婚姻有利害關係，是更容易讓他人接受且實際不纏足。在來華西人與梁啟超等人的努力下，使得更多人加入廢除纏足的運動中，甚至慈禧太后也曾下懿旨禁纏足，同時也有地方官員參與。但這些努力主要是點的發展，故成效仍屬有限。到了民國時期，不纏足運動才在政府推行罰錢等政策，有計劃、有組織的推動下，才收到較大的成效，最後使得纏足風氣消失。值得注意的是，全國廢除纏足不是一致性的，而是有區域的差別。基本上，天足運動是沿海地區接受度高於內陸、城市高於鄉村、上層階層高於下層民眾。另外，在推行的過程中，曾出現因太過急躁而造成民眾反彈，也傷害了纏足婦女的尊嚴。例如，當眾強迫脫下小腳婦女的弓鞋；也有官員趁機敲詐。另外，一旦緊纏的小腳，若要放足，是需要一段時間的，並不能立刻放足，否則疼痛難耐，造成更大傷害。但當時的官員並沒有注意到，而強迫婦女立刻放足，對纏足婦女的生理，又造成另一層傷害。再加上當「以天足為美」成為社會主流時，纏足被視為落伍，又造成纏足婦女的心理壓力。這些無法放纏的婦女，成為時代下的犧牲品。無論如何，放足由原本全然受到排斥、到逐漸接受，甚至成為一股運動，到了民國30年代左右，除了原本早已纏足至無法放足的女性之外，基本上中國已不再有人纏足。到了現今，據說在中國雲南仍可找到年歲已高的纏足婦女，成為中國金蓮風尚的見證。

在北京小平原上除了誕生董家林古城外，還在北京小平原的中心地區誕生了另一座城市－薊城，目前通過考古證實的是春秋戰國以來的薊城，此時的薊城已是燕國的都城，其方位一般認為是在今北京城區宣武門至和平門一線以南，即今北京城區西南部，因為自1956年以來，在這個區域中發現了200多座春秋、戰國至漢代的古陶井，陶井是用一節節陶質井圈套疊成圓筒狀，在井底還發現汲水的水罐等生活用品，水井密集表示此區居民很多，而居民大範圍集中在當時應只有在城市中才會存在。另外，1957年發現了一處以戰國文化為主的遺址，出土有饕餮紋半瓦當，此乃燕國宮殿建築常用的構件，以及另有出土十枚方折式”匽”字刀幣，這都為燕都薊城位於今北京宣武門至和平門一帶區域提供了證據。在春秋晚期特別是戰國時期，薊城已發展成為”天下名都”之ㄧ。【史記．貨殖列傳】所謂”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是對燕都薊城的地位與作用之恰當評價。可惜到秦滅燕時，薊城遭到破壞，但是後來由於此地軍事地位重要，所以在秦漢之時，城池又被修復起來。

雖然國際化風格完全起源於歐洲，卻已成為美國建築的特色。葛羅培斯和其他包浩斯領導人物在1930年代晚期一起移民到美國。二次戰後數年，國際化風格在范?德羅大力倡導下獲得了實踐，它的特色更在於簡潔、健康以及理性美的設計。結合立方體的簡單、細部的精確及構圖的穩定平衡、外觀的光亮無瑕。由金屬和玻璃所建、外牆如帷幕的摩天大樓數目開始激增。

1861年，貴州主教胡縛理獲得法國公使所發的“傳教護照”後，乘坐紫呢大轎，肩挂紫帶，頭戴方帽，盛設儀從，前呼後擁，前去拜會貴州巡撫何冠英及提督田興恕。但田興恕本來對洋人就十分不滿，藉口有事不予會見。胡縛理為了此事，很不高興，便向法國公使報告，希望能通過清朝皇帝施加壓力。此項行為激怒了田興恕，便三次派兵查抄教堂，趕走教徒。1861年端午節，貴州人們按傳統習慣，上街 “遊百病”。當百姓經過教堂時，四個教士出來驅趕人群，氣焰十分囂張。田興恕便派人將4名教士綁赴刑場斬首。史稱“貴陽教案”。教案發生後，法國要求懲處田興恕。這使得清廷兩面為難，既希望中外相安，又不想懲處屢屢立下戰功的田興恕。但法國對貴州官府殺害教士的行為無法諒解，堅持清廷嚴懲。最後清廷將田興恕及其幕僚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對貴州教會賠銀一萬兩千兩，並將田興恕所居住的公廨給胡縛理作為天主教堂，才得以結案。

基督教的慈幼事業，包括育嬰堂、孤兒院、盲童學校及聾啞學校等。其中興辦育嬰堂最為重要。當時規模最大的育嬰堂，是1867年創辦的上海聖母院育嬰堂。負責幼孩的衣食，保障其生活，並加以教育。住的情形，男女嬰孩，分開居住，直到長大成人。育嬰堂大都採取養、教、工三者結合的救助方式。除供給衣食、施予教育外，病訓練其謀生技能。例如天主教早期在上海創辦的蔡家灣孤兒院，就讓男童學習縫紉、木工、印刷等技術，以便成年後有能力謀生。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孤兒院的孤兒也要學木工、制鞋、雕刻及農田耕種等，並設立一間印書館，讓孩童打字、排印。教會興辦育嬰堂的方法，使得在中國行之已久的慈幼事業漸具規模而有制度。但由於一般教會辦理的育嬰堂容量有限，設備和保育措施不足，若有大批嬰孩進入，因照料不足，易發生傳染病而大批死亡。或是被送達之時已奄奄一息，無從救治，因而病故。由於死亡率過高，常引起中國人的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