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廷朝野眾多的議論中，大致可以分為兩派，一派主張弛禁，一派主張嚴禁。弛禁論以太常寺少卿言午乃濟為代表，他曾在廣東為官，對當地鴉片貿易情形相當熟悉，他的弛禁論觀點為嚴刑峻法並不足以遏止走私與吸食，要防範銀漏的方法為：第一，將鴉片徵收重稅進口。第二，販賣鴉片所得之銀不准帶回，只允以貨易貨。第三，允同民間販賣吸食鴉片，但官吏、士人及兵丁不得吸食。第四，准可中國內地種植鴉片。然而弛禁的方法並沒有達到防止銀漏的目的，鴉片進口沒有絲毫減少的現象，於是痛下猛藥的嚴禁論繼之而起。首先主張嚴禁論的代表人物為鴻臚寺卿黃爵滋，他斷然提出以重刑懲治吸煙者，才是正本清源的辦法，主張以一年為期，限令吸食者戒除，如不戒除，處以死刑，並以五家為單位，知情不報者治罪。如有官吏吸食，除本人處死刑外，子孫不得應考。各地督撫紛紛呼應嚴禁的措施，其中以湖廣總督林則徐態度最為堅定，他認為「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此番說詞使道光皇帝痛下決心禁煙，道光十八年（1839），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往廣州執行禁煙工作。

歐洲人對於中國最早的一個印象是將中國視為一個物質條件非常富裕的地方，這種印象的形成主要是十三世紀馬可波羅等旅行家所創造出來的，這個印象長期都是歐洲人對於中國的刻板印象。到了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界，掀起了一波尊重理性的風潮。由於強調理性的價值，連帶的也對富有人本精神的中國儒家文化，熱烈的加以歌詠盛讚，例如哲學家伏爾泰、大文豪歌德都對中國文化有很正面的評價。當時的歐洲對於中國的瓷器、刺繡、絲綢、建築等都非常著迷。這種對於中華文化的熱情到了十八世紀末逐漸消退，主要原因有二。第一，雍正禁教使傳教士遭到驅逐，失去最重要的文化宣傳者。第二，工業革命以後，西方人對於中國所重視的，不再是迷人的文化，而是龐大的資源與市場。雍正禁教使文化交流中斷後，雙方隔閡日深，到了大英帝國派遣特使馬加爾尼前往中國時，他對於中國的印象已經是「中國人對一切中國以外的事情無知到令人難以相信，其他國家都被雜亂無章的放在四周，只有向中國進貢或乾脆不被人知道的份兒。有一天利瑪竇神父給中國人看一個地球儀，他們不是感到無知的窘迫，而是根本不信。」

西方世界的器物、制度、思想文化觀念自此逐漸深入影響中國，衝擊中國固有的一切事物。雖然此一戰爭一般被視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但大多數的清朝官員與知識份子並沒有從此戰爭的失敗得到教訓，也沒真正瞭解到失敗的原因，與西方人士的接觸往來依舊以固有的天朝觀念處理運作，導致外交與通商問題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最後因為二次英法聯軍的慘敗，才使清廷醒悟到中國的外交與軍事必須進行改革。然而從鴉片戰爭到英法聯軍期間，卻因為固守天朝觀念，讓中國近代化的改革運動延誤了二十年的時間。

雖然就同時代的其他中國人物來看，自強運動倡導者已是觀念最為前進的一群，但實際上他們對於西方的認識極為淺薄有限，甚至誤解。由於當時中國只有少數沿海口岸與西方有所接觸，廣大的內陸地區仍然侷限於傳統的思想觀念，再加上朝廷守舊派官員居多數，自強運動不論在官方或民間所遭受到的阻力都甚為強大。以修築鐵路為例，守舊派反對的理由無奇不有，包括鐵路吵鬧之聲打擾墳墓中祖先的安寧、鐵路破壞風水、鐵路將使販夫走卒失業造成社會不安、鐵路使敵人容易運兵影響國防。由於守舊派的層層阻力，以及中央領導者共識有限，因此所有的新政措施都不是在中央做好決策通令全國一致實施。只能由少數地方大吏在部分地區各就其力量所及，擇要舉辦，缺乏全盤性的規劃。而各主辦者之間，又往往無法顧全大局、齊心合作，例如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都各有其自己的轄地，上海、福州與武漢的自強新式事業，成效分散而有限，甚至造成各行其是、抵觸衝突的狀況，增添新政實施的困難。各項新政的推行，實際上仍須依靠下層官員與技術人才的運作，然而陳腐的官場陋習、不健全的人事制度，再加上欠缺經費和人才，導致新政的運作效率低落。由於自強運動多項新政均需仰賴外人的技術指導，但是所聘外人多非優秀人才，甚至僅為優厚報酬而來，且多專橫把持權位，新政事業更無法有效推展。

卑南族的社會裡有二個領導人物： 一個是男祭師，負責主持部落性的重要祭儀。一位是政治領袖，由村子裡領導能力強的人來擔任，負責部落裡重大事情的協調者，一是人獵祭、爭戰的領導人物。目前男祭師依然沿續傳統的職責，在部落裡受人敬重。政治領袖則因現代行政體系的介入在各村的職權消長也有所不同。以南王為例，里長的職權有凌駕傳統領導人之趨勢，但長老群依然受敬重。建和則恰好相反，頭目的領導地位居高不下。有些村落的年輕人有感於傳統文化的式微，近年來極力鼓吹延續傳統命脈的活動，呈現了年輕人拉著老人往前跑的現象。不管任何形式的演變，族中長老的生活體驗與傳統智慧依然是族人諮詢的對象與精神支柱。卑南族早期是母系社會，母系社會的特色，婦女在親族社會中居有重要的地位，卑南族家系承傳是以女嗣承家為主。母系社會在知本及卑南這二個社群中，以知本社群因深受排灣族和漢人的影響，且份子複雜，所以傳統文化的保存較不完整，而卑南社群的卑南社，即今日的南王村，則是今天卑南傳統文化保存最多的一部落。卑南族的社會組織是建立在母系世群二個團體形式上，所謂母系社會有下列幾點特質：(一)婚姻上，男子以入贅女方家為原則。(二)氏族姓氏的繼承以女子為主。(三)財產的繼承是母傳女。(四)祭祀權的管理與責任也是由母親方面的女子來承續。卑南族親屬組織是以血族型認親法則為基礎，而受長女繼承的影響。血族型認親法則的特性是：父母雙方的親屬完全相等，子的後裔與女的所出也是完全相等親疏地位，但受長女繼承的影響，長女繼家招夫，實行從母從妻居，次女以下的女性雖然婚後 另行建家，過核心家庭生活，但次女以下的女性初婚時，必需先與長姊居住一段時間，直到生下第一胎後，始另行建屋。雖然卑南族是以母系社會的招贅婚為常則，但求婚者以男性為主動，通常男子以自己的頭巾和檳榔袋送與女子作為定情飾物，女子接受後，男子常採薪柴送女家，女子亦到男家幫男子母親工作，後由男方家長向女方求婚，與阿美族的男方被動稍有不同。然而這樣的習俗也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有所調適。以結婚為例，目前大都是從夫居住的父系社會的婚姻法則。孩子們的姓氏也以父親的姓氏為主，有些家庭則一半從父姓、一半從母姓。

魏源字默深。鴉片戰爭期間，曾擔任兩江總督的幕僚，發覺中國之所以失敗，固然由於西洋人之船堅砲利，而當局對外界之缺乏認識，以及內部軍事、政治的腐敗，為主要原因。今後革新自強之道，唯有從社會人心方面著手，乃著「盛武記」一書，歷敘清初歷史推求盛衰之理。後來根據「四洲志」及歷代史志輿地書籍，加上外人紀錄，撰成「海國圖志」。此書內容包括四部分：一為記載世界各國歷史、地理和最近情形。二為敘述鑄造和使用西洋大砲的方法。三為敘述製造西洋輪船、水雷和實用工業技術。四為整理當時朝野和魏源本人應付西洋各國的策略。魏源不僅主張要學習西洋物質文明，更要從國民心理方面做文化之根本改革。他於序言上說明編書之動機：「為以夷以攻夷而作，為以夷以款夷而作，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魏源海國圖志所透露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上在面對千年未有之變局所產生的第一部改革方案，也為中國在面對西方挑戰下所引起的第一次有力反應。他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主張，後來成為自強運動的指導方針，可以說是走在時代前端的清代知識份子。

傳統中國是一個強調文化觀的的民族，華夷之分是以文化或生活方式為界線，並非以血統來區隔。秦漢之後，中國逐漸形成統一的龐大帝國，和境外各民族的聯繫逐漸密切。漢武帝時，為了打擊匈奴，派遣張騫出使西域，主動與西域諸國結交，從此東西絲路交通大開後，貿易往來絡繹不絕，漢人開始認識了一個新的世界，知道中國以外尚有不同文化的國家，在遙遠的西方也有一個龐大的羅馬帝國，並以「其人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不僅將其對等看待，且表敬慕之意。魏晉南北朝時，東西貿易的往來依舊不衰，佛教的弘揚尤稱盛事。隋唐帝國時代，東西文化交流更加興盛，隋煬帝曾親幸突厥可汗帳中，積極引致西域貢使、胡商。唐太宗對於外族更是一視同仁，嘗云：「夷狄亦人耳，與中夏不殊，以德治之，則可使為一家。」，並接受四夷君長所上的「天可汗」尊號，成為東亞國際盟主。中國人對於異族的看法出現明顯的轉變，是從宋代開始。由於北宋長期處在外敵的威脅之下，思想於是強調夷夏之防，對外措施趨於消極保守。明清時代，在西方歷經大航海時代、宗教革命、啟蒙時代、工業革命劇烈變化後，中國對於中國以外的世界的認識更加自大無知，顯現出一股狹隘的漢族至上意識。

邵族，是台灣原住民族群中人數最少、漢化最深的一群。邵族原住民居住的範圍，侷限於日月潭一帶，可以說是台灣最袖珍的原住民族群。據說在很久很久以前，邵族的祖先因為打獵追逐一隻罕見的白鹿，因而發現日月潭，因此返回原居地，帶著族人來到這個魚肥水美的洞天福地定居，邵族的原居地，有人說在阿里山鄒族住的地方或附近；另有人說是在臺南平原的平埔族社域裡。目前族群分布主要集中在德化社﹐少部份在水里大坪林。邵族終年有祭祀﹐最大盛典為農曆八月十五日前後的豐年祭。其他重要的祭典還有農曆三月的播種祭與七月的狩獵祭。遇到族內有重要慶典時﹐邵族人常會以杵擊打石鼓﹐發出聲音通知全族﹐「湖上杵聲」就是形容邵族的文化特色。進入邵族人的家中，可以看到在神案上或牆上掛置著一個籐編的小籃子，裡面收藏著祖先穿戴過的衣服、飾物，從式樣和顏色的古拙斑駁，可以知道它們已經都是年代久遠的衣物了。這就是邵族人的「祖靈籃」，邵族人的傳統祖靈觀具體地呈現在祖靈籃有關的信仰崇拜上，他們相信自家的祖靈就存在於這個小小的籐籃裡。保佑全家平安。籐籃裡的衣物平常不得隨意翻攪，家中若有任何變動，大如娶新娘、起新厝，小如賣肥豬、買新車，都必須把祖靈籃取下，放在門口，請祭師來向祖靈祝禱報告一番，否則引起祖靈疑心或不悅，那就會全家不得安寧．或發生一些不可預料的事情。祭師全由女性擔任，專門主持祭典和負責與祖靈的溝通，邵人稱女祭師為「先生媽」．在族裡擁有相當尊崇的地位，凡是有意願擔任祭師的婦女必須是在部落中受人敬重、家庭幸福美滿、擔任過重要祭典主祭的人。而且她還必須由老先生媽陪同，乘船到Lalu島（拉魯島）去徵求最高祖靈的首肯，過程繁複而且隆重，並不是任何人想當就能當。現在邵族仍繼續進行的祭典有：三月的陸稻播種祭；五、六月間的整地除草祭；七月初的做鰻祭（和狩獵有關）；八月的傳統邵年（祖靈祭）。除了整地除草祭比較簡略外，其他三種重要祭典都必須把各家的祖靈籃集中到部落祭場，還必須準備飯或酒做為供品，由六位先生媽一起慎重地向所有的祖靈祝禱祈福。邵族人現在其實大部分都已經不再從事農耕和打獵的生活，而相關的祭儀卻仍然照常舉行並沒有中斷。邵族人聚居的村落是邵漢混居、而且是觀光商業導向的聚落，邵族的傳統祭典故能維持不墜。

英國於道光十四年（1834）取消東印度公司獨佔中國商務的專利特權後，准可商人自由前往中國貿易，並在廣州設立「商務監督」。過去的中英關係大體是由東印度公司主持，純粹以商業利益為前提。此後則由代表英國政府的商務監督來負責，除了商業利益之外，還必須兼顧國家的立場。因此中英雙方的關係從透過商人的間接接觸，轉變為官方的直接接觸。然而清朝官員卻並未察覺這種微妙的變化，仍然以天朝世界觀下的「行商體制」來處理所有涉外問題，造成具有英國官方身份的商務監督對於清廷的不滿，埋下雙方衝突的因子。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沿岸、沿河港口逐漸對外開放通商，這些通商口岸，雖然都侷限在於沿海與沿河的城市範圍，但卻是西方文明進入傳統中國的先鋒，也是中國近代化的媒介。西方人藉著這些通商口岸打開中國閉關自守的門戶，讓西方文明得以源源不斷輸入中國。通商口岸的進步與變化，對於中國底層社會的百姓而言，則是一項最強而有力的直接刺激，可以親身體驗感受西方文明的優越與進步，並孕育了一批新思想價值觀念的知識份子，加速中國傳統天朝秩序的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