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對外貿易，往往是政治意義考量遠重於經濟利益，宋元時期海外貿易的興盛，主要是來自於民間的力量，官方並未加以重視。明清以後，由於沿海一帶屢受海寇之患，因此為了維護國內治安與民眾生活的穩定，而實行海禁政策。在此政策下，民間的海外貿易幾乎停頓，只剩下官方所主導控制的「朝貢貿易」。所謂的「朝貢貿易」，實際上就是四周藩屬鄰邦對於中國天朝的進貢，鄰邦必須接受中國的冊封，才能藉著朝貢的名義與中國進行有限制的貿易活動。如果不肯接受中國的冊封，就不能進行貿易，足見政治考量遠大於經濟利益。而為了展現天朝上國的富足，中國官方不僅賞賜給外人的禮品相當豐厚，而且對於外人貿易活動也不進行徵稅，因此造成了「貿易逆差」的現象。因此明清時代的朝貢貿易體系實際上對於中國不僅沒有經濟利益可言，反而造成貿易逆差的不利現象。

領事裁判權：即僑居在中國的外人不受中國法律的管制與法院審判，如果外人犯罪或成為被告時，均由該國官吏按照該國法律判決，中國官方不能過問。原先外國在中國並無法庭，故由駐華領事負責裁判，所以也稱為「治外法權」。片面最惠國待遇：一國在通商、航海、稅收及法律等方面，給予另一國優惠、特權或豁免等待遇，稱為「最惠國條款」。這種待遇一般都是兩國相互給予，但是中國與外國訂定的條約，只片面規定該國單方面享有最惠國待遇，中國並無對等權利。而且凡是中國讓與任何一國的權利，只要是訂有最惠國待遇條款的國家，均得援例享有。協定關稅：即外國貨物進口稅率與進口後運銷各地的稅率，均須與外國政府協商後訂之，中國不能自行提高關稅。這對中國經濟傷害甚大，由於沒有關稅保護，中國的工商業缺乏能力與歐美競爭，使中國淪落為列強的原料供應地與產品傾銷的市場。租界：各國取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劃定作為「居住或經商」的特定區域，在租界之內，外人可以築路建屋，之後更發展出獨立的政府與法律，不受中國政府的管轄，此舉無異是「國中之國」，嚴重傷害中國領土的主權。駐兵權和限制中國駐防條款：依照辛丑合約的規定，外國軍隊可以在北京使館區及北京天津山海關一帶分別駐防。又租界以內，亦多有外國軍隊駐屯，例如上海租界。此外，還限制中國軍隊不得在自己國家境內若干地點駐防，例如從北京到海道一帶。內河航行權和口岸設廠製造權：一國之內河，本應只准本國船隻行駛，但不平等條約的關係，使西方列強可以任意在中國內河自由航行停泊。馬關條約以後，西方列強又得以在中國境內口岸設廠製造，而中國又無管轄權，損害了中國工商業的利權。鐵路經營和礦山開採權：根據條約或合同關係，外國得以有在中國境內經營鐵路甚至開採礦山的權利。用人限制：中國海關郵政和鐵路高級人員，因條約或合同關係，必須聘用外人擔任。不僅影響中國利權，更使外人得以間接控制影響中國的海關郵政等相關事業。

邵族，是台灣原住民族群中人數最少、漢化最深的一群。邵族原住民居住的範圍，侷限於日月潭一帶，可以說是台灣最袖珍的原住民族群。據說在很久很久以前，邵族的祖先因為打獵追逐一隻罕見的白鹿，因而發現日月潭，因此返回原居地，帶著族人來到這個魚肥水美的洞天福地定居，邵族的原居地，有人說在阿里山鄒族住的地方或附近；另有人說是在臺南平原的平埔族社域裡。目前族群分布主要集中在德化社﹐少部份在水里大坪林。邵族終年有祭祀﹐最大盛典為農曆八月十五日前後的豐年祭。其他重要的祭典還有農曆三月的播種祭與七月的狩獵祭。遇到族內有重要慶典時﹐邵族人常會以杵擊打石鼓﹐發出聲音通知全族﹐「湖上杵聲」就是形容邵族的文化特色。進入邵族人的家中，可以看到在神案上或牆上掛置著一個籐編的小籃子，裡面收藏著祖先穿戴過的衣服、飾物，從式樣和顏色的古拙斑駁，可以知道它們已經都是年代久遠的衣物了。這就是邵族人的「祖靈籃」，邵族人的傳統祖靈觀具體地呈現在祖靈籃有關的信仰崇拜上，他們相信自家的祖靈就存在於這個小小的籐籃裡。保佑全家平安。籐籃裡的衣物平常不得隨意翻攪，家中若有任何變動，大如娶新娘、起新厝，小如賣肥豬、買新車，都必須把祖靈籃取下，放在門口，請祭師來向祖靈祝禱報告一番，否則引起祖靈疑心或不悅，那就會全家不得安寧．或發生一些不可預料的事情。祭師全由女性擔任，專門主持祭典和負責與祖靈的溝通，邵人稱女祭師為「先生媽」．在族裡擁有相當尊崇的地位，凡是有意願擔任祭師的婦女必須是在部落中受人敬重、家庭幸福美滿、擔任過重要祭典主祭的人。而且她還必須由老先生媽陪同，乘船到Lalu島（拉魯島）去徵求最高祖靈的首肯，過程繁複而且隆重，並不是任何人想當就能當。現在邵族仍繼續進行的祭典有：三月的陸稻播種祭；五、六月間的整地除草祭；七月初的做鰻祭（和狩獵有關）；八月的傳統邵年（祖靈祭）。除了整地除草祭比較簡略外，其他三種重要祭典都必須把各家的祖靈籃集中到部落祭場，還必須準備飯或酒做為供品，由六位先生媽一起慎重地向所有的祖靈祝禱祈福。邵族人現在其實大部分都已經不再從事農耕和打獵的生活，而相關的祭儀卻仍然照常舉行並沒有中斷。邵族人聚居的村落是邵漢混居、而且是觀光商業導向的聚落，邵族的傳統祭典故能維持不墜。

土地公是掌管土地和農業豐收的神明，和以農耕為主要生產活動的漢人，關係密切，漢人移民到臺灣後，把原鄉的信仰也帶來臺灣，在開墾及興修水利的過程當中，祁求土地公的「保庇」，是一件普遍亦重要的事情。全臺灣最多的神祇，非土地公莫屬，而我們也能從土地公廟的分布，觀察到漢人最初聚落的形成。

原本擁有屬於自己文化的平埔族群們，在漢人移民大量進入後，「草埔」成良田，原本熟悉的游獵生活方式被迫產生變化。鹿群的減少以及勞役的增加，都使得其處境雪上加霜。漢人在數量上的多數，及有意無意侵占土地的行為，更使得平埔族群的文化大多消逝，僅有少數族群在遷徙後，尚保留少許文化。

夏代建立，第一個王朝出現，王權大有發展，從此便以「夏」的稱號為中心而摶擬，如「區夏」、「華夏」，不一而足。許慎《說文解字》稱：「夏，中國之人也」，若從夏民族有較高的文化程度這一點來考察，或許可以得到進一步的認識。孔穎達《五經正義》提到：「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故稱華」，所以「華夏」之名，意即衣冠華美的大國。蠻夷戎狄，並不在於他們東南西北的方位，而是文化水準較低，與華夏不同特徵之一，即未著衣冠。所以，衣冠為中國古代文明的象徵，區別夷夏的明顯標記。或許夏代即已具備了以衣冠為特徵的較高文化，為其他落後的部族所不及，直到春秋時代，戎狄被髮左衽，與華夏衣冠不同，成為鮮明的對比。

漢人有修族譜的傳統，族譜除了記載家族譜系之外，更會詳細記載著家族中的故事。先民們渡海來臺時，大多數人未帶族譜，等到生活較安定後，有些人會回到家鄉抄譜，或是自行撰譜。所以我們看到的祖譜，有些會追溯到原鄉，有些則從來臺的第一代開始記載，情況不一。

平埔族要向清政府納餉（大多是鹿皮）以表示歸順之意，並且由於對臺灣較熟悉的緣故，清政府官員們更是要求他們服各式勞役。隨著鹿皮需求量的增加，以及大量的各式勞役驅使，使平埔族人疲於奔命，雖然名義上擁有土地，但是卻無力耕種，加上不熟悉漢人的耕種方式，最後則土地漸漸流失。

通常「公媽牌」會放在家裡或是宗祠裡。正面會書寫堂號及「某家歷代祖先」等字樣。背面一般會有個小抽屜，放著書寫著歷代祖先們姓名的紙張，平常時間是不能亂動的，遇到特殊的日子才可以拿出來觀看。漢人祖先牌位提供漢人先民們最基本的姓名及祖籍地資料，有些甚至也會記載簡要的祖先事蹟。

開墾初期，因水源不足，土地墾成後，只能種些地瓜、土豆等雜糧作物，這樣的土地稱為「園」。等到埤圳等各式水利設施築成後，有足夠的水種植「水稻」，這樣的土地則稱為「田」。另外還有一種「看天田」，顧名思義就是將一年的降雨，全部用來種植一次水稻，水稻收成後，今年就無法再耕種。當然如果那年降雨量不多，則連一次收穫亦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