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十三陵是中國明代13個皇帝陵墓的總稱。位於北京市昌平縣天壽山下。明代遷都北京後，自成祖朱棣起至思宗朱由檢止，共十四帝，除景帝朱祁鈺因故別葬金山外，其他皇帝均葬於此。依次為成祖長陵、仁宗獻陵、宣宗景陵、英宗裕陵、憲宗茂陵、孝宗泰陵、武宗康陵、世宗永陵、穆宗昭陵、神宗定陵、光宗慶陵、熹宗德陵、毅宗思陵。十三陵共葬有13位皇帝和23位皇后以及嬪妃、太子、公主及眾多陪葬的宮女，為中國和全球現存規模最大、帝后陵寢最多的一處皇陵建築群。明十三陵的的東、西、北三面環山，依山勢建圍牆。正門大紅門開在南端，在各山口、水口處建關城和水門。大紅門前有石牌坊和下馬碑，牌坊為中國最大石坊，門南兩側皆有下馬碑；門東北為拂塵殿，為皇帝祭陵更衣所在，今僅存遺跡；門北為總神道，直達長陵。神道南端建有大碑樓，內立”大明長陵神斥t德碑”，碑樓外四隅各立雕龍華表，碑樓北神道兩側立石望柱和巨大石像生18對，相向而置。再北為石柱組成的牌樓式欞星門。神道北端有支路，通向各陵。陵園規模大小不同，形制大致相同，各建在山前，都有圍牆，門前豎無字石碑。十三陵中以長陵規模最大，目前只開放長陵、定陵、昭陵和神道，現建有定陵博物館，展示出土器物。

「漳泉小吃」大概是臺灣人最為熟悉的，許多臺灣人的祖籍就是漳、泉二地，現在臺灣的小吃也深深受此影響。「米粉」就是福州的特產之一，把米磨漿瀝乾後壓成細條狀風乾，比現在的新竹米粉要粗上許多。「新竹米粉」則是源自福建惠安，據傳可上朔至五胡亂華時期，北方漢人南遷後，由於缺少麵粉，所以便用米粉替代製麵，結果製出了米粉的原型「米條」。「惠安米粉」在傳至新竹後，因為新竹風的大助力，讓米粉更加美味可口，新竹米粉便成了享譽全臺的小吃之一。「漳州蠔仔煎」是相當有特色的小吃，蠔仔煎是福建沿海地區皆有的小吃，製法也大同小異。漳州的特色在由牡蠣、蒜苗、蕃薯粉漿、鴨蛋一同攪拌後下鍋煎製，與臺灣現在用小白菜取代蒜苗，材料是分次下鍋煎的方式有所不同，反較接近「蚵嗲」的做法，不過是攤平下鍋煎。佐以甜辣醬與蘿蔔酸菜，以去油解膩。

到了二十世紀，「褲裝」漸漸成為女性流行的服飾，然而女人要真正可以自由的選擇穿褲子或穿裙子，甚至穿起軍服，那可是一段說來話長的歷史。這一段歷史在二十世紀一路走來坎珂，今天女生可以自由穿著淑女褲、七分褲甚至是牛仔褲的「前門襟穿著權」，真可說是得來不易。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女裝的發展在「慶祝和平、找回歡樂、期待復原、建立新時代」的氣氛下有了極大的轉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女褲才算是真正取得了與「女裙」平等的地位。尤其受到戰後嬰兒潮的影響，以青年人為主題的流行文化時代到來，不管是髮型、外套上衣、領結、緊身長褲、膠鞋等等，都看到當時的青少年他們在穿著行為上自我選擇的新主張，而這些新主張也慢慢使得「女生穿褲子」的觀念變得普及，「女生穿褲子」不再被視為異類。

纏足的目的，是要將腳束縛、抑制其生長，而保持小腳的形式，但在完成小腳的過程中，是十分痛苦的。纏足的方式可分為兩種：1.早纏，俗稱「慢裹」：大多是有錢階級的婦女纏足的方法，在女孩約在3~4歲左右起，母親將小腳關節弄脫臼，用布緊纏，使腳無法隨身體成長而長大。因為是採用漸進的方式，所以纏足的時間較長，但較不疼痛，且比較容易達到三寸的標準。但纏足後的婦女行走不易，需要別人攙扶才能走路。另外，身體會比較虛弱，容易生病。2.急纏，俗稱「快裹」：較為貧窮的中下階層的家庭，會採用此一辦法。這是因為中下階層的家長忙於謀生、與女孩必須工作等因素，使得她們大多比較晚才纏足，大約在8~9歲，甚至有人至15~16歲時才纏足。纏足時大多挑一吉日，請有經驗的老婦負責，將除了大姆趾以外的指頭，迅速、一起扳折到腳底板，再用布緊緊纏緊。由於是在短時間內，將腳趾頭弄斷、纏緊，達到形成小腳的效果，故所耗費的時間較短，對整體身體健康，造成的摧殘相對較小。且纏足完成後，仍可以進行粗重的工作，甚至可以背重物、練武功。正因為是急速纏足，所以不僅在纏足過程中，較慢纏方法更加疼痛，而且纏成的金蓮外觀比較難看且大，很少能達到三寸。雖然纏足對女子的身體造成很大的傷害，但對古人而言，小腳是種美的代表。且小腳又與婚姻的幸福與否產生關聯。簡言之，當時人認為若有一雙三寸金蓮，才易嫁到好夫家。因此不論貧富之家的女孩，皆努力纏足。然而，是否纏足、纏足的樣式、流行的程度等，是會因地域、種族、身份、氣候上的不同而有差異。例如在清朝時，滿族婦女基本上是不纏足的；在漢人中，客家婦女則多為大腳。又如明朝曾規定，有些身份較低的人，是不准纏足。因此在注意到普遍的流行中，也不要忽略差異性的存在，而誤以為所有人皆做同樣的事。

依據周芬娜的考證，西安「餃子宴」源自唐代「二十四節氣餛飩」。古代餛飩與餃子的區分不明顯，兩者通常都被稱作「餛飩」；到了清代乾隆年間才出現「水餃」一詞，方真正在指今日的「餃子」。唐代「二十四節氣餛飩」依節氣不同，配合了不同的內餡，有海參、魷魚、鮮貝、鵪鶉、雞、魚、豬、兔、牛、鹿、鵝、鴨、羊、豆腐、韭黃、香菇等等二十四種，再配合各式不同的外皮，包成各種造型；相同的內餡搭上不同的外皮，變化多樣，這也是餃子的樂趣之一。「餃子」的造型千變萬化，以現在的「餃子宴」為例，常常為依照內餡而替餃子作造型，若是魚肉餃外型就是金魚，鴿肉餃則捏成乳鴿貌，四喜餃就是露出四色內餡的四色餃子；其中最難捏製的莫過冕頂餃子，外皮薄的可以看到內餡的色彩，型製複雜，蒸熟後夾起仍不破皮。除了內餡與外皮的搭配組合，沾醬的選擇也可依個人喜好，不斷變化出新的風味，餃子可說是集中國麵食烹調技術的精華所在。

在纏足風氣盛行的年代，有許多男性對「蓮足」的喜愛，達到痴狂的程度，甚至有些文人手中若不握一隻弓蓮或小腳，則無法讀書寫作。但實際上，並非所有人皆對纏足表示贊同，宋人車若水是最早對此提出質疑的人。他在著作《腳氣集》中表明，將四、五歲無辜小女孩的腳纏得那麼小，是件很殘忍的事，不明白纏足與限制婦女活動有什麼好處？另外，宋代理學家程頤也對纏足不表贊同，因此力行不准族中女子纏足。但對大多數人而言，纏足不僅認為是種美的代表，甚至成為女子是否能嫁到好婆家的重要憑藉，故纏足成為主流風尚。日後，對纏足提出更強烈質疑、反對的意見者，則一直要到了清朝。纏足在清時可謂到了極盛時期，雖然在滿清入關時，禁止女子纏足，但主要的對象是針對滿族婦女(滿人並無纏足習慣)。至於漢人婦人，當時一方面在服飾上有「男從女不從」的規定；另一方面，因漢人纏足對滿人的統治無不太大危害，故纏足並沒有受到清官方太大的反對和禁止。至於在民間，則有人對於纏足提出強烈的反對呼聲。例如李汝珍(約1763~1830)在其名著《鏡花緣》中，以林之洋在女兒國被選為妃，而被強迫纏足的情形，反映女子承受的痛苦，從中也表達他反纏足的觀感與強烈的抨擊。除了李汝珍外，尚有袁枚(1716~1798)、俞正燮(1775~1840)等人，他們可謂是清末天足運動的先驅。清末天足運動的發起，主要是受到當時西方勢力的強大影響所致。簡言之，當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後，顯露出清廷的實力已遠遠落後經過工業革命洗禮的西方諸國，而西方各國也逐漸摸清楚中國的實力，從此中國開始陷入悲慘的境地，民族自信心隨之一落千丈，原本自恃的一切，成為落後、野蠻、殘忍的象徵，而「小腳」也由原本美的象徵，而被視為是殘忍的代表。但對三寸金蓮負面的看法，並不是突然出現並立刻成為普遍共識，而是經過一段長時期的推動與發展，且過程是曲折不斷。近代反對纏足的呼聲高漲，與來華的洋人有很大的關係。傳教士為早期主要推動者，雖然早期他們對於是否要革除為中國陋習之一的纏足，看法有所分歧。後來認為必須透過有組織、系統的推行，成效才易彰顯，因此成立戒纏足會，推行教會學校禁止纏足女性入學等。也有些西方婦女參與其中，著名者有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立德夫人(Mrs. Little)。他們也舉辦演講與編刊物來宣傳反纏足言論，並希望此能影響中國上層階級，藉上層力量而影響下層民眾；梁啟超等人即受到影響，而反對纏足。至於在國內，清末由於國家處於風雨飄搖的階段，許多有識之士不斷思考如何救國，而以康有維、梁啟超為主的維新派人士也不例外。他們一方面受到西方思想影響，同時也思索如何革除中國缺點而使國家強大，推行天足運動，成為他們解決中國弊病的方法之一。在推行天足運動中，最重要的途徑，是要求男性不要娶小腳妻子，一旦纏足不再與婦女婚姻有利害關係，是更容易讓他人接受且實際不纏足。在來華西人與梁啟超等人的努力下，使得更多人加入廢除纏足的運動中，甚至慈禧太后也曾下懿旨禁纏足，同時也有地方官員參與。但這些努力主要是點的發展，故成效仍屬有限。到了民國時期，不纏足運動才在政府推行罰錢等政策，有計劃、有組織的推動下，才收到較大的成效，最後使得纏足風氣消失。值得注意的是，全國廢除纏足不是一致性的，而是有區域的差別。基本上，天足運動是沿海地區接受度高於內陸、城市高於鄉村、上層階層高於下層民眾。另外，在推行的過程中，曾出現因太過急躁而造成民眾反彈，也傷害了纏足婦女的尊嚴。例如，當眾強迫脫下小腳婦女的弓鞋；也有官員趁機敲詐。另外，一旦緊纏的小腳，若要放足，是需要一段時間的，並不能立刻放足，否則疼痛難耐，造成更大傷害。但當時的官員並沒有注意到，而強迫婦女立刻放足，對纏足婦女的生理，又造成另一層傷害。再加上當「以天足為美」成為社會主流時，纏足被視為落伍，又造成纏足婦女的心理壓力。這些無法放纏的婦女，成為時代下的犧牲品。無論如何，放足由原本全然受到排斥、到逐漸接受，甚至成為一股運動，到了民國30年代左右，除了原本早已纏足至無法放足的女性之外，基本上中國已不再有人纏足。到了現今，據說在中國雲南仍可找到年歲已高的纏足婦女，成為中國金蓮風尚的見證。

中國的新式學堂教育，最初是由傳教士所辦。鴉片戰後，傳教士在通商口岸開辦洋學堂。這些洋學堂都附設在教堂裡，規模很小，目的是為了傳教以及培養中國籍的傳教助手，主要是讓學生讀《教義問答》以及《聖經》等書，僅為啟蒙、小學程度。招生的對象，多為貧苦孩童，免收學費、膳宿費用也由學校供給，但學生人數很少，女校招生尤為困難。早期傳教士正式開設的洋學堂，較著名者有1843年(道光23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創辦的英華書院、1844年(道光24年)英國的東方女子教育會、1850年(道光30年)耶穌會在上海創辦的徐匯公學。學校除了有宗教課及宗教活動外，也教授中國經書，希望能把基督教義與儒家思想結合。另外，還有英語、西方科學知識等課程，藉此讓學生接觸西方的社會生活。1860年後，清廷為了洋務的需要，也開始設立洋學堂，如同文館、廣方言館等，聘請了許多傳教士擔任教師。同時期教會學校及女學校也不斷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招生對象也有改變，尤其是通商口岸的學校，不再免費招收窮苦孩子入學，而是積極吸收富家子弟入學。傳教士可謂已為中國的近代化教育首開風氣了。

耶穌會 ( Society of Jesus )是1504年聖依納爵?羅耀拉( St. Ignatius of Loyola )創立的天主教修會。為了重振天主教教會，耶穌會士不再只住在修院隱修，而是要深入社會，與各階層人民接觸。耶穌會積極響應教皇號召，向海外傳教。當沙勿略(Xavier)想在日本傳教時，發現日本受中國文化影響甚深，因此開始著手入華傳教的計畫，但中國當時禁止外人入華傳教。直至1554年，葡萄牙人取得澳門作為根據地後，澳門成為遠東的傳教中心。不過中國政府只允許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可自由信仰他們的宗教，仍嚴禁傳教士入內地傳教。真正第一位進入中國傳教的是巴來多(Barreto)，但也只是在廣州向葡萄牙的水手及士兵傳教。此外，西班牙也一直向中國政府提出傳教的要求，但被婉言拒絕。在中國傳教困難的原因，除了政府的政策外，也和傳教士不會說華語、不懂中國文化有關。故傳教士范禮安(Valignani)便提出學華語的建議，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利瑪竇(Matteo Ricci)等人，便開始在澳門學習華語。 當羅明堅進入中國，其舉止符合中國禮儀，又說一口流利的華語，獲得中國官員的好感，成為明朝第一個獲准在中國內地居留的傳教士。

1861年，貴州主教胡縛理獲得法國公使所發的“傳教護照”後，乘坐紫呢大轎，肩挂紫帶，頭戴方帽，盛設儀從，前呼後擁，前去拜會貴州巡撫何冠英及提督田興恕。但田興恕本來對洋人就十分不滿，藉口有事不予會見。胡縛理為了此事，很不高興，便向法國公使報告，希望能通過清朝皇帝施加壓力。此項行為激怒了田興恕，便三次派兵查抄教堂，趕走教徒。1861年端午節，貴州人們按傳統習慣，上街 “遊百病”。當百姓經過教堂時，四個教士出來驅趕人群，氣焰十分囂張。田興恕便派人將4名教士綁赴刑場斬首。史稱“貴陽教案”。教案發生後，法國要求懲處田興恕。這使得清廷兩面為難，既希望中外相安，又不想懲處屢屢立下戰功的田興恕。但法國對貴州官府殺害教士的行為無法諒解，堅持清廷嚴懲。最後清廷將田興恕及其幕僚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對貴州教會賠銀一萬兩千兩，並將田興恕所居住的公廨給胡縛理作為天主教堂，才得以結案。

教會威望的低落固然削弱了教會的力量，但真正讓許多人痛心疾首的是教會腐化奢侈的生活，這是許多宗教改革者急欲根除的弊端。在中古時代，教宗的地位超越任何世俗的君主而成為歐洲的共主，累積的權勢與財富等更是驚人，例如︰教會領有的土地約占當時西歐土地的三分之一，除了領主應享的權利外，還向人民徵收「什一稅」等稅捐。中古後期城市興起後，受到商人牟利行為的感染，教廷從教徒手中搜刮錢財的方法更多，他們利用各種方式牟利。安貧、守貞與服從的誓約早已拋諸腦後，許多鄉村教堂裡的教士開設酒店、賭場以增加個人收入，甚至還娶妻生子。不只低階教士如此，更令人痛心的是連教宗都不能堅守誓約，如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有不少情婦，生子女八人，還為他的子女奪取封建領地；又如教宗李奧十世（LeoⅩ，1513-1521）曾利用他的職權，出賣兩千多個高級教職，平均每年可增加約一百多萬金元的收入。面對如此腐敗的教會，許多人急欲改革。「贖罪券」（Indulgence）是教會歛財的方法，也是促使馬丁路德改革的導火線。贖罪券是在十字軍東征期間，為了籌措軍費而發賣的物品，後來成為教廷斂財的工具。教徒透過購買贖罪券，來求得自身罪惡的減免，因此，贖罪券與罪罰的赦免有密切的關係。理論上，只有上帝才能赦免人的罪，但是教會認為他有能力可以為教徒取得一紙減免狀，雖然不能保證能夠赦免全部的罪惡，但是贖罪券可以減免教徒在世上及死後可能遭遇的苦行與懲罰。此外，為了使行為合理化，教會認為賜與罪人贖罪券，贖罪券領受者出於自由意志而「奉獻」給教會的金錢，並不涉及買賣行為的關係。十六世紀初，教宗李奧十世為了解決財務問題，因而擴大規模發行贖罪券。為了鼓勵一般人多買贖罪券，教會人士常過份吹噓贖罪券的好處，一般人普遍流傳這樣的想法︰「金錢投進募捐箱的當兒，從煉獄中就飛出來一個靈魂」，甚至還將贖罪券比作進入天堂的通行證。因為宣傳得力，能夠免除罪惡的說法頗具吸引力，不少民眾爭相購買贖罪券。但已有人對教廷的行為提出強烈質疑，認為此舉根本違背了聖經的說法。雖然有教宗李奧十世正式公布的教令，允許贖罪券的發售，但不少歐洲國家的君主仍禁止在其境內發售贖罪券，許多知識份子也抱持著反對的立場，例如︰馬丁路德的「九十五條論綱」（95 Theses）就是針對教廷販售贖罪券的不當而寫的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