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春夏季節，正是蘭嶼達悟族原住民捕捉「阿里捧捧」的季節，也是達悟族人最忙碌的時候。所謂「阿里捧捧」，是原住民達悟族語「飛魚」的意思。飛魚，是一種體型呈流線狀的魚，在每年的春夏季節間，隨著潮流，大量湧向蘭嶼近海。入夜後，「阿里捧捧」的呼叫聲，隨著海風，此起彼落。達悟族原住民划舟操槳出海捕捉，樂不可支！在達悟族人的神話中，曾經提到這麼一個關於飛魚種類以及食用方式的故事。話說很久很久以前，在達悟族人開始與海洋親近之初時，在某一次的偶然機緣下，一群沿著海邊尋找食物的族人，在無意間發現了長了翅膀的飛魚，於是，大夥兒便共同圍捕這些飛魚。從未見過飛魚的達悟族人，便將這些飛魚與其他的魚、蝦、貝類等食材共同煮食，結果，卻有部分族人在食用過飛魚後，開始染上怪病。更奇怪的是，連飛魚群也開始有魚群染上怪病。於是，飛魚群中的頭目－黑翅飛魚，便透過托夢的方式要達悟族長老前往海邊，並告訴他怪病是如何發生、以及要如何預防怪病的發生。同時，還透過不同種類飛魚的現身，來讓他知道飛魚的種類、捕撈季節、禁忌、捕捉儀式以及不同的捕捉及食用方法。自古以來，達悟族原住民即將飛魚視為是上天所賜予的美食，因此，在捕捉時，充滿了神秘的禁忌，在達悟族人傳統的習俗中，每年在捕捉飛魚之前，必須要舉行「飛魚祈禱祭」：(一)飛魚招魚祭： 在每年二?三月舉行，意在召請飛魚，祈求漁獲豐碩。依照以前的慣例，大都在舊曆年前後，由紅頭村首先舉行招魚儀式。當天清晨，族裡的男子由長老帶領至海邊，以手指沾雞血塗在海邊的卵石，向海面呼喊「飛魚回來哦!」各船的船主則戴上銀盔、金片;面向海面祈求今年的飛魚飛回到船上來。之後，船主拾了五個卵石回到船主屋前的曬魚架，放在曬魚桿及四個支架下面，並搖晃著，象徵魚架上因掛滿了飛魚而搖晃，有祈求豐收的意義。(二)飛魚收藏祭：在六?七月舉行，表示飛魚汛期已結束，曬乾儲存以備冬季時食用。 結束捕飛魚的當天，村民將今年捕獲的大魚尾巴(通常是鮪魚)穿串吊掛在海邊，表示飛魚季節已經結束，從那天起，不再捕抓飛魚，改抓其他的食用魚。(三)飛魚終食祭：在每年的中秋節以後，停止食用飛魚。並將未食的飛魚丟棄。

魯凱族的傳統住屋是相當具有山地文化特色的「石板屋」，所用的石材以當地出產之黑灰板岩和頁岩，經簡易加工後成為規則片狀之石板，堆砌而成具有民族特色之住屋。建築時不用一根鋼鐵，不用任何石灰泥，即可建造出魯凱族人獨特又堅固的房子。一般人居住的石板屋，三星期可以完工，貴族居住的石板屋，比較講究，除了住屋以外，平時聚會的廣場，家中屋頂上的木雕，都是不可缺少的 。每年國曆八月十五日所舉行的豐年祭是魯凱族最重要的農耕禮儀祭典 ，每年農作物收成後，山中各部落的居民會舉行一連串的祭祀活動，來祈求感謝上天帶來農作物的豐收，並順道祈求上天賜與平安，是屬於一種綜合性的祭典。關於豐年祭的內容，其實並不單是只為小米而舉行，除了祈求小米豐收外，也祈求其他的農作物如芋頭、甘薯等豐收；另外的戰爭、打獵、財富、農耕用具等也都是祭祀內容之一，項目頗為豐富。豐年祭通常於早上八、九點開始，穿著傳統服裝的族人聚集在祭場上，場內搭有數間茅草棚，掛著象徵吉祥的百步蛇和太陽神畫像。祭典開始，主祭者吟誦禱文，謝天並祈求來年豐收與平安後，祭場中央燃起火堆，族中勇士紛紛跳過，象徵驅除邪魔妖靈。開幕式後，接著上場的是山地歌舞表演、鞦韆大賽、拋物比賽、百米賽跑，競爭與聯歡晚會等節目，一直到入夜後才慢慢結束，其中，最受人矚目的便是傳達男女情意的盪鞦韆大賽。『盪鞦韆』是魯凱族人的傳統民俗遊戲，比賽當中，男士一牽一盪將少女盪高，當少女盪到最高點時，狀如空中飛人，看來驚心動魄。當選手在場上競技的時候，其餘的人就在四周圍成一個圓圈，以傳統歌舞替場中人加油 ，當少女盪到愈高處，歌舞便愈高亢，由於此項遊戲須一男一女合作無間 ，所以現已演變為男女互相認識，傳達情意的活動。

英國於道光十四年（1834）取消東印度公司獨佔中國商務的專利特權後，准可商人自由前往中國貿易，並在廣州設立「商務監督」。過去的中英關係大體是由東印度公司主持，純粹以商業利益為前提。此後則由代表英國政府的商務監督來負責，除了商業利益之外，還必須兼顧國家的立場。因此中英雙方的關係從透過商人的間接接觸，轉變為官方的直接接觸。然而清朝官員卻並未察覺這種微妙的變化，仍然以天朝世界觀下的「行商體制」來處理所有涉外問題，造成具有英國官方身份的商務監督對於清廷的不滿，埋下雙方衝突的因子。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沿岸、沿河港口逐漸對外開放通商，這些通商口岸，雖然都侷限在於沿海與沿河的城市範圍，但卻是西方文明進入傳統中國的先鋒，也是中國近代化的媒介。西方人藉著這些通商口岸打開中國閉關自守的門戶，讓西方文明得以源源不斷輸入中國。通商口岸的進步與變化，對於中國底層社會的百姓而言，則是一項最強而有力的直接刺激，可以親身體驗感受西方文明的優越與進步，並孕育了一批新思想價值觀念的知識份子，加速中國傳統天朝秩序的崩潰。

康熙以後，中外之間的貿易逐漸形成一定的進行方式，其中中國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是「行商」，他們是一批取得官方批准經營權的商人，就意義上可以說是一批由官方所指定的「官商」，各個行商又以所組織的「洋行」來經營對外的貿易活動。然而清廷又規定「洋行」不可各自與外商進行交易，而必須由「洋行」所聯合組成的「公行」來進行實際的對外貿易。因此，「公行」就有了二種角色地位。一方面是一個有獨佔性的商業工會組織，外國進口與中國出口的一切貨物，都由其負責收購承銷，也就是壟斷了一切對外貿易活動。二方面是一個替清廷執行職權的組織，外商在中國的貿易活動、外交活動都必須透過此組織辦理，無法與清廷進行直接的交涉。所以這一套具有壟斷獨佔性質的「行商體制」造成了「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現象，埋下了中外雙方關係逐漸惡化的種子。

歐洲人對於中國最早的一個印象是將中國視為一個物質條件非常富裕的地方，這種印象的形成主要是十三世紀馬可波羅等旅行家所創造出來的，這個印象長期都是歐洲人對於中國的刻板印象。到了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界，掀起了一波尊重理性的風潮。由於強調理性的價值，連帶的也對富有人本精神的中國儒家文化，熱烈的加以歌詠盛讚，例如哲學家伏爾泰、大文豪歌德都對中國文化有很正面的評價。當時的歐洲對於中國的瓷器、刺繡、絲綢、建築等都非常著迷。這種對於中華文化的熱情到了十八世紀末逐漸消退，主要原因有二。第一，雍正禁教使傳教士遭到驅逐，失去最重要的文化宣傳者。第二，工業革命以後，西方人對於中國所重視的，不再是迷人的文化，而是龐大的資源與市場。雍正禁教使文化交流中斷後，雙方隔閡日深，到了大英帝國派遣特使馬加爾尼前往中國時，他對於中國的印象已經是「中國人對一切中國以外的事情無知到令人難以相信，其他國家都被雜亂無章的放在四周，只有向中國進貢或乾脆不被人知道的份兒。有一天利瑪竇神父給中國人看一個地球儀，他們不是感到無知的窘迫，而是根本不信。」

在清廷朝野眾多的議論中，大致可以分為兩派，一派主張弛禁，一派主張嚴禁。弛禁論以太常寺少卿言午乃濟為代表，他曾在廣東為官，對當地鴉片貿易情形相當熟悉，他的弛禁論觀點為嚴刑峻法並不足以遏止走私與吸食，要防範銀漏的方法為：第一，將鴉片徵收重稅進口。第二，販賣鴉片所得之銀不准帶回，只允以貨易貨。第三，允同民間販賣吸食鴉片，但官吏、士人及兵丁不得吸食。第四，准可中國內地種植鴉片。然而弛禁的方法並沒有達到防止銀漏的目的，鴉片進口沒有絲毫減少的現象，於是痛下猛藥的嚴禁論繼之而起。首先主張嚴禁論的代表人物為鴻臚寺卿黃爵滋，他斷然提出以重刑懲治吸煙者，才是正本清源的辦法，主張以一年為期，限令吸食者戒除，如不戒除，處以死刑，並以五家為單位，知情不報者治罪。如有官吏吸食，除本人處死刑外，子孫不得應考。各地督撫紛紛呼應嚴禁的措施，其中以湖廣總督林則徐態度最為堅定，他認為「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此番說詞使道光皇帝痛下決心禁煙，道光十八年（1839），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往廣州執行禁煙工作。

根據口語傳說，賽夏族的主要發祥地原本是在大霸尖山附近：「由於洪水氾濫變為汪洋一片，僅存的一個人躲進織布機的木筒裡，漂到大霸尖山。當時大霸尖山住著一位造物者，他撿起這個人，把人切成小塊丟進水裡。這時，肉變成賽夏族，骨變成泰雅族，內臟變成漢人」。後來祖先自大霸山山麓移至大湖及苗栗一帶，其後又繼續南移，經過族群的擴散和遷移，如今賽夏族的分佈地區約在新竹苗栗兩縣交界的山區，和泰雅族毗鄰而居，並以鵝公髻山和橫平背山的脊線，分為南賽夏與北賽夏兩群。族人分佈以苗栗縣南庄鄉最多，主要在東河、蓬萊、南江三村。其次為新竹縣五峰鄉，新竹縣竹東鎮亦有賽夏族人。賽夏深受泰雅族影響，也有紋面習俗，是父系社會，以矮靈祭聞名。賽夏族的社會運作，除了有地域性的部落組織之外，更重要的是父系氏族組織。由於賽夏族的社會是典型的父系社會，因此以共同父系祖先為主軸，所形成的血緣團體，是最基本的社會單位。通常，聚居在鄰近地區有直接父系血緣關係的家戶，形成部落內一起舉行「祖靈祭」的祭團，這也是共同開墾、築屋、共組獵隊等最基本的實際行動單位。這些直接血緣團體，透過「姓氏」概念的分類整合，又組成具有傳說血緣關係的父系氏族，成為跨部落的社群單位。賽夏族人的姓氏很特殊，以動物、植物、自然現象作為氏族的圖騰，並加以應用在漢姓上面。如「風」姓的族人相傳他們的祖先是風的後代。「日」姓的族人是神話傳說中射日英雄的後代。「芎」姓則為住在長滿九芎樹林的人。同「姓氏」的氏族群，具有外婚限制、司祭權承襲、和身份認同等重要意義。賽夏社會，就是經過這種嚴密的父系氏族組織，與零星鬆散的地域聚落組織的共同運作，交織形成部落內與跨部落間的結合基礎。

雖然就同時代的其他中國人物來看，自強運動倡導者已是觀念最為前進的一群，但實際上他們對於西方的認識極為淺薄有限，甚至誤解。由於當時中國只有少數沿海口岸與西方有所接觸，廣大的內陸地區仍然侷限於傳統的思想觀念，再加上朝廷守舊派官員居多數，自強運動不論在官方或民間所遭受到的阻力都甚為強大。以修築鐵路為例，守舊派反對的理由無奇不有，包括鐵路吵鬧之聲打擾墳墓中祖先的安寧、鐵路破壞風水、鐵路將使販夫走卒失業造成社會不安、鐵路使敵人容易運兵影響國防。由於守舊派的層層阻力，以及中央領導者共識有限，因此所有的新政措施都不是在中央做好決策通令全國一致實施。只能由少數地方大吏在部分地區各就其力量所及，擇要舉辦，缺乏全盤性的規劃。而各主辦者之間，又往往無法顧全大局、齊心合作，例如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都各有其自己的轄地，上海、福州與武漢的自強新式事業，成效分散而有限，甚至造成各行其是、抵觸衝突的狀況，增添新政實施的困難。各項新政的推行，實際上仍須依靠下層官員與技術人才的運作，然而陳腐的官場陋習、不健全的人事制度，再加上欠缺經費和人才，導致新政的運作效率低落。由於自強運動多項新政均需仰賴外人的技術指導，但是所聘外人多非優秀人才，甚至僅為優厚報酬而來，且多專橫把持權位，新政事業更無法有效推展。

卑南族的社會裡有二個領導人物： 一個是男祭師，負責主持部落性的重要祭儀。一位是政治領袖，由村子裡領導能力強的人來擔任，負責部落裡重大事情的協調者，一是人獵祭、爭戰的領導人物。目前男祭師依然沿續傳統的職責，在部落裡受人敬重。政治領袖則因現代行政體系的介入在各村的職權消長也有所不同。以南王為例，里長的職權有凌駕傳統領導人之趨勢，但長老群依然受敬重。建和則恰好相反，頭目的領導地位居高不下。有些村落的年輕人有感於傳統文化的式微，近年來極力鼓吹延續傳統命脈的活動，呈現了年輕人拉著老人往前跑的現象。不管任何形式的演變，族中長老的生活體驗與傳統智慧依然是族人諮詢的對象與精神支柱。卑南族早期是母系社會，母系社會的特色，婦女在親族社會中居有重要的地位，卑南族家系承傳是以女嗣承家為主。母系社會在知本及卑南這二個社群中，以知本社群因深受排灣族和漢人的影響，且份子複雜，所以傳統文化的保存較不完整，而卑南社群的卑南社，即今日的南王村，則是今天卑南傳統文化保存最多的一部落。卑南族的社會組織是建立在母系世群二個團體形式上，所謂母系社會有下列幾點特質：(一)婚姻上，男子以入贅女方家為原則。(二)氏族姓氏的繼承以女子為主。(三)財產的繼承是母傳女。(四)祭祀權的管理與責任也是由母親方面的女子來承續。卑南族親屬組織是以血族型認親法則為基礎，而受長女繼承的影響。血族型認親法則的特性是：父母雙方的親屬完全相等，子的後裔與女的所出也是完全相等親疏地位，但受長女繼承的影響，長女繼家招夫，實行從母從妻居，次女以下的女性雖然婚後 另行建家，過核心家庭生活，但次女以下的女性初婚時，必需先與長姊居住一段時間，直到生下第一胎後，始另行建屋。雖然卑南族是以母系社會的招贅婚為常則，但求婚者以男性為主動，通常男子以自己的頭巾和檳榔袋送與女子作為定情飾物，女子接受後，男子常採薪柴送女家，女子亦到男家幫男子母親工作，後由男方家長向女方求婚，與阿美族的男方被動稍有不同。然而這樣的習俗也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有所調適。以結婚為例，目前大都是從夫居住的父系社會的婚姻法則。孩子們的姓氏也以父親的姓氏為主，有些家庭則一半從父姓、一半從母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