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當時是全國最大的香料（包括香木和藥物）進口港，也是全國最大的絲織品與瓷器的輸出港。輸出品的大宗─瓷器，因其容易破碎，較適合海運。唐代海運發達，再加上唐代製瓷的技術與品質提升，瓷器遂成為唐代中國的外銷商品。阿拉伯商人蘇萊曼極度讚揚中國瓷器，在《中國印度見聞錄》中他說：「他們（中國人）有精美的陶器，其中陶碗晶瑩得如同玻璃一樣，儘管是陶碗，但隔著碗可以看到碗裡的水」。這是阿拉伯文獻中關於瓷器的第一次描繪。近年的考古挖掘如東非海岸、埃及開羅附近，西亞地區，以及印尼、泰國等，都有唐代的瓷器遺物，可追尋其貿易蹤跡。

唐中宗神龍元年（西元七Ｏ五年），吐蕃贊普棄隸縮贊（藏名赤德祖贊）為子向唐請婚，景龍元年（西元七Ｏ七年）中宗以雍王守禮女為金城公主許嫁之。三年吐蕃派大臣來迎，中宗還派駙馬都尉與吐蕃使者打馬毬。後中宗因念公主年幼，賜錦?數萬，雜技諸工隨行，親送公主到始平縣，大宴群臣，中宗還唏噓不已，將始平縣改名金城縣，公主乃入嫁吐蕃。睿宗時，以河源九曲地予吐蕃，劃為金城公主湯沐之所，卻使吐蕃更容易入侵唐境，雙方又互攻不已。玄宗時，金城公主曾請唐贈送吐蕃毛詩、禮記、左傳、文選使雙方言和。開元二十九年（西元七四一年）金城公主在吐蕃三十二年去世，葬瓊結縣王陵山崗上，藏名「邦蘇瑪波」，意思是「紅陵」。有一說法言其子即位為第五代贊普赤松德贊，是吐蕃歷史上一代英主。

懷聖寺于六二七年建造，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歷史。寺內有一座始建于唐代的阿拉伯式呼禮塔，即光塔，是當時禮拜用的。唐代光塔面臨珠江，光塔可以為船舶指示照明，還可以指示風向。懷聖寺歷史上曾遭火焚而後重建。它是於清康熙三十四年（西元1695年）再次修建的。全寺占地2966平方米。寺門西南隅為著名的光塔；正面為看月樓；樓後為月台、水房、東西迴廊等；再後為禮拜殿。當年建造懷聖寺的艾比苑葛素歸真後，葬于桂花崗的先賢古墓地。現在每年廣州春秋交易會期間，都會有很多阿拉伯商人此處朝拜，誦讀《古蘭經》。

唐初往來於南海的商船，幾乎為外人所有，且其船大於中國。至唐末，中國的海船則凌駕於外人之上。據《一切經音義》僧人玄應說，唐代有種「蒼舶」海船，長達二十丈，可載六、七百人。另如《中國印度見聞錄》記載，中國船大且堅固，能渡過波斯灣的凶險風浪，而且中國船體龐大，在港口納的稅也比其他國家船舶為多。唐代的造船技術可從考古文物中看出。出土文物證明：唐代造船已採用水密艙的船體結構。這種結構有兩個顯著優點：１˙如果一艙受到損壞，其他艙不致受累被毀，既保證了船隻和貨物的安全，又便於修復壞艙２˙隔艙板橫向支撐船舷板，增強了船體抗禦側向水壓的能力。這個技術比歐洲早九百年，可見唐朝的造船技術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西元一九六Ｏ年年在江蘇揚州施橋鎮出土一大一小的木船，皆屬唐代晚期，使用於江面的船隻。小船是用獨根楠木挖成的獨木舟，兩頭上翹，船頭有釘補的木板，是大船的隨行船。大船殘長18.4公尺，最大寬4.3公尺，深1.3公尺。全船分為五個大艙和一些小艙，整個船身是以木榫和鐵釘聯結的，隔艙板及艙板枕木皆與左右船舷銜接。船的結構堅實，製作精細，木板夾縫、空隙都用油灰填塞；木料上的結疤和裂縫處則用小木片修補。

廣州古稱番禺，自秦漢時奠基，當時以貢使貿易為主。漢朝從廣東南方，沿越南沿岸，穿越麻六甲海峽到緬甸陸地，再從緬甸渡過孟加拉灣到印度、斯里蘭卡。中國帶去的貿易品是黃金與絲織品，與印度等國換取珍珠、香藥等物品。當時的廣州因在此航線上，許多南洋、印度洋的珍寶聚集，已是一個都會。六朝時期，海外貿易的經營並未停止，印度洋諸國的商船紛紛來到中國南方。廣州因與內地的聯繫較為方便，成為南海對外貿易的樞紐。

有「台灣茶業之父」稱呼的李春生，一八三八年出生在福建省廈門。一八五七年，李春生二十歲時，進入了廈門英商怡記洋行當掌櫃，由於負責認真，勤快工作，身受老闆愛利士的賞識一八六六年，他隨英國商人約翰?陶德到臺灣，以十年的時間，致力於引進大陸茶工、茶師等，在大稻埕設立工廠，焙製茶葉，全心全力協助陶德經營茶業。「北臺茶葉」的名氣因而崛起，成為台灣最重要的產業之一。一八六九年，李春生用兩艘的帆船，裝載了二十一萬多斤的茶葉，打著「臺灣茶」的名號，運送到美國東岸的紐約販賣，受到廣大的歡迎。這是台灣茶葉進軍國際市場的開始，也因此打擊了福建、廈門的茶葉生意，使福建一帶茶業衰落，臺灣茶取代大陸茶葉在國際間的地位。

唐宋元時期，中國的對外貿易（以海上貿易為主）在世界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與唐朝對外的開放政策有關。秦漢以來，歷代統治者對商業處處限制，但唐朝則與鼓勵。中唐以前，中國的對外貿易是以陸上絲路為主。但唐玄宗天寶十年（西元751年），阿拉伯人打敗唐朝在中亞地區的駐軍，中亞與西亞為阿拉伯人所有。唐代宗時，吐蕃控有河西，使陸上絲路遭到阻礙。唐朝為了安全，對西北貿易多有限制，但對南海貿易卻十分鼓勵。再加上工商業的興盛，造船與航海技術的發達，使唐朝開啟了中國海上貿易的全盛時期。

唐時，來到廣州的外商比前朝更多。外人不能居於城內，當時他們多聚居於城南，當地因有蕃坊之名。外人在廣州的人數，從西元八七八年龐勛之亂，外人記載約有十二萬人來看，應當不少。為便於管理，唐朝任用外人當蕃長，負責處理蕃人事務。當時外人之間若發生糾紛，按唐朝法律規定，同國人互爭，以該國法律處理。若異國人之間發生糾紛，則用中國法律處置。蕃坊受當地市舶司和政府管轄。但居民可依其本族的宗教、風俗、習慣生活。僑民可以與漢人通婚，或改用漢姓，學中國語言文字。蕃坊內也建立專供外國子弟就讀的「蕃學」，僑民可應科舉考試甚至做官。

唐代海外交通以南海航線最重要。這條航線以廣州為起點，途經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長達一萬多公里，是當時世界最長的航線，聯繫亞洲與非洲，稱為「廣州通海夷道」。這條海路自廣州往西南行，經越南沿岸，穿越麻六甲海峽，渡印度洋至斯里蘭卡，再由斯里蘭卡西北沿印度半島西岸，經印度河口西北，沿伊朗南岸，進入波斯灣，溯幼發拉底河抵巴格達。中國海船從廣州遠達波斯灣為止，而中國貨物則透過阿拉伯人轉運至波斯灣以西甚至非洲。

唐代對於來華的外船收進口稅。稅率依阿拉伯商人蘇萊曼的記載，為十分之三，比例相當高。這或許與地方官吏貪污有關。但德宗時，廣州市舶稅收很多，號稱「天子之南庫」。因此當唐僖宗時，黃巢占領嶺南要求安南節度使一職，左僕射于琮說，“南海有市舶收稅之利，如被妖賊擁有，則國庫空竭”。顯然市舶的稅收在唐代財政仍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