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公是掌管土地和農業豐收的神明，和以農耕為主要生產活動的漢人，關係密切，漢人移民到臺灣後，把原鄉的信仰也帶來臺灣，在開墾及興修水利的過程當中，祁求土地公的「保庇」，是一件普遍亦重要的事情。全臺灣最多的神祇，非土地公莫屬，而我們也能從土地公廟的分布，觀察到漢人最初聚落的形成。

平埔族要向清政府納餉（大多是鹿皮）以表示歸順之意，並且由於對臺灣較熟悉的緣故，清政府官員們更是要求他們服各式勞役。隨著鹿皮需求量的增加，以及大量的各式勞役驅使，使平埔族人疲於奔命，雖然名義上擁有土地，但是卻無力耕種，加上不熟悉漢人的耕種方式，最後則土地漸漸流失。

夏代建立，第一個王朝出現，王權大有發展，從此便以「夏」的稱號為中心而摶擬，如「區夏」、「華夏」，不一而足。許慎《說文解字》稱：「夏，中國之人也」，若從夏民族有較高的文化程度這一點來考察，或許可以得到進一步的認識。孔穎達《五經正義》提到：「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故稱華」，所以「華夏」之名，意即衣冠華美的大國。蠻夷戎狄，並不在於他們東南西北的方位，而是文化水準較低，與華夏不同特徵之一，即未著衣冠。所以，衣冠為中國古代文明的象徵，區別夷夏的明顯標記。或許夏代即已具備了以衣冠為特徵的較高文化，為其他落後的部族所不及，直到春秋時代，戎狄被髮左衽，與華夏衣冠不同，成為鮮明的對比。

漢人有修族譜的傳統，族譜除了記載家族譜系之外，更會詳細記載著家族中的故事。先民們渡海來臺時，大多數人未帶族譜，等到生活較安定後，有些人會回到家鄉抄譜，或是自行撰譜。所以我們看到的祖譜，有些會追溯到原鄉，有些則從來臺的第一代開始記載，情況不一。

西元1947年，陳澄三在雲林麥寮成立「拱樂社」歌仔戲劇團，且專走內臺路線經營，由於演員實力堅強，所以口碑相當好，場場賣座。西元1952年，「拱樂社」的幾名要角，以「錦玉己」為首相偕出走，另組「錦玉己劇團」，這種打擊重挫陳澄三，但是他馬上決定開始採用劇本創作，請「陳守敬」為劇團編寫劇本。演員只要依劇本排演，死背臺詞，即可上臺。由於資深演員離去，劇團只剩下年輕女演員居多，所以陳澄三便打出「少女歌劇團」的招牌，作為號召。西元1956年，陳澄三更嘗試拍攝電影歌仔戲，當電影事業暫告一段落後，便以拍電影的經驗，籌設錄音團，每一齣戲都先以錄音方式錄製完成，演員只要對嘴即可演出，所以「拱樂社」得以大量增設錄音分團，增加收益。西元1966年，陳澄三為提升歌仔戲演員知識素質，有意創辦「私立拱樂戲劇職業學校」，但是向主管機關申請時，卻以「校地面積不足」被駁回，所以只好成立「拱樂社戲劇補習學校」，招收國中畢業未滿16歲的少女，這些少女入學前必須先經過考試測驗，考試通過後，修業6個月期間免繳學費，且校方免費提供制服、伙食、住宿，結業後分發到劇團服務三年，這三年皆可領取薪資。西元1969年，中視開播，陳澄三將補習班轉型為「拱樂社電視歌劇演員訓練班」，招收未滿16歲國中畢業的少女，分普通班與星期日班兩種，普通班每週二、四、六、日晚上從七點上課到九點：星期日班要上八小時的課，學生要繳交學費，半年二十九週九百五十元。結業後，可參加「拱樂社」在電視螢光幕的表演。 但是陳澄三所創辦的戲劇學校並未成功因為西元1960年以後，臺灣的經濟環境改變，農業人口紛紛轉向製造業，加上1960年代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願意入歌仔戲團的少女不多，未升學的青少年可選擇的職業種類增加，不一定要加入辛苦且易受歧視的歌仔戲團當演員。再加上陳澄三的戲劇學校無法給予學生高職學歷文憑，因此只好結束營運。1970年代，視聽媒體娛樂的增加，更衝擊到歌仔戲的生存，陳澄三也在西元1974年結束「拱樂社」的演出，「拱樂社」的結束也象徵著歌仔戲從商業劇場全盤退出。

西元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對在台的「皇民化」運動更是雷厲風行，西元1942年皇民奉公會下設立「臺灣演劇協會」，負責管制劇團，獲准加入該協會的歌仔戲團都紛紛改變為演出臺灣新劇，才有演出機會，而且劇本還必須經過「臺灣演劇協會」核定，所以劇團生存空間受到很大限制。 「臺灣演劇協會」」負責管制劇團，之後成立的「臺灣興行統治株式會社」將劇團分成甲、乙、丙三級，分級標準是以劇團會說日語人數多寡決定。歌仔戲演出的公文送達「皇民奉公會」及「臺灣戲劇協會」後，要等待批准，接著便依照等級分配到不同戲院演出。甲級劇團通常可以到大都市及設備完善的劇團演出，乙級劇團雖無法被分配到較好的戲院，但是仍有演出機會，丙級劇團所受待遇最差。當時日本政府希望藉由歌仔戲進行人民思想的箝制，所以歌仔戲不得不演出發揚日本軍國主義的內容，雖然這種「樣板戲」內容曾到各地演出，但是成果不佳，日本當局也只好放棄。

對於來臺的日本人子弟，臺灣總督府考慮周全，依據日本國內的小學校令及中學校令，專為日籍的學齡兒童設置小學校、中學校等，施以與日本國內相同之教育內容，更著重於數理的學習，俾便其回國接受高等教育，照顧無微不至。在臺日人的教育品質，並未因為身在臺灣而受到影響。1898年，日人將國語傳習所改制為六年制『公學校』，鼓勵臺灣人子弟進入公學校就學。公學校學習的課目有別於日人小學校的課程，主要著重於『國語』的教學。當臺日人共學制尚未實施前，絕大多數臺灣人子弟只能上公學校。原住民教育有別於漢人教育，設置蕃人公學校及蕃童教育所。蕃人公學校主要招收學齡兒童，1914年頒佈『蕃人公學校規則』，明訂修業年限只有四年，較一般公學校更短，課程和教材也迥異於一般公學校。蕃童教育所主要教育失學及幼齡的兒童，教育原住民日語及新知，改善衛生習慣及思想文化。教育機關借旅遊來增廣原住民的見聞，進而服從日人的統治。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推動『皇民化教育』，毅然廢除公學校漢文科；1943年，實施義務教育。初等教育設施為臺灣總督府貫徹同化政策的主要機關。透過義務教育的規範，強迫兒童識字，提升就學率，灌輸皇國民精神，造就出具有日本意識的臺灣人。

1977年，政府推動十二項建設，其中包含文化建設，計劃輔導地方文化中心轉型。訓練專業人員，評鑑地方文化中心，發展地方文化特色。依據地方產業、人文、歷史、傳統等特性，找尋各縣市獨特的文化重點，藉此吸引民眾前來觀光，繁榮地方經濟。中央推動的重大建設有遷建中央圖書館，改成國家圖書館。籌建臺中自然科學博物館，高雄科學工藝博物館等文化設施。隨著政治上逐漸解禁，部份戒嚴時期之下難以發表的鄉土文學創作，得以出土，與世人見面。解嚴以後的鄉土文學創作，關懷及對象隨著增廣，主題不僅限於下層百姓的貧苦與生活。更展示臺灣人的生命力及生活環境，舉凡：社會、語言、風俗、文化、歷史等都是鄉土文學寫作的動力及來源。鄉土文化，以及古蹟資產受到人為的破壞日甚。有鑑於此，政府倡導臺灣文物資產的保存與維護。如：古蹟鑑定及修復，舉辦資產維護研討會，出版文化資產叢書，宣導愛惜資產，設置傳統藝術中心，民俗技藝園區，山地文化園區，更重視舊有技藝的傳承等。搶救臺灣碩果僅存的建築，傳習特有的文化，並且傳之後世。隨著教育改革的開展，國民教育的教材朝多元化邁進，教學內容有顯著增加及翻新。內容強調臺灣人為本位，建構臺灣的主體性。透過鄉土教材的編撰及閱讀，教導臺灣學生認識臺灣，學習各族的母語，明瞭臺灣的歷史，觀察臺灣的地理。由鄉土教材中進而發揮愛鄉、愛人等精神。

日治時期，歌仔戲剛開始進入城市發展，並未成為主流，當時還有亂彈戲、九甲戲等職業戲班受到民眾喜愛，所以歌仔戲也受到四平戲、亂彈戲、福州戲、上海正音戲、九甲戲、梨園戲等戲劇影響，吸收這些戲劇的身段、行頭、劇目、音樂曲調、舞台裝置等，而快速成長。此時期的歌仔戲演出以野臺為主，與廟宇祭祀結合。在音樂曲調方面，吸收民歌【留傘調】、【送歌調】、【青春調】；此外還有吸收自「亂彈戲」的【梆子腔】、【陰調】等；「梨園戲」的【牽君手上】、「九甲戲」的曲調如【緊疊仔】、【慢頭】等，使歌仔戲演出更為精采。歌仔戲收到京班與福州班的影響頗大，開始學習增設舞台佈景，例如金鑾殿、公堂、廳堂、監獄、茅舍等，劇本也從短篇改為需要四天或七天演完的劇情，更進而從京班延聘演員來團指導排戲，增加武戲。走向職業化的歌仔戲，演員來源多半是貧苦人家的小孩，父母將小孩送到戲班學戲，且要跟戲班訂契約，講明學戲年限與身價銀錢，小孩除學得一技之長外，也可從戲班領取津貼。此外，演員的子女也可能進入戲班學戲，因為在戲班的耳濡目染下，這些演員後代也會成為新生力軍。由於演員的知識水準大都不高，不認識字的居多，所以並沒有所謂劇本，演出前戲班排戲都是請戲先生說戲，戲先生說戲只有十多分鐘，簡單分配腳色及介紹故事情節後，演員上臺必須演出二、三小時的戲劇內容，臺詞、唱詞都要自己想，要常常臨機應變，否則容易出差錯。因此舞台上的即興演出頗多，考驗演員們的演技。

有清一代，科舉取士仍是最主要取材方式。有志於仕途者無不熟讀經書，以科考成功為職志。私塾教育乃成為清代教育的代表。清代臺灣的教育機關，有下列數種：（一）儒學。儒學係地方政府官辦之學校。（二）書院。書院訂有學堂規程，由地方官管理。（三）義學。義學也稱義塾，專為家貧而無法就學者設立。（四）社學。興辦社學，教育偏遠地方的學童。（五）民學。民學為私塾，通稱書房。書房也可稱為學堂或書館，純粹由私人興學，目的使學童獲得讀書識字的能力；同時為將來的科舉取士預作準備。隨著臺灣割讓給日本，科舉制度在臺灣宣告終止。日人鑑於傳統書房頗具歷史，由來已久，故因勢利導，尊重舊慣，並未將書房一舉剷除，鼓勵書房轉型，制訂規則，管理書房。1898年，據日人調查，全臺書房計1707所。總督府頒訂『書房義塾規程』，將書房納入教育體制下有效管理。規定書房應加設日語、算術，試圖使書房成為公學校教育的輔助機關。然而，多數的書房，仍固守舊態，不願積極改革，故最初數年臺人子弟進入書房學習的人數仍遠高於公學校。1919年以前，公學校擴充甚慢，入學率偏低，書房扮演協助學校教育的角色。1904年以後，公學校學生數開始超越書房，成為主要的初等教育設施。1919年起，臺灣總督府致力於增設公學校，傳統書房的價值大幅降低。加上總督府限制書房的成立及經營方向等，造成書房教育日漸式微。1943年，臺灣總督府實施義務教育，正式廢止書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