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牛溝其實就是人工的「漢番之界」，這條人工界線原本是清政府為了劃分漢番不同生活空間而設置。但隨著漢人用不同手段越界開墾，平埔族人從一開始出租田地、典當土地，到漸漸失去土地，終至遷徙的歷史進程來看，地圖上的土牛線，是不斷地向山區推進，也見證了平埔族群生活空間的日漸縮小。

通常「公媽牌」會放在家裡或是宗祠裡。正面會書寫堂號及「某家歷代祖先」等字樣。背面一般會有個小抽屜，放著書寫著歷代祖先們姓名的紙張，平常時間是不能亂動的，遇到特殊的日子才可以拿出來觀看。漢人祖先牌位提供漢人先民們最基本的姓名及祖籍地資料，有些甚至也會記載簡要的祖先事蹟。

開墾初期，因水源不足，土地墾成後，只能種些地瓜、土豆等雜糧作物，這樣的土地稱為「園」。等到埤圳等各式水利設施築成後，有足夠的水種植「水稻」，這樣的土地則稱為「田」。另外還有一種「看天田」，顧名思義就是將一年的降雨，全部用來種植一次水稻，水稻收成後，今年就無法再耕種。當然如果那年降雨量不多，則連一次收穫亦無。

第一次臺灣教育令公布之後的教育制度，無法滿足臺人長期以來的教育需求，連日本開明之士，亦覺不當，交相指責。總督府繼而標榜『內地延長主義』，藉以提升臺人教育及文化水準。所謂『內地延長主義』，即是認定臺灣為日本國土的延長，採取與日本國內相同的制度及教育方式。1922年，新臺灣教育令公布後，臺人子弟也可以進入日人子弟就讀的小學校。1941年總督府學務部再度修正「臺灣教育令」，取消公學校與小學校雙軌制，一律改稱為「國民學校」，惟考慮臺灣現況，故課程內容仍異於日本國內。新臺灣教育令實施後，臺灣中等以上教育機關比照日本國內制度設立，在各地增設中學校、高等女學校、職業學校及職業補習學校，另設高等學校一所，專門招收中學畢業生，但中等以上的教育仍感不足。可貴的是，新臺灣教育令公布後，在臺高等教育設施才成為可能。綜觀總督府的教育政策，乃採漸進原則，由教育力量逐步強化統治基礎。同化教育政策具有強烈的現代化取向，企圖改變臺灣社會。但是，教育制度的設計，長期存在著差別待遇及隔離政策，臺人始終未能與日本人享受同等權利，這也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的基本特徵。

西方思潮對臺灣的影響，未曾斷絕，影響力不減反增。受全球化意識的影響，西方文學及作品的翻譯，也隨之興起。部份民間書商以翻譯西方文學及小說為主。西書翻譯風的熱潮，自解嚴以後，不曾遞減。西書翻譯更為臺灣人的智識及精神，注入了新的活力。臺灣人藉由西書翻譯得以與世界接軌，求知於世界。每年一度的國際臺北書展，眾多的西文及翻譯書商陸續進駐。藉由書籍的販賣與流通，臺灣民眾獲得窺探世界文化的機會。近年來，受全球化及現代化概念的影響，形成文化公民權的觀念，借著推動創意文化產業，達成文化消費，建立公民權利主體性及多樣性。文化政策受到西方文化政策的影響及衝擊，進而學習及轉變，更可看出臺灣文化發展的走向。臺灣社會日漸走向民主化之後，議題炒作，以及解釋權，不再屬於個人、政黨，甚至是男性的權利。西方文化的另一重大特點，就是多元性的呈現，關懷弱勢族群，爭取平等及平權運動。如：環保、婦女、弱勢族群等都是西方文學的課題。國內作家不止引為借鏡，更採橫向移植，透過文章翻譯，進入臺灣文壇。議題更為豐富，靈感更能文思泉湧。西化色彩，日益濃厚。

在民國八十年到民國八十六年間，「河洛」推出的戲劇，如《曲判記》、《天鵝宴》、《鳳凰蛋》、《浮沉紗帽》、《御匾》、《欽差大臣》等，是以官場事件為主軸，顯示出對統治階級醜態的嘲弄，《殺豬狀元》、《皇帝、秀才、乞食》、《命運不是天註定》則是對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進行嘲弄。《秋風辭》，是以歷史演義為本事，著重歷史人物的興衰成敗，極力描寫當時中央集權的帝制社會裡，宮廷內院的明爭暗鬥是最殘酷的戰場，在權力爭奪的扭曲下，就算是至親的天倫關係也顯得不堪一擊。劇中的每個人物，上至太傅石德、縣令李壽，都為了私利與「捉」「救」太子之間的衝突，心裡經過一番掙扎，一代君王如漢武帝，晚年也不免留戀帝位和生命，飽受小人、木人的擺佈，乃至信而見疑、忠而被謗，鑄下殺太子的大錯。親子歌仔戲《戲弄傳奇－白賊七、中山狼》這兩齣歌仔戲，由於是針對小朋友群眾所設計，因此內容活潑，通俗易懂，寓教於樂，其中《白賊七》是改編自《臺灣傳奇－白賊七詭計多端》這個故事中的三則故事來演出，內容描述白賊七利用人性貪婪的弱點，戲弄土豪與『膨風龜』，不過最後白賊七仍難逃法律制裁，故事簡單易懂，卻頗值得玩味。《中山狼》則是根據京劇故事之《中山狼》加以改編，但是情節旨趣已經完全不同，是以環保為主題。而近年來的新作如《臺灣，我的母親》、《彼岸花》、《東寧王國》、《竹塹林占梅-潛園故事》等，以臺灣史為故事背景，內容可以貼近民眾。《臺灣，我的母親》根據李喬史詩《臺灣，我的母親》改編而成，描述彭家兩代人從唐山到臺灣蕃仔林開墾的故事，雖然他們遇到墾戶惡意的壓迫以及颱風無情的摧毀家園，卻仍然不放棄土地，縱使知道要被日本人統治，彭家男人仍然堅守保護臺灣的信念，毫無畏懼的上戰場。《彼岸花》的歷史背景為臺灣漳泉械鬥最頻繁的時期，生為漳州人的陳秋生與泉州林秀蘭，希望能改變自身環境，結為連理，但卻事與願違，造成兩家無法彌補的遺憾，是漳泉械鬥下的愛情悲劇。《東寧王國》是鄭經與鄭克臧經略臺灣的歷史故事，不過短短幾年，東寧王國便因為權力鬥爭而走向滅亡。「河洛歌子戲」大都在國家戲劇院或是城市舞台等大型劇場演出，因此演出時對於舞台設計、佈景、燈光、音樂都非常講究，在戲劇的語言方面也善用俗諺、歇後語，使戲劇更加活潑且機趣橫生，演員們對於身段及唱腔的要求也頗高，所以整體演出相當精緻。

1953年11月，蔣介石總統手書《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一書。其中，蔣總統反對文學商業化，痛心左翼勢力操控出版事業，發行赤色刊物，摧毀民族文化。更意味著政府和黨政機關應設立大規模的出版機構，加強出版三民主義等叢書，印製宣揚民族文化的文章，並且表揚不以營利為主的文化事業及私人出版機構。戒嚴時期的文藝政策，壓縮了文藝寫作的方向。二二八事件之後，部份臺籍作家遭到槍決及喪命；得以倖存的作家，為顧全自己的性命，部份文人停止文藝創作。另外，國語運動雷厲風行，文學創作須以中文發表，更加抵銷臺籍文人對創作文學的動力。臺籍作家首先得克服語言文字的障礙，再順從官方的文藝政策，避開政治環境上的忌諱之後，得以繼續從事寫作。鄉土文藝並未因為創作空間的緊縮，以及官方獨尊中國文學的壓力的停止。1950年代，吳濁流、鐘理和、鍾肇政、楊逵等臺灣作家，持續從事鄉土文藝的創作。李梅樹、廖繼春等臺籍畫家，關心的重點及創作素材，也是鄉土景觀及臺灣名勝。將個人對鄉土的關懷，注入創作作品之中，持續反映著臺灣本土的風物、社會還有文化。一系列的作品及醞釀，逐漸帶起鄉土文學風潮。1970年代，文壇內對寫作的方向及路線，出現重大爭議。葉石濤等部份作家認為：文藝作品及創作靈感應以臺灣為中心。余光中、朱西甯等人則撰文抨擊，認為臺籍文人的文藝作品，失去對國家及民族文化的忠誠，不應談論階級，重申堅持反共文藝立場。爾後，官方強調要團結鄉土，由鄉土之愛，擴大為國家及民族之愛，這時，鄉土文學的爭論及批判，宣告終止。

宜蘭吳沙國中及宜蘭高商以及大專院校也都設立歌仔戲社團，如「台大歌仔戲社」、「高雄師範大學歌仔戲研究社」、「政治大學歌仔戲社」等。校園社團會聘請資深藝人擔任指導老師，並以期末公演方式，展示學習成果。社團展演或許未達職業水準，但是青年學子投入學習歌仔戲的行列，也讓歌仔戲有另一片可以發展的空間。在本土文化日漸重視的今天，歌仔戲的表演藝術足以代表臺灣的傳統文化，或許有些人對歌仔戲的印象仍停留在吵鬧的階段，那麼若是看見路邊有歌仔戲團演出，請駐足停留觀看一會，或許會發現伴隨著高分貝麥克風演出的歌仔戲現場，流露出的濃濃臺灣鄉土味以及人情味呢！假如有機會進入國家戲劇院觀賞歌仔戲，更會發現歌仔戲很大的改變。也許我們無法成為職業歌仔戲演員，參與演出，但是我們可以成為歌仔戲觀眾，給予傳統戲曲支持與鼓勵。

戰後初期的電影事業，片商大都是從香港引進以廈門語發音的劇情片，以「臺語片」做號召，由於語言相近，民眾無須透過辯士解說便可了解劇情，所以深受歡迎。在此風潮引領之下，許多劇團負責人或文化人便看準拍攝電影市場，紛紛開拍台語片電影。第一位拍攝臺語片的導演是邵羅輝，西元一九五五年，他應「都馬劇團」團主葉盛福之邀，在臺北「大橋戲院」搭景，拍攝歌仔戲電影《六才子西廂記》，主角為筱明珠。不過，邵羅輝當時以十六厘米的攝影器材拍攝，與電影院所用三十五厘米放映機規格不合，所以放映出來的畫面模糊，影像與聲音搭配不良，觀眾反應不佳，因此上映沒有幾天便匆匆下片。雖然《六才子西廂記》的票房失敗，但是並沒有打擊其他劇團的信心，「拱樂社」團長陳澄三也開始籌拍電影歌仔戲，他聘請何基明擔任導演，陳守敬為編劇，演員為「拱樂社」班底，開拍《薛平貴與王寶釧》。由於記取《六才子西廂記》失敗經驗，所以在影片放影規格、電影宣傳上都特別注重，在臺北首映當天造成空前轟動，隨後在中南部上映，仍舊受到歡迎，因此又繼續籌拍第二、三集，帶動拍攝臺語片熱潮。其他歌仔戲團在「拱樂社」成功拍攝歌仔戲電影的腳步下，都躍躍欲試，跟在「拱樂社」之後的劇團是蔡秋美的「美都劇團」，請何基明執導，拍攝《范蠡與西施》。西元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九年是歌仔戲電影的興盛時期，但是西元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一年間，電影歌仔戲出現低靡現象，為力圖挽瀾，當時的天華影視周天素、臺聯有限公司賴國村、大來有限公司鄭錦洲，便租下霧峰文化戲院為拍片場，聘請李泉溪為導演，與新南光、日月園、賽金寶等團合作，大量生產歌仔戲電影，締造電影歌仔戲另一波的興盛時期。但是隨著電視歌仔戲的出現，造成戲院生意蕭條，且西元一九六九年時，大量拍攝電影歌仔戲的新南光、日月園兩劇團先後解散後，電影歌仔戲便正式走入歷史。

曾經有歷史學家根據考古資料推斷，世界上最早的學校是由蘇美人所創立的「泥版書屋」（e- dub- ba-a，意思是分配泥版的屋子）。在1920年代，英國考古學家在今天的伊拉克南部的考古遺址烏爾考古時，發掘出了一些建築物，它們有兩個特點：屋裡有幾排排列整齊的泥墩，而且有些稍高的泥墩排列在一塊，好像是現在學校中學生們使用的課桌椅；第二，這個屋裡發現了將近二千塊的泥版，像是學生的作業。此外，法國考古學家在幼發拉底河中游的馬里城也發現了類似的建築結構，馬里城的房舍包括一條通道和兩間房屋，大間房屋長13.4公尺、寬7.6公尺；小間面積為大間的1∕3。大間排列著4排石凳，可坐45人左右；小間排列著3排石凳，可坐20人左右，很像一所學校的教室。他們推斷這些遺址是稱為是現今發掘世界上最早的學校，年代可溯及到西元前2500年左右。從烏爾的考古文獻（泥版）中考古學家則發現，蘇美人曾經對於「泥版書屋」下了這樣一個有趣的比喻：「閉著眼睛走進去，睜著眼睛走出來。」這個比喻的意思象徵著蘇美人認為，人在接受學校教育之前是處在閉著眼睛的心靈渾沌狀態，經過學校的教育之後，才能心明眼亮、明辨是非，告別渾沌。這個比喻十分有趣，深刻描寫出學校的功能。在烏爾的泥版書屋中，至今已發現600多個泥版，其中100多個泥版由於殘缺嚴重而無法分辨。這些泥版有圓形的，也有方形的，大小不一。歷史學家發現，這些泥版的內容大多為經濟文獻與字詞表兩種類型，顯示當時蘇美人已有分門別類的課程與科目，如有些泥版上刻著「容器表」、有些則呈現出「樹木表」。考古學家還發現泥版中有臨摹的範本字體，就如我們學習寫書法時的臨摹字帖一般；學生經由泥版學習有關文字、數字、符號、丈量、動、植物名、文學、祈禱文、史詩等。在蘇美人的時代便很重視學生的學習內容，讓每個人習得生活中的基本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