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期最大的敵人是東突厥。隋末唐初，中國大亂，東西突厥同趨於極盛，其中東突厥因接近中國本部，雙方的關係更為密切。隋末中國北方起兵群雄都曾向東突厥稱臣，連唐高祖也不例外，東突厥可謂東亞地區的霸主。唐初，東突厥不時入寇中國，唐太宗利用離間政策使其頡利可汗和突利可汗發生衝突，突利可汗在落敗後投降唐室，東突厥因此勢衰。貞觀三年（630年），太宗藉東突厥天災和內訌之機，派兵討伐，擒頡利可汗。高宗顯慶四年（658年）又滅西突厥，餘部西遷中亞。但是在武則天時期，突厥再度建立「東突厥後汗國」。約在7世紀末8世紀初，亡於回紇。回紇自天寶初年盡佔東突厥故地，成為中國北方第一強國，但大體與唐室相安。安史亂起，回紇曾四次遣兵援助。只是回紇族貪財好利，每戰必索取鉅額報酬，克服城池後更大加劫掠。代宗之後，名將郭子儀提出一個外交政策，便是結回紇為外援以抵抗吐蕃，這個政策直到晚唐皆奉行不輟。唐與回紇之間長期維持「絹馬貿易」，唐室雖頗為吃虧，但唐藉此厚結回紇，亦使邊境得到數十年的安靖。

北亞游牧民族的經濟生活主要建立在「逐水草而遷徙」的草原游牧制上。這種草原游牧與牧場畜牧制不同，既不栽培牧草，也不儲備乾草以待乾旱或雪寒，卻高度仰賴自然，順應季節的循環而輾轉於夏季和冬天的牧地之間。這種草原游牧經濟的特色之一，是對自然變化──尤其雨量的多寡──極為敏感，草地對牲畜的包容力隨著氣候而增減。《史記》說天災使匈奴「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絕非誇大之詞。因而游牧民族可能在短期間喪失原有的生活資源，必須另闢蹊徑謀生。據中國部分史籍記載，匈奴人是夏朝的遺民。《山海經?大荒北經》稱犬戎與夏人同祖，皆出於黃帝。《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史記索隱》引張晏的解釋說夏的後裔淳維，在商朝時逃到北邊，子孫繁衍成了匈奴。另有一說認?，移居北地的夏之後裔，是夏桀的兒子。夏桀流放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帶著父親留下的妻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即是中國所稱的匈奴。部分學者根據《史記》記載的後半段文字，認?匈奴原是山戎、獫狁、葷粥。王國維在〈鬼方昆夷獫狁考〉中，把匈奴名稱的演變作了系統的概括，認?商朝時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時的獫狁，春秋時的戎、狄，戰國時的胡，都是後世所謂的匈奴。又有一說把鬼戎、義渠、燕京、餘無、樓煩、大荔等史籍中所見之異民族，統稱?匈奴。還有人認?匈奴與先秦時期的北方少數民族不可混?一談，匈奴應是西方草原的一個游牧民族，秦始皇之前還未游牧至中國北部。上述看法，在近現代學者中並未取得統一。由於匈奴的起源問題不能解決，匈奴的族屬和語系也都成?懸案。中國直至漢初冒頓單于以後，對於匈奴內部才有大致的瞭解。《史記˙匈奴列傳》便明確描寫匈奴的政治階級：在單于下面分別設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稱賢者為「屠耆」，因此稱太子為左屠耆王。這些大臣都是世襲制。

五胡於晉惠帝末期爆發大規模叛亂，十餘年後更據有整個北方。從西元304年匈奴劉淵稱王起，下至西元439年北魏統一北方止，在這一百三十六年間，他們陸續在北方建立了十幾個國家，與長江以南的漢族政權互相對峙。史家把這段時間在中原地區所建立的國家，統稱為「十六國」。這些國家大多為胡族所建，漢人建立者僅三國。十六國本身不但經常相互攻伐，其中若干國並與南方的晉發生過多次戰爭。北方氐族建立的國家前秦，其國主苻堅愛好儒學，繼位後興修學校，表彰節行，並委政於漢人王猛。王猛富於韜略，為政明肅，勸農講武，因此國勢大盛。其後苻堅統一北方，乃於西元383年大舉伐晉，爆發了「淝水之戰」。當時東晉舉國震恐，唯有宰相謝安力持鎮定。結果東晉大獲全勝，北方又再一次陷入分裂。東晉雖然偏處長江以南，但也有許多有志之士，立志光復故土，如祖逖、桓溫、劉裕等都曾數次北伐。他們雖多次攻滅北方國家，但卻因為東晉朝廷對將領的不信任和文臣武將之間的隔閡，功敗垂成。北魏自道武帝拓跋珪於淝水戰後崛起，國勢日強。西元439年，太武帝拓跋燾終於成功統一北方。北魏一面利用武力控制北方，一面大膽採用「以漢制漢」的策略，並勵行漢化政策。但因孝文帝激烈的漢化政策，導致族內的反彈，引發「六鎮之亂」，終於在534年分裂為東魏與西魏。東魏(534年-550年)一直由鮮卑化權臣高歡所控制，建都鄴城(今屬河北省)。東魏時期，國內土地兼併問題嚴重，民族矛盾尖銳，因此屢敗於西魏。550年，高歡之子高洋篡魏自立，國號齊。西魏(535年-557年)由鮮卑族權臣宇文泰所控制，建都長安，與高歡的東魏對峙。西魏在宇文泰的努力下，經濟逐漸恢復。557年，西魏被宇文泰子宇文覺所篡，國號周。577年，北周滅北齊，統一華北。581年，楊堅?北周，改國號隋。至此北方的爭亂告一段落，開啟隋唐的盛世。

北魏孝文帝元宏（467年—499年），本姓「拓跋」，即位時只有5歲，由祖母馮太后執政。馮太后是漢人，對鮮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曾立三長法，實行均田制。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年）親政後，深悉鮮卑族必須漢化才能鞏固政權，統一南北，乃秉承馮太后的政策，勵行漢化。太和十八年（494年），他以「南伐」為名遷都洛陽，全面改革鮮卑舊俗：改鮮卑姓為漢姓，自己也改姓「元」；禁鮮卑語和鮮卑服飾；遷洛鮮卑人以洛陽為籍貫；鼓勵鮮卑貴族與漢士族聯姻；參照南朝典章，修改北魏政治制度。孝文帝嚴厲鎮壓反對改革的守舊貴族，甚至處死太子恂。孝文帝的改革固然使鮮卑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長足發展，促進了民族融合，但激烈的政策也使部分胡族怨懟，終於在孝文帝二十多年後爆發「六鎮之亂」。這一個「六鎮之亂」看來只是對於漢化政策的不滿，但是這也漸漸影響到鮮卑族的政權變化。雖然北魏後期分裂成東、西魏，但是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卻是使得鮮卑族瞭解了漢族的文化，並漸成了中華民族的一部份。

古人常將中國、中州用作中原的同義語。一般認為，古代中原係指黃河中下游，華夏族集中分佈的區域，中心是古豫州。隨著華夏民族的大融合，以及華夏文化或周文化的擴展而擴大。居住在黃河中下游地區，文化較先進的華夏族自視文明，自稱中國，以別於四夷。一些夏、商時期尚屬夷蠻戎狄的周邊地區，隨著成康之世的分封，華夏文化的傳播，也納入中原文化區。實際上，兩周時期的中原地區除了今河南省外，主要還包括陝西、山西、河北、山東等省的部分地區。考古研究顯示，中國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種植水稻。信史時代的商、周，文獻中都有農耕方式的記載，而古籍中也經常提到周代有井田制度。夏商周王朝的稅收來源是廣大的農民，「士農工商，國之四民」一詞，顯現中國對於農民地位的重視。春秋戰國土地私有制度的形成以及鐵製農具的使用，使得中國的農業更上一層樓。中國農業的進步，促成了糧食與人口的增加。這些都是中國可以形成一個大帝國的條件。漢族始於黃帝時代，歷經夏、商、周三代，春秋戰國，秦漢時期逐漸形成，至今已有約5000年（一說4700年）的文明史。漢族的族源以華夏民族為主，而漢族之名則自漢朝開始。漢族為主體的中國長期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文化價值，另外兼受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響。佛教源起印度，漢代傳入中國，至魏晉南北朝興盛；道教則是本土形成的宗教。此外，也有少數漢族人口信仰伊斯蘭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等宗教。現在的中國民族是經過多次民族融合冶煉而成，大抵分為幾個時期：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宋元、明清。隨著戰亂及外患結束，所謂的外族也漸漸地成為中華民族的一部份。

明朝永曆十五年（西元1661年）三月二十三日，在金門島東面的料羅灣，鄭成功率領著二萬五千人的軍隊登上了近四百艘戰船，浩浩蕩蕩往澎湖前進，三月二十四日抵達澎湖，等到軍隊在澎湖整裝完畢，便迅速的在四月一日繼續東進台灣。鄭成功的軍隊在強風巨浪中向東南方的台灣航行，終於在四月二日的黎明，高掛著鄭字旗幟的數百艘軍艦，在濛濛的大霧中，悄悄來到鹿耳門外港，於北線尾島外的海邊下錨。中午過後不久，鹿耳門潮水開始大漲，原本淺水的水道慢慢變成寬闊的航道，又在順風的吹送下，船行如飛，戰船趁勢湧進鹿耳門水道，進入台江內海。此時船隊已分成三批，一批留在北線尾外海原處，另二批陸續魚貫進入鹿耳門海口，散布在台江南北兩面和熱蘭遮城、普羅民遮城之間。 傍晚，鄭成功的軍隊衝過荷軍防線，先在赤嵌樓以北的禾寮港(約在今台南市忠義路靠成功路附近)登陸，接著進占赤崁，直逼普羅文西城。四月六日，普羅文西城的荷蘭守將萬倫坦棄城投降，鄭荷雙方的戰鬥暫告一段落。短短五天，鄭軍便攻陷了戰力薄弱的普羅文西城，迫使荷蘭人全數退守在隔著台江水域、位在普羅文西城對岸的熱蘭遮城，雙方進入了長期的對峙交戰狀態。守在熱蘭遮城的荷蘭人，先派出使者與鄭成功談判，鄭成功\要求荷蘭人退出台灣，而荷蘭人並不願意，只願意增加每年給鄭成功的貢品，所以談判破裂，雙方繼續對峙。西元1662年一月，鄭成功下令發動總攻擊，攻擊結束後，荷蘭守軍僅剩六百人，荷軍作戰士氣低落，鄭成功又派人去勸服荷蘭人投降，台灣荷蘭長官揆一在衡量情況後，同意有條件投降。

西晉從元康元年（291）到光熙元年（306）爆發長達十六年的「八王之亂」，中國境內的若干胡族乘機脫離晉室的羈絆。永興元年（304），匈奴酋長劉淵首先自稱「漢王」，接著其他胡族首領也紛紛稱王。晉懷帝即位，宗室諸王的鬥爭雖然結束，但胡族的侵陵卻接踵而來。終於在十年之後，晉室的中央政府被趕到中國南方。晉惠帝末年以來的胡族動亂，史家稱為「五胡亂華」。所謂「五胡」，是指匈奴、鮮卑、羯、氐、羌，也就是當時胡族的主要族群，大多是從東漢至三國期間陸續遷入中國的。他們原都降順中國，中國政府為便於保護管理而將其安置在邊境，後因中國衰亂，他們逐漸向內地擴張。匈奴自呼韓邪單于在西漢宣帝降漢後開始與漢人雜居，東漢初又置南單于部於西河郡。獻帝時，曹操平定河北，分其眾為五部。晉武帝時，塞外匈奴陸續降附，遷居內地，於是整個?州（約今山西省）幾乎都是匈奴族寄居之所。羯隨同匈奴遷入中國，散居於上黨郡的羯室（山西遼縣），稱為「羯胡」，從事農業生活。鮮卑在五胡中勢力最大，這是因為匈奴南移後，他們據有匈奴故地的結果。東漢桓帝時，鮮卑酋長檀石槐曾為中國大患。三國時，鮮卑部落漸成分立，互不統屬，其重要的有慕容、拓跋、段、宇文、禿髮諸氏，其中以慕容、拓拔兩氏最強。這些鮮卑部落遍佈於北邊，從遼東到河西，到處都有他們蹤跡。當時鮮卑人中，已頗有務農的。氐族在漢時屬於西南夷（今四川、甘肅一帶）。東漢末，曹操遷徙氐人抵禦劉備，遂漸入內地。晉時，氐人的主要根據地便在武都（今甘肅），他們除了游牧生活之外，也有部分是務農的。羌為東漢的主要邊患，尤以中葉以後最烈。但在靈帝時被漢朝重創，以致勢力大衰，成為五胡中最弱的。氐和羌的人數遠遜於匈奴、鮮卑，但他們所沾染的漢化則較深。

明永曆15年12月22日（西元1662年2月10日），鄭成功與在台的荷蘭人簽訂和約，其內容大致有以下重點：雙方即時放棄前嫌，化除敵意；荷蘭國應將熱蘭遮城堡及一切物資和金錢等屬於東印度公司的財產，全部移交給國姓爺；荷人可將一切私人動產經檢查後帶走；荷蘭人自台灣至巴達維亞城途中所需的糧食、日用品、自衛用槍彈火藥等，經報備後可以裝船帶走；荷人因候船滯留陸地期間，所需的糧食和日常用品，鄭氏軍民以合理價格供應，並不得隨意闖入熱蘭遮城或荷蘭人居所。鄭荷雙方和約共有18條，詳細看其合約內容，讓人充分感受到鄭成功對荷蘭人的寬大胸懷，讓荷蘭人很有尊嚴的離開台灣。和約經鄭成功和荷蘭長官揆一核准後生效，鄭成功終於將荷蘭人驅逐出台灣，總計荷蘭人自明朝天啟4年（西元1624年）至永曆15年12月（西元1662年2月）為止，總共統治台灣38年。

雖然清政府在外交上吃了個大敗仗，但對台灣的治理上卻突破以往的消極觀念。沈葆楨來台首先提出了澄清吏治、加強海防、開山撫番等積極有效的治理政策，並加強各地的建設，增設郡縣以拓展行政區，在他所推行的政策中，最重要的就是招募中國人士到台灣開墾，促進了台灣社會的繁榮與發展。在短短一年任期內，沈葆楨所推展的各項建設包括有：首先廢除中國人民渡台的各種禁令，並鼓勵大家前往台灣的後山(東部地區)開發。對於「生番」居住的地區也進行全面性的開發及進行文教發展的工作。在經濟政策上則請求清政府准許台灣煤礦減輕出口稅收，對地方經濟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此外，在地方行政與建設上，他主張福建巡撫移駐台灣解決開山通道、建設聯絡東部重要道路，並於台灣南端設置恆春縣城，重新調整台灣各地的行政轄區，改淡水廳為新竹縣，噶瑪蘭廳為宜蘭縣，在艋舺增設淡水縣，都歸新設立的台北府管轄，從此台灣的發展重心開始逐漸北移。沈葆楨所推行的政策為台灣發展奠下了重要的基礎，光緒十一年台灣建省，首任巡撫劉銘傳循著沈葆楨的基礎繼續建設台灣，從此台灣的發展又邁入了另一個里程碑。

琉球原為清國的藩屬國，也是日本一直所覬覦的目標，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對於搶奪清國藩屬國的行動一直沒有停息過，藉由牡丹社事件的發生，再加上清政府忙於平內亂以及應付西方列強的進逼，沒有能力再與日本周旋，所以在北京專約中承認日本「保民義舉」的行為，成為日後日本併吞琉球的藉口。 這種條約的簽訂，除了金錢上的損失外，更重要的是喪失了國家的尊嚴與地位，也越發的讓日本看穿中國只是一隻紙老虎。而清政府既然承認日本出兵為「保民義舉」，日本乃於清光緒元年（西元1875年，日本明治8年），公然的阻止琉球向清國朝貢，並命其改用明治年號，繼而命琉球國王尚泰上京（東京），向日本天皇表示感謝日本「保護」琉球民的「恩德」。1879年，更乘「廢藩置縣」政策的進行，正式改琉球為「沖繩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