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際網路，是由一群符合TCP/IP為通訊協定的網路所組成，透過彼此的連結來達到服務與資源的共享。電腦網路起源於美國國防部所成立的先進研究計畫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ARPA），為了將先進的科技運用在戰略上，時值蘇聯發射第一枚人造衛星之際。之後當 ARPA 發展出一套通訊網路理論，1969 年九月美國國防部開始佈署 ARPANET。ARPANET主要的構想出於美國國防部為了確保網路資訊傳輸的完整性、相容性及安全性，讓分布在全美各地接受國防研究計畫的各大學電腦彼此連接在一起，其所研發的網路連結技術，是為了避免通訊的中斷，因為部分網路若因戰爭而損壞時，傳送的資訊會繞過損壞的電腦找到新傳輸路徑。就是設計一個沒有控制中心的網路系統，讓每台電腦的功能都一樣重要，可以經由任何一台電腦、任何一條可用路線來傳送資料，如此國家防衛系統就可永不斷線。1990 年代 ARPANET 逐漸萎縮消失，而 Internet 的應用則越來越廣，Wide Area Information Servers (WAIS) 、Gopher、全球資訊網 (World Wide Web) 紛紛出爐。當 Internet 上開始從事商業活動後，商業性的網際網路服務業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逐漸成長，開始提供各類型的加值服務。 由於網路的便利性、超連結（hyperlink）與超文本（hypertext）等特性，讓全球上網人數不斷激增。到2004年底，全球上網人口已達8.7億人，而當年台灣整體上網人口也已經突破1000萬人，平均每兩人就有一人上網。「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網路雖然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性，世界各地的資訊，只要輕輕擺動滑鼠，就能呈現在眼前。然而網路的開放性以及隱匿性，也帶來了一些隱憂，例如，網路安全與網路犯罪等問題。

台灣向以產米著稱於世，日本殖民時期，台米除了供應本島消費外，每年對日輸出達500萬石，但戰爭時期，外來肥料因戰爭中斷，戰爭末期的轟炸又使不少農田受損，加以青年被征召入伍，台灣糧食已漸感缺乏。戰後，台灣物資缺乏，但政府仍繼續採取統制政策，反而將台灣重要物資管制，運往中國大陸接濟即將崩潰的中國經濟，以致台灣本土供需失調，導致物價暴漲、失業嚴重，甚至發生前所未有的米荒問題，終於釀成二二八事件。

近代社會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過程：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資訊社會。農業社會的生產形式是自然資源的攫取，工業社會的生產形式是製造與裝配，資訊社會的生產形式則是資訊的製造與處理。資訊如何傳播、分享、溝通以達到社會共同的目標，這是資訊社會重要的使命與課題。網際網路所形成的「資訊社會」，利用網路觸角深入我們的生活，穿越時空的藩籬，滿足了人類的多樣需求，也擴大了人際交往。網路無邊無際的虛擬空間（Cyberspace），不免因有心人的誤用，成為犯罪的新溫床，然而因為網路快速的發展以及廣大的穿透性，使得網路的相關法規與倫理規範尚未能完整配合，以致於網路犯罪的事件層出不窮。因此身為資訊社會的一份子，應該深思如何在資訊社會中善用科技的優點，並妥善解決和積極預防資訊科技可能帶來的危害。

從行動電話到個人電腦，從電視機到冰箱，半導體的使用越來越廣泛。一輛賓士320轎車，就內含有5000美元（超過新台幣15萬元）的半導體。如果將電話、電腦及一切電子產品看做是人體，那麼只有指甲大小的半導體（也就是晶片），就相當於心臟，少了它，任何電子產品都將無法運作。臺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又稱TSMC，簡稱台積電），是國內最大的半導體生產廠商，於民國七十六年在新竹科學園區成立。設立之初，有鑑於民間產業資金不足，遂由政府出資，並邀集民間業者與荷蘭飛利浦公司共同投資成立。創辦迄今，不僅達到支援本土半導體設計工業的政策，也成為獲利極高的半導體公司；民國九十一年，由於全球的業務量，台積電公司是第一家進入半導體產業前十名的晶圓代工公司，其排名為第九名。而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也因其貢獻，而被稱為「推動台灣半導體成長」的教父。台積電定位在「製造服務」業，只接受客戶委託「加工」，不具有自己的品牌、產品，也不作產品設計和銷售。目前擁有兩座最先進的十二吋晶圓廠、五座八吋晶圓廠以及一座六吋晶圓廠。廠房遍佈新竹科學園區、台南科學園區、美國華盛頓州、新加坡等地。另外，在半導體產業當中，聯華電子(簡稱聯電)也佔有一席之地。1980年，由經濟部出面找了交通銀行、中央投資、聲寶、東元電機等股東，共同出資成立聯電，並由工研院電子所移轉相關的半導體製造技術。聯電雖是我國第一家民營積體電路公司，但是初期官方的色彩相當濃厚，這種政府間接介入公司經營，是台灣在發展策略性工業時的一個特色。旗下現有兩座12吋晶圓廠，一座為位於台南科學園區，另一座則是位於新加坡。聯電和台積電並稱為晶圓雙雄。

日治後期台灣的稻作面積急速擴張，不僅在島內與蔗作爭地更加尖銳化，而且蓬萊米的對日輸出日增，壓迫了日本本土的稻作，至1934年蓬萊米輸出日本曾達721000公噸的最高紀錄，占同年台灣稻米總生產量的55.8％，於是日本政府?保護日本稻作農民，乃開始採取稻米生產抑制政策，並限制水利灌溉設施的新築，而積極獎勵轉作，因而改變過去以糖米為重心的單一作物生產體制，使得台灣的農業經營日趨多角化。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台灣的經濟發展進入戰時經濟統制時期，?因應戰時軍事需要，致使台灣農業結構發生重大的改變，各種特用作物迅速以供應軍需，更促進台灣農業的多角化、高度化、計畫化。首先訂定「台灣重要農作物增產十年計畫」，繼之頒行「台灣米穀移出管理令」，並設立米穀局將台米的對日輸出改由政府統制經營。?因應戰時經濟動員的需要，乃以工業品「島內自產自給」為目標的工業化，至1939年台灣的工業產值始凌駕農業產值，這是台灣工業發展的里程碑

1968年至1980年稱之為台灣農業的衰退時期，也就是農工發展不平衡的時期。這一時期是台灣從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時期，由於非農業部門快速發展，農業嚴重衰退，農業經營從專業轉變為兼業生產，甚至成為副業生產，這種現象有人稱之為「週末農業」。政府為了解決當時困難，提出很多對策，像是1972年宣布「加速農村建設九大重要措施」，1973年設置「糧食平準基金實施保證價格計畫收購稻穀」，1975年頒行「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1978年推行「提高農民所得加強農村建設方案」、設置「農業機械化基金促進農業全面機械化計畫」等重要計畫，可惜都未能徹底執行，以致農業發展的困境無法紓解。

西班牙的佔領北臺灣，荷蘭人一直頗為在意，1626年西班牙人佔領雞籠時，荷蘭人即認為應將其驅逐出臺灣島，但當時並無足夠的武力發動戰爭，只是持續注意雞籠、淡水的局勢。1628年6月，巴達維亞的總督科恩派出6艘船艦前來大員支援，主要任務除應付中國沿海的混亂局面，還包括對付臺灣北部的西班牙人。1629年，荷蘭第三任的臺灣長官納次得知西班牙人的勢力已經伸入台北平原，乃建議公司以武力驅除。同年7月下旬，納次派遣軍隊進攻淡水，但遭到激烈抵抗，這是荷、西兩國在台灣第一次的武裝衝突。1640年9月中起，荷蘭人兩度派員偵察淡水、雞籠，獲悉只有400個人駐守雞籠和淡水，沒有貿易活動也極度缺乏糧食。1641年8月24日，荷蘭人派Joan van Linga隊長率領船隊前往雞籠、淡水，他們在雞籠港登陸，住進社寮島對面的金包里村落，發現雞籠港內沒有西班牙船隻，只有6、7艘中國船。荷蘭遠征隊進入雞籠港灣，也成功地與淡水人建立友好關係，同年10月，淡水住民還到大員，向荷蘭人表達歸順之意。

西班牙人也參與海域間的轉口貿易，例如向雞籠或馬尼拉的商人訂貨，然後轉賣到日本，荷蘭文獻上便曾經記載：1634年11月，有五艘馬尼拉來的中國帆船抵達日本平戶港，也有兩艘船從雞籠來，這些船載運木材、少量的絲、白糖及其他貨物，這些貨物是一位住在長崎的西班牙人訂購的。日本人也經營日本與雞籠之間的貿易，如1631年4月，日本平戶港的荷蘭商船報告說，一位日本人武左衛門派遣一艘船到臺灣的大員港，但據長崎當地人的說法，該船與自長崎出航的另一艘船其實是派往臺灣島西班牙人的要塞，文中也說到日本人到雞籠、淡水收購鹿皮，另有日本人來淡水開墾農地等，可見日本人在雞籠的貿易活動亦頗為常見。

16、17世紀西班牙在世界各地的擴張，主要是為了傳教及貿易，佔領北臺灣的目的在於發展與中國的貿易。1628年之後，西班牙透過雞籠駐軍與福州官方聯繫，希望開啟雙方之貿易，但是聯繫了三、四年之久，福州官方卻未同意西班牙人前來貿易，雖然西班牙希望能以葡萄牙在澳門經營貿易之模式，取得福州官方的同意，但是福州官方始終拒絕。福州官方以福州為省會所在，係根本之地，不准外人前來為由，加以拒絕。雖然西班牙人無法透過雞籠與中國展開官方貿易關係，但是民間貿易卻持續進行中。中國人在雞籠的貿易相當久遠，1626年西班牙人剛到雞籠的時候，中國商人即載著米糧和建材給西班牙人，中國商人向來消息靈通，不受任何信仰、政權的拘束，只要有商機就會載運各種商品前來交易。1628年，西班牙船從雞籠回到馬尼拉時，即載運很多中國的商品，當時福州與雞籠、淡水之間的貿易已經頗為熱絡。西班牙人佔領雞籠第三年，中國商品已經透過雞籠轉運至馬尼拉，而馬尼拉的白銀也流向雞籠，再轉入中國商人之手。 中國商人經營福州與雞籠之間的貿易，同時也有人經營雞籠到日本、雞籠到馬尼拉的貿易，甚至有中國商人的船從雞籠開往荷蘭人的大員，因此雞籠、淡水只是中國商人在東亞海域貿易據點之一，他們除了從事跨海的貿易，供應雞籠、淡水的西班牙駐軍各項物資之外，也與當地的住民貿易。中國商人除了自南島民族住民取得金與銀之外，重要的產品還有硫磺、藤與鹿皮。硫磺盛產於淡水的北投，在西班牙人佔領雞籠、淡水之前，原住民會大量的賣給中國商人，中國商人通常是用花布或其他東西交換，兩塊價值三里爾(Real)的布可以換取五擔硫磺。

1634-1635年間，馬尼拉的商業貿易並不順暢，中國商人供應的貨物過多，但馬尼拉的西班牙人缺乏資金購買，迫得中國商人必須削價求售，因此虧損不少。1636-1637年間，美洲至馬尼拉的大帆船停止行駛，銀元無法運至馬尼拉，馬尼拉的西班牙人苦於現金給中國商人，馬尼拉市民原本訂購的商品，有四分之三被中國商人扣押，中國商人因此離開馬尼拉，表明他們不願意再承擔損失。對馬尼拉而言，1630年代的下半期，因美洲白銀輸入減少，使得中國人帶來的貨物滯銷，價格下跌，雞籠、淡水的西班牙人亦面臨同樣的窘境。西班牙人佔領北臺灣之後，原先寄望以此重開1624年以來中斷的對日貿易，以及打開對華貿易，剛開始的時候成效還不錯，1634、1635年間，雞籠一度成為福建與馬尼拉之間的通商中心，全盛時期有多達22艘滿載貨物的船隻同時開進港內。但是西班牙人與日本人的關係一直無法改善，1638年以後日本又厲行鎖國政策，西班牙對日貿易因而中止，且鄭芝龍完全控制台海之後，禁止福建商船來雞籠，西班牙人佔領臺灣北部與荷蘭人抗衡的作用已失去其半。西班牙以雞籠為據點，與中國商人建立貿易關係，中國商人亦極願意載運商品來賣，但是西班牙人卻沒有充足的現金購買。1635年，呂宋南部不斷發生叛亂事件，西班牙人無暇顧及臺灣，新任菲律賓總督克奎拉(Sabastian Hureado de Corcurea)，認為佔領臺灣的必要性減低，決定轉移經營重心。西班牙人在雞籠、淡水派駐軍隊、設立堡壘，駐軍的薪水、後勤補給、堡壘的整修等，費用相當龐大，每年的開銷成為菲律賓總督的財政負擔，1637年，馬尼拉的菲律賓總督重新檢討對台政策。但是西班牙人無法斷然結束在台灣的經營，菲律賓總督擔心會影響西班牙在東亞海域的聲譽，亦需安撫反對者，於是只決定縮減駐軍規模，並毀棄不必要的堡壘，不僅放棄了淡水堡壘，在雞籠港，亦只保留聖薩爾瓦多（或聖救主城），只是在實際執行的時候，受到雞籠當地道明會的反對，另外保留另一個靠近八尺門的堡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