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蘆溝橋事變」，掀開中日八年抗戰序幕。剛開始戰爭並未波及到臺灣，但是卻有一些法令影響臺灣居民，如國家總動員令法、課徵軍事費用稅收，以及實施警察制度，配給與消費管制，此外，日本政府徵召臺灣青年為譯員或軍伕，為國效命。隨著戰爭的擴大範圍，日本當局發現臺灣地位的重要性，所以對臺灣人民開始進行懷柔政策，希冀讓臺灣人成為日本人，與日本人共同參與戰爭。並以「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為治臺原則，「皇民化運動」主要是「改姓名」運動，推行「國語家庭」，要臺灣人信仰神道教，成為真正的日本人。在日本皇民化政策的推展下，人民的娛樂生活受到影響，如禁止演唱臺語歌，只能唱日本歌曲；戲劇上演須演唱日本歌、穿日本和服，一切都得符合日本化的條件，且要警察批准才能演出。所以當時許多歌仔戲團被迫解散，或是以改良劇方式呈現。在「皇民化」運動下，臺灣的傳統戲劇也遭受到波及，劇團有的被迫解散，或是以改良劇的方式出現。歌仔戲的演出常常遭受到取締，日本警察會於演出時在旁觀看，查看演出內容是否與申報劇目相符合，若被官員查獲演出內容為傳統戲，馬上被勒令停演，以及解散。當時演出改良劇，要把朝廷改為公司，皇帝改為董事長，在服裝上也有差異，皇帝要穿和服，丞相穿燕尾服，其他大臣穿西裝，女生穿洋裝，還有必須腳踩木屐、手執武士刀、打日本劍術，演唱曲調為日本流行歌曲，樂隊伴奏是小喇叭或薩克斯風。雖然日本政府嚴格監控臺灣的戲劇，但民間的戲劇依舊蓬勃發展，有些劇團演出時臺語與日語夾雜，或警察在場才改換服裝演出皇民劇，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西元1962年，臺灣電視公司開播，正式開啟我國電視時代。而開始製播電視歌仔戲是在西元1964年，當時王明山先生在臺視製播歌仔戲《朱洪武》，由「金鳳凰劇團」主演。由於當時收音機是較為普及的娛樂設備，電視尚未普及，所以沒有受到注意。當電視歌仔戲慢慢受到民眾歡迎後，臺視才開放時段讓劇團演出電視歌仔戲，當時楊麗花在「聯通廣播歌劇團」的安排下演出《雷峰塔》等劇，從此走紅於電視歌仔戲界，也將電視歌仔戲發展推向高峰。西元1969年，中國電視公司開播，中視招募「中視劇團」、「正聲寶島歌劇團」、「金風歌劇團」、「拱樂社歌劇團」四個劇團，以連續劇方式播出歌仔戲。西元1971年，華視開播，亦播出歌仔戲節目。就在三臺電視在三團鼎力的情況下，黃俊雄布袋戲也在電視大放光彩，「雲州大儒俠」風靡多少人為之廢寢忘食。為鞏固電視歌仔戲的收視率，由臺視節目部何貽謀策劃，整併三臺電視臺的歌仔戲人才，於西元1972年成立「臺視聯合歌劇團」，以楊麗花為團長。結果演出大受歡迎，使電視歌仔戲又邁向另一高峰，但是這情況只維持五年，這期間因為演員忙於事業，無法專心演出，加上政府限制閩南語節目，所以「臺視聯合歌劇團」在西元1977年解散。西元1979年，電視臺又開始恢復歌仔戲節目，臺視推出以楊麗花帶領的歌仔戲節目，推出《蓮花鐵三郎》、《青山綠水情》等好戲，當時臺視編劇狄珊為使劇情緊湊，對於曲調【哭調】加以刪除，且將劇情改為以愛情為主，兼及武俠內容。葉青在西元1982年於華視成立「神仙歌劇團」，推出《瀟湘夜雨》、《灞橋煙柳》等膾炙人口的歌仔戲，當狄珊轉為華視編劇時，便嘗試加入電子特效，內容雖以民間傳說或神話為主，但加入多種上天遁地的法術，讓電視歌仔戲興起一陣「神話特技」的風潮。不過，之後又漸漸改走「復古創新」路線。中視因為一直缺乏適當演員，所以僅在開播前兩年演出歌仔戲，有十餘年時間未曾播出歌仔戲節目，在臺視、華視兩面夾攻的情勢下，中視力圖振作，曾邀請「明華園歌劇團」與其他民間歌仔戲製作歌仔戲，但是「明華園歌劇團」無心在螢光幕上發展，所以中視又陷入沒有歌仔戲演出的情況，西元1988年，劉鍾元所領導的「河洛有限公司」，曾為中視製作歌仔戲節目，吸引不少觀眾，但是「河洛有限公司」欲轉往劇場發展，所以中視便邀請黃香蓮演出歌仔戲，推出《羅通掃北》、《寶貝王爺貴千金》等電視歌仔戲。近年來，媒體開放娛樂多元，電視歌仔戲節目不如以往受到歡迎，閩南語連續劇也加入攻佔市場，加上電視歌仔戲演員都各自有其他發展，所以很少製作歌仔戲節目。

在民國八十年到民國八十六年間，「河洛」推出的戲劇，如《曲判記》、《天鵝宴》、《鳳凰蛋》、《浮沉紗帽》、《御匾》、《欽差大臣》等，是以官場事件為主軸，顯示出對統治階級醜態的嘲弄，《殺豬狀元》、《皇帝、秀才、乞食》、《命運不是天註定》則是對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進行嘲弄。《秋風辭》，是以歷史演義為本事，著重歷史人物的興衰成敗，極力描寫當時中央集權的帝制社會裡，宮廷內院的明爭暗鬥是最殘酷的戰場，在權力爭奪的扭曲下，就算是至親的天倫關係也顯得不堪一擊。劇中的每個人物，上至太傅石德、縣令李壽，都為了私利與「捉」「救」太子之間的衝突，心裡經過一番掙扎，一代君王如漢武帝，晚年也不免留戀帝位和生命，飽受小人、木人的擺佈，乃至信而見疑、忠而被謗，鑄下殺太子的大錯。親子歌仔戲《戲弄傳奇－白賊七、中山狼》這兩齣歌仔戲，由於是針對小朋友群眾所設計，因此內容活潑，通俗易懂，寓教於樂，其中《白賊七》是改編自《臺灣傳奇－白賊七詭計多端》這個故事中的三則故事來演出，內容描述白賊七利用人性貪婪的弱點，戲弄土豪與『膨風龜』，不過最後白賊七仍難逃法律制裁，故事簡單易懂，卻頗值得玩味。《中山狼》則是根據京劇故事之《中山狼》加以改編，但是情節旨趣已經完全不同，是以環保為主題。而近年來的新作如《臺灣，我的母親》、《彼岸花》、《東寧王國》、《竹塹林占梅-潛園故事》等，以臺灣史為故事背景，內容可以貼近民眾。《臺灣，我的母親》根據李喬史詩《臺灣，我的母親》改編而成，描述彭家兩代人從唐山到臺灣蕃仔林開墾的故事，雖然他們遇到墾戶惡意的壓迫以及颱風無情的摧毀家園，卻仍然不放棄土地，縱使知道要被日本人統治，彭家男人仍然堅守保護臺灣的信念，毫無畏懼的上戰場。《彼岸花》的歷史背景為臺灣漳泉械鬥最頻繁的時期，生為漳州人的陳秋生與泉州林秀蘭，希望能改變自身環境，結為連理，但卻事與願違，造成兩家無法彌補的遺憾，是漳泉械鬥下的愛情悲劇。《東寧王國》是鄭經與鄭克臧經略臺灣的歷史故事，不過短短幾年，東寧王國便因為權力鬥爭而走向滅亡。「河洛歌子戲」大都在國家戲劇院或是城市舞台等大型劇場演出，因此演出時對於舞台設計、佈景、燈光、音樂都非常講究，在戲劇的語言方面也善用俗諺、歇後語，使戲劇更加活潑且機趣橫生，演員們對於身段及唱腔的要求也頗高，所以整體演出相當精緻。

西方思潮對臺灣的影響，未曾斷絕，影響力不減反增。受全球化意識的影響，西方文學及作品的翻譯，也隨之興起。部份民間書商以翻譯西方文學及小說為主。西書翻譯風的熱潮，自解嚴以後，不曾遞減。西書翻譯更為臺灣人的智識及精神，注入了新的活力。臺灣人藉由西書翻譯得以與世界接軌，求知於世界。每年一度的國際臺北書展，眾多的西文及翻譯書商陸續進駐。藉由書籍的販賣與流通，臺灣民眾獲得窺探世界文化的機會。近年來，受全球化及現代化概念的影響，形成文化公民權的觀念，借著推動創意文化產業，達成文化消費，建立公民權利主體性及多樣性。文化政策受到西方文化政策的影響及衝擊，進而學習及轉變，更可看出臺灣文化發展的走向。臺灣社會日漸走向民主化之後，議題炒作，以及解釋權，不再屬於個人、政黨，甚至是男性的權利。西方文化的另一重大特點，就是多元性的呈現，關懷弱勢族群，爭取平等及平權運動。如：環保、婦女、弱勢族群等都是西方文學的課題。國內作家不止引為借鏡，更採橫向移植，透過文章翻譯，進入臺灣文壇。議題更為豐富，靈感更能文思泉湧。西化色彩，日益濃厚。

希臘的地理位置是蘊育豐富文化的重要條件。由於希臘北面依山，三面臨海，加上地處溫帶地區，氣候溫和宜人，並有得天獨厚的天然資源，皆為發展文化的助力。從陸上的位置來看，希臘的土地境內多山，僅能充分利用所有土地來種植穀物，所幸她擁有上等的大理石建材、品質優良的黏土和一些礦物，而終年溫暖的氣候更給她們一大恩賜，人們會種植橄欖樹、無花果、葡萄等作物，並成為經常食用的食物。從海上的位置來看，希臘人的生活與海洋息息相關，由於希臘本身是由許多大大小小的島嶼組成，鄰近的地中海、愛琴海與黑海更提供了豐沛的漁業資源，海洋深深地影響希臘人在飲食、交通、神話與世界觀等方面。隨著人口的增加以及農業發展貧瘠，西元前十世紀的希臘人就了解海洋經濟的重要性，開始在海外成立貿易站，積極向外尋求更多的經濟財富，他們更向外建立殖民地，範圍包括：義大利南部、西西里、地中海沿岸、黑海沿岸，甚至遠達北非沿岸，這些殖民地大多設在具有優良港口與農地的地方，與希臘城邦進行商業貿易，比如雅典城邦會運用自己生產的橄欖和酒來與殖民地交換穀物、瀝青等物，此外，也輸入埃及的香料以及殖民國的奴隸。除了商業貿易之外，思想與文化也經由海洋貿易而傳播開來，希臘人便由此借用他國民族的文化精髓和發明，來豐富自己的文化，比如：他們運用了腓尼基人的文字、巴比倫人的數學和埃及人的藝術雕刻等。從希臘挖掘出的考古物品中亦發現，許多陶器、陶罐與飾品都受到外國文化的幾何風格影響。至於希臘本身的文化也能經由這些海上交通的管道向外傳播，對於希臘與外界的文化交流很有幫助。由於希臘在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環境上的優勢，使得希臘半島上的人們在生活上無虞，並培養欣賞自然、善用自然、以及創造自然的智慧，他們以製作陶器、創作詩歌與史詩，展現自己的審美觀，他們讚頌宗教與諸神、發展關心自然與生命的宗教情懷與哲學思維，更經由與外界的認識與交流，開闊自己的心胸，形成自由開放的風氣，這些皆促成了希臘文化的光輝燦爛！

臺灣的臺語廣播開始於西元一九四二年，而歌仔戲走入廣播界則是在西元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五年間。由於當時收音機普遍，且臺語片、古裝電影興起，歌仔戲逐漸推出內臺戲院，所以進入歌仔戲轉而進入廣播電台錄製歌仔戲節目。當時播出歌仔戲的電臺有民本、中廣、警察、中華、正聲等，而民生電台的「金龍歌劇團」、民本電台的「九龍歌劇團」、正聲電台的「天馬歌劇團」受到觀眾喜愛，尤其是正聲「天馬歌劇團」，將廣播歌仔戲推向高峰，名小生楊麗花便是出自此電台。廣播歌仔戲所唱的劇目與內外臺差不多，有《陳三五娘》、《呂蒙正》、《望鄉之夜》等戲，演員都沒有劇本可唸，由戲先生說完劇情內容後，演員自行發揮。廣播歌仔戲靠的是演員優美的嗓音，因此可磨練演員的唱腔。廣播歌仔戲的氣勢長紅，原有歌仔戲曲調已經不敷使用，所以增加許多新的曲調，新曲調有來自閩南語流行歌曲，如【人道】、【運河悲喜曲】、【五月花】等；還有來自國語流行歌曲，如【相思苦】、【茶山姑娘】等；以及來自歌仔戲樂師的創作，如【送君別】、【人蛇姻緣】等，這些歌仔戲曲調不僅使廣播歌仔戲播出內容豐富，也增添歌仔戲的新活力。 但是這波廣播歌仔戲的熱潮在電視歌仔戲出現後，便逐漸減退，慢慢走向下坡。

200年前，有人在法國的亞維隆森林裡，發現一名野孩子，他全身裸露、骯髒，不會說話，也不會表達情意。他只會用手吃生的食物，身體雖然健康，但彷彿完全與世隔絕。後來，由一位叫做伊達的醫生，進行了五年的教育方案，後來，這名野孩子成為法國社會中能表達自己思想的文明人。這個例子，展現了教育的影響力，也顯示出一個人具有改變的潛力與可能性。教育真的有這麼大的功能嗎？教育的意義是什麼？與我們個人的發展有什麼關係？「教育」是將上一代或若干代積累下來的知識傳遞給年青一代的過程，在原始社會中，這些知識包括：生火、工具製造的技術、狩獵的技巧等等。利用這些知識，年輕一代不必再去盲目地摸索或重複的經歷失敗，就可以生存下來。正因為這些知識對於生存不可或缺，因此「教育」對於人類社會，意義更加重要。等到生產技術提高，社會生活穩定，人們逐漸有更多的時間去思考、發明、交流，透過這樣的歷程並創造出文字與更多的知識，這個時候就需要一個傳遞這些知識產物的場所，來教導與傳承這些文明產物，這就是教育機構的由來。一般人常常將教育與學校教育畫上等號，以為只要到學校上學，就算接受過教育了。其實，教育是指一個人在生長的歷程中，有意或無意的受到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種種影響，並不侷限於學校的圍牆內。因此，教育的管道是多元的，舉凡家庭、學校、社會、圖書館、音樂廳等等，都可算是人們接受教育的場所。每個時代都有其獨特的社會背景與認同的價值觀，同樣的，每個時代人們所抱持的教育觀點與教育方式也有所不同。在古希臘、羅馬時代，只有貴族子弟才能長期接受學校教育，他們以全人教育的觀點，重在啟發個體的均衡發展。中世紀時期則主要有由宗教組織主導的教會學校、以及因工商業發達而興起的行會學校；中古大學的興起，則象徵了學術自主，這種教育組織的形式與精神一直延續至今。近代，則受到文藝復興、民族國家興起，以及工業革命的影響，教育內容更豐富，教育組織更具規模、更多元……。歷史是一門鑑往知來的學問，藉由閱讀歷史，讓我們了解前人的經歷，並從中窺見不同時代人們所具有的特殊樣貌，進而幫助我們認識自己，展望未來。在這個子題中，我們就從「教育是什麼？」這個問題意識出發，來了解學校教育的起源與內容，進而回到古希臘社會中，了解當時希臘的教育概況，最後，讓我們一同思考你心中理想的「教育」究竟是什麼模樣吧！

對於來臺的日本人子弟，臺灣總督府考慮周全，依據日本國內的小學校令及中學校令，專為日籍的學齡兒童設置小學校、中學校等，施以與日本國內相同之教育內容，更著重於數理的學習，俾便其回國接受高等教育，照顧無微不至。在臺日人的教育品質，並未因為身在臺灣而受到影響。1898年，日人將國語傳習所改制為六年制『公學校』，鼓勵臺灣人子弟進入公學校就學。公學校學習的課目有別於日人小學校的課程，主要著重於『國語』的教學。當臺日人共學制尚未實施前，絕大多數臺灣人子弟只能上公學校。原住民教育有別於漢人教育，設置蕃人公學校及蕃童教育所。蕃人公學校主要招收學齡兒童，1914年頒佈『蕃人公學校規則』，明訂修業年限只有四年，較一般公學校更短，課程和教材也迥異於一般公學校。蕃童教育所主要教育失學及幼齡的兒童，教育原住民日語及新知，改善衛生習慣及思想文化。教育機關借旅遊來增廣原住民的見聞，進而服從日人的統治。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推動『皇民化教育』，毅然廢除公學校漢文科；1943年，實施義務教育。初等教育設施為臺灣總督府貫徹同化政策的主要機關。透過義務教育的規範，強迫兒童識字，提升就學率，灌輸皇國民精神，造就出具有日本意識的臺灣人。

1953年11月，蔣介石總統手書《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一書。其中，蔣總統反對文學商業化，痛心左翼勢力操控出版事業，發行赤色刊物，摧毀民族文化。更意味著政府和黨政機關應設立大規模的出版機構，加強出版三民主義等叢書，印製宣揚民族文化的文章，並且表揚不以營利為主的文化事業及私人出版機構。戒嚴時期的文藝政策，壓縮了文藝寫作的方向。二二八事件之後，部份臺籍作家遭到槍決及喪命；得以倖存的作家，為顧全自己的性命，部份文人停止文藝創作。另外，國語運動雷厲風行，文學創作須以中文發表，更加抵銷臺籍文人對創作文學的動力。臺籍作家首先得克服語言文字的障礙，再順從官方的文藝政策，避開政治環境上的忌諱之後，得以繼續從事寫作。鄉土文藝並未因為創作空間的緊縮，以及官方獨尊中國文學的壓力的停止。1950年代，吳濁流、鐘理和、鍾肇政、楊逵等臺灣作家，持續從事鄉土文藝的創作。李梅樹、廖繼春等臺籍畫家，關心的重點及創作素材，也是鄉土景觀及臺灣名勝。將個人對鄉土的關懷，注入創作作品之中，持續反映著臺灣本土的風物、社會還有文化。一系列的作品及醞釀，逐漸帶起鄉土文學風潮。1970年代，文壇內對寫作的方向及路線，出現重大爭議。葉石濤等部份作家認為：文藝作品及創作靈感應以臺灣為中心。余光中、朱西甯等人則撰文抨擊，認為臺籍文人的文藝作品，失去對國家及民族文化的忠誠，不應談論階級，重申堅持反共文藝立場。爾後，官方強調要團結鄉土，由鄉土之愛，擴大為國家及民族之愛，這時，鄉土文學的爭論及批判，宣告終止。

明華園最早的團長為陳明吉，1912年出生於屏東縣車城鄉，曾經加入九甲戲班，西元1930年，陳明吉與戲院老板蔡炳華共組劇團，稱為「明華歌劇團」。之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為管制戲劇，成立「臺灣演劇協會」，當時獲准演出的劇團之一包括「明華歌劇團」。戰後，「明華歌劇團」更名為「明華園」。西元1962年，臺視開播，影響到內臺歌仔戲的生態，許多劇團只好散班或往野臺發展。「明華園」原本堅持在內臺演出，後來仍決定轉戰外臺。外臺的生活較為刻苦，演員大都以戲臺為住處，在哪裡演出便以哪裡為家，之後「明華園」成員才在屏東縣潮州安定。西元1982年，「明華園」以《父子情深》獲全國戲劇比賽冠軍，以及最佳團體演技獎，最佳編劇獎（陳勝國）、最佳小生獎（陳昭香），打響了「明華園」的知名度。進而有機會在隔年，進入國父紀念館演出《父子情深》與《濟公活佛》，建立「明華園」口碑。西元1997年，陳明吉去世後，「明華園」便分為八團，以「天、地、玄、黃、日、月、星、辰」，由八個子女各自掌理，各房之妻、兒女、媳婦為基本成員，團長陳勝福的「地字團」為公演團，每當有大型公演，各團便分配人力支援「地字團」。其他各團活動地區分散在中南部。「明華園」是家族劇團，陳明吉共育有八子，這些第二代成員都是現今「明華園」的支柱，陳家媳婦也大都是歌仔戲演員，三媳孫翠鳳原本不是職業歌仔戲演員，嫁到陳家後才開始學戲。陳家老大是陳明吉的養子名叫郭南海，為後場全才；老二陳勝典與父親陳明吉感情最深厚；老三陳勝國是明華園的導演及編劇高手，老四陳勝福是明華園團長，他為明華園開拓許多演出機會，舉凡工地秀、醫院、監獄、大專院校、社教館、國家劇院表演等，企圖打響明華園知名度，而針對明華園內部則採用管理概念，佈景、道具、戲服都以電腦化管理；且調整演員薪資，又要求演員要守時練功排戲，讓明華園劇團具有現代化管理的面貌；老五陳勝在是當家丑角，他所演出的角色往往成為戲劇中的重要靈活人物。老六陳勝發是公關高手，對外的應酬都交給他。老七是陳勝順，美術是他的專業，所以團裡的佈景都靠他修護，文場樂器也很擅長，是明華園的藝術總監。「明華園」曾經遠征北京、法國、日本演出，讓臺灣歌仔戲之美散播到其他國家，身為臺灣人除了感到榮耀外，也要多多支持歌仔戲團的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