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人對於中國最早的一個印象是將中國視為一個物質條件非常富裕的地方，這種印象的形成主要是十三世紀馬可波羅等旅行家所創造出來的，這個印象長期都是歐洲人對於中國的刻板印象。到了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界，掀起了一波尊重理性的風潮。由於強調理性的價值，連帶的也對富有人本精神的中國儒家文化，熱烈的加以歌詠盛讚，例如哲學家伏爾泰、大文豪歌德都對中國文化有很正面的評價。當時的歐洲對於中國的瓷器、刺繡、絲綢、建築等都非常著迷。這種對於中華文化的熱情到了十八世紀末逐漸消退，主要原因有二。第一，雍正禁教使傳教士遭到驅逐，失去最重要的文化宣傳者。第二，工業革命以後，西方人對於中國所重視的，不再是迷人的文化，而是龐大的資源與市場。雍正禁教使文化交流中斷後，雙方隔閡日深，到了大英帝國派遣特使馬加爾尼前往中國時，他對於中國的印象已經是「中國人對一切中國以外的事情無知到令人難以相信，其他國家都被雜亂無章的放在四周，只有向中國進貢或乾脆不被人知道的份兒。有一天利瑪竇神父給中國人看一個地球儀，他們不是感到無知的窘迫，而是根本不信。」

布農族的（pasibutbut）是一首在傳統布農社會於每年二月播種祭之前，郡社及巒社群人所唱的一首祭歌。由於其演唱的複雜性及禁忌的限制，因此無形中增添了很多外加的神秘感及不同的解釋法。以小米（dilas）為主食的布農族人，在每年整地完畢到播種祭之前，就運用一套嚴肅的祭儀，透過pasibutbut的集體演唱，把布農族人的心願及祈求傳達出去。台灣原住民當中，最先被國際人士知曉的，是以「八部合音」聞名於世的布農族。西元1952年日本的音樂學者黑澤隆朝將布農族的Pasibutbut(祈禱小米豐收歌)寄至聯合國的文教組織，當代的知名音樂學者聽了之後，驚訝於古老的部落為何會有如此繁複的和音，當時西方的音樂學家認為音樂的起源是由單音、雙音而發展至和音的理論也不攻自破，從此重寫了音樂起源說的論點。每年十一?十二月之間，布農人舉行小米播種祭，為了祈求小米能夠豐收，因此社裡的男子圍成一圈，一起合唱「祈禱小米豐收歌」。族人相信，歌聲越好天神越高興，今年的小米就會結實累累。因此，每一個人都以虔敬的心情唱著。歌聲一開始，其實只有四部合音，但當音域高到某一個層次時，軌出現了八個不同的音階，因此被世人稱之為八部合音。這也是目前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和音方式，台灣原住民的音樂堪稱世界音樂的瑰寶。除了「祈禱小米豐收歌」以外，布農人和音唱法是無所不在的，凡飲酒歌、祭槍歌都以和音的方式來表現。雖然布農人的傳統生活習性已經改變，祭歌之類的吟唱，只在某些表演場合才聽得到。西方宗教進入布農部落以後，以傳統曲調配合宗教涵義的歌詞，使傳統歌謠的發展呈現了新的生機。就連四、五歲的小孩，都能以和音的方式唱誦布農族的歌謠，不禁讓人羨慕上天賦予布農人的天賦與才華。

康熙以後，中外之間的貿易逐漸形成一定的進行方式，其中中國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是「行商」，他們是一批取得官方批准經營權的商人，就意義上可以說是一批由官方所指定的「官商」，各個行商又以所組織的「洋行」來經營對外的貿易活動。然而清廷又規定「洋行」不可各自與外商進行交易，而必須由「洋行」所聯合組成的「公行」來進行實際的對外貿易。因此，「公行」就有了二種角色地位。一方面是一個有獨佔性的商業工會組織，外國進口與中國出口的一切貨物，都由其負責收購承銷，也就是壟斷了一切對外貿易活動。二方面是一個替清廷執行職權的組織，外商在中國的貿易活動、外交活動都必須透過此組織辦理，無法與清廷進行直接的交涉。所以這一套具有壟斷獨佔性質的「行商體制」造成了「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現象，埋下了中外雙方關係逐漸惡化的種子。

排灣族有嚴格的階級制度，分為貴、賤兩大階級，即貴族地主與平民佃農，身分世襲。階級制度為世代所承襲，排灣族是個兩性平等的社會，採長嗣繼承。也就是說，只要你是家裡的第一個小孩，不管是男是女，都可以繼承家族的財產、權利，因此許多部落出現了女性的頭目掌理部落的決策事宜。其餘的兄弟姊妹則於結婚後搬出本家，另立家屋、家名。在北部的排灣族還有介於貴族和平民之間的「士」的階級。平民是勞動階層，是社會的主體。平民在貴族的領地耕種、狩獵，要繳納各種租稅給貴族，如山林稅、狩獵稅、土地稅、水源稅等。平時要服從貴族的命令並接受貴族的差遣。貴族在政治、經濟上擁有相當的特權。部落中的土地及其附屬物、耕地、獵場、河流都是貴族所有。貴族是勞心階層，同時也是部落中的管理階層；不論公私，有權命令、調派平民。平時對平民要善盡扶助之責。遇有糾紛要協助仲裁。此外，也只有貴族才能享有裝飾的權利。因為貴族生活悠閒富裕，才能把時間花在裝飾上。貴族盡其所能美化其住屋、衣飾及器物。紋身是貴族的特權。青銅刀、琉璃珠、古陶壺也是貴族才能持有的重要器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貴族的衣飾、家屋、日常用品及雕刻藝術上享有平民不能擁有的百步蛇紋。貴族家屋出入口的木雕柱、屋內主柱、屋簷下的桁板及室內的壁板，器具如木箱、木枕、木臼、連杯、針板、佩刀、盾牌及占卜箱等，都是百步蛇圖樣經常出現的地方。貴族被認為是百步蛇的後裔。百步蛇紋是貴族專屬的紋飾，藉以強調統治階級的權威、榮耀與力量。因此，只要從器物衣飾上的紋飾就能清楚地判別身分的不同。百步蛇紋除鞏固貴族神聖的地位外，更具有強化排灣族階級社會結構的功效。貴族階級講究門當戶對，以同階級間的聯姻為理想的婚姻形式，因此頭目階級常與鄰近村落的頭目結為親家。頭目是地主階級，擁有土地、河流與獵場。藉著婚姻關係可以擴展自我的領地。階級低的族人也希望能與比自己階級高的人結婚，藉以提升自己的階級，因而在婚生子女中會有階級升降的有趣現象。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沿岸、沿河港口逐漸對外開放通商，這些通商口岸，雖然都侷限在於沿海與沿河的城市範圍，但卻是西方文明進入傳統中國的先鋒，也是中國近代化的媒介。西方人藉著這些通商口岸打開中國閉關自守的門戶，讓西方文明得以源源不斷輸入中國。通商口岸的進步與變化，對於中國底層社會的百姓而言，則是一項最強而有力的直接刺激，可以親身體驗感受西方文明的優越與進步，並孕育了一批新思想價值觀念的知識份子，加速中國傳統天朝秩序的崩潰。

雖然就同時代的其他中國人物來看，自強運動倡導者已是觀念最為前進的一群，但實際上他們對於西方的認識極為淺薄有限，甚至誤解。由於當時中國只有少數沿海口岸與西方有所接觸，廣大的內陸地區仍然侷限於傳統的思想觀念，再加上朝廷守舊派官員居多數，自強運動不論在官方或民間所遭受到的阻力都甚為強大。以修築鐵路為例，守舊派反對的理由無奇不有，包括鐵路吵鬧之聲打擾墳墓中祖先的安寧、鐵路破壞風水、鐵路將使販夫走卒失業造成社會不安、鐵路使敵人容易運兵影響國防。由於守舊派的層層阻力，以及中央領導者共識有限，因此所有的新政措施都不是在中央做好決策通令全國一致實施。只能由少數地方大吏在部分地區各就其力量所及，擇要舉辦，缺乏全盤性的規劃。而各主辦者之間，又往往無法顧全大局、齊心合作，例如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都各有其自己的轄地，上海、福州與武漢的自強新式事業，成效分散而有限，甚至造成各行其是、抵觸衝突的狀況，增添新政實施的困難。各項新政的推行，實際上仍須依靠下層官員與技術人才的運作，然而陳腐的官場陋習、不健全的人事制度，再加上欠缺經費和人才，導致新政的運作效率低落。由於自強運動多項新政均需仰賴外人的技術指導，但是所聘外人多非優秀人才，甚至僅為優厚報酬而來，且多專橫把持權位，新政事業更無法有效推展。

在清廷朝野眾多的議論中，大致可以分為兩派，一派主張弛禁，一派主張嚴禁。弛禁論以太常寺少卿言午乃濟為代表，他曾在廣東為官，對當地鴉片貿易情形相當熟悉，他的弛禁論觀點為嚴刑峻法並不足以遏止走私與吸食，要防範銀漏的方法為：第一，將鴉片徵收重稅進口。第二，販賣鴉片所得之銀不准帶回，只允以貨易貨。第三，允同民間販賣吸食鴉片，但官吏、士人及兵丁不得吸食。第四，准可中國內地種植鴉片。然而弛禁的方法並沒有達到防止銀漏的目的，鴉片進口沒有絲毫減少的現象，於是痛下猛藥的嚴禁論繼之而起。首先主張嚴禁論的代表人物為鴻臚寺卿黃爵滋，他斷然提出以重刑懲治吸煙者，才是正本清源的辦法，主張以一年為期，限令吸食者戒除，如不戒除，處以死刑，並以五家為單位，知情不報者治罪。如有官吏吸食，除本人處死刑外，子孫不得應考。各地督撫紛紛呼應嚴禁的措施，其中以湖廣總督林則徐態度最為堅定，他認為「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此番說詞使道光皇帝痛下決心禁煙，道光十八年（1839），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往廣州執行禁煙工作。

西方世界的器物、制度、思想文化觀念自此逐漸深入影響中國，衝擊中國固有的一切事物。雖然此一戰爭一般被視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但大多數的清朝官員與知識份子並沒有從此戰爭的失敗得到教訓，也沒真正瞭解到失敗的原因，與西方人士的接觸往來依舊以固有的天朝觀念處理運作，導致外交與通商問題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最後因為二次英法聯軍的慘敗，才使清廷醒悟到中國的外交與軍事必須進行改革。然而從鴉片戰爭到英法聯軍期間，卻因為固守天朝觀念，讓中國近代化的改革運動延誤了二十年的時間。

1841年5月，英軍在廣州城北附近的一個小村莊，由於有英國士兵到三元里搶劫財物、強暴婦女的事件，激起當地民眾憤怒，三元里及其附近鄉村的一萬多民眾組織結集起來，向英軍圍攻襲擊。民眾手持大刀、長矛等傳統兵器，趁著天氣陰雨，英軍火槍無法射擊發揮武器優勢的情況下，進而圍困英軍。由於英軍束手無策，只好請求清朝廣州知府出面勸解，廣州民眾才撤走。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民眾自發性保衛家園抵抗外人的戰鬥。

英國於道光十四年（1834）取消東印度公司獨佔中國商務的專利特權後，准可商人自由前往中國貿易，並在廣州設立「商務監督」。過去的中英關係大體是由東印度公司主持，純粹以商業利益為前提。此後則由代表英國政府的商務監督來負責，除了商業利益之外，還必須兼顧國家的立場。因此中英雙方的關係從透過商人的間接接觸，轉變為官方的直接接觸。然而清朝官員卻並未察覺這種微妙的變化，仍然以天朝世界觀下的「行商體制」來處理所有涉外問題，造成具有英國官方身份的商務監督對於清廷的不滿，埋下雙方衝突的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