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是一個強調文化觀的的民族，華夷之分是以文化或生活方式為界線，並非以血統來區隔。秦漢之後，中國逐漸形成統一的龐大帝國，和境外各民族的聯繫逐漸密切。漢武帝時，為了打擊匈奴，派遣張騫出使西域，主動與西域諸國結交，從此東西絲路交通大開後，貿易往來絡繹不絕，漢人開始認識了一個新的世界，知道中國以外尚有不同文化的國家，在遙遠的西方也有一個龐大的羅馬帝國，並以「其人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不僅將其對等看待，且表敬慕之意。魏晉南北朝時，東西貿易的往來依舊不衰，佛教的弘揚尤稱盛事。隋唐帝國時代，東西文化交流更加興盛，隋煬帝曾親幸突厥可汗帳中，積極引致西域貢使、胡商。唐太宗對於外族更是一視同仁，嘗云：「夷狄亦人耳，與中夏不殊，以德治之，則可使為一家。」，並接受四夷君長所上的「天可汗」尊號，成為東亞國際盟主。中國人對於異族的看法出現明顯的轉變，是從宋代開始。由於北宋長期處在外敵的威脅之下，思想於是強調夷夏之防，對外措施趨於消極保守。明清時代，在西方歷經大航海時代、宗教革命、啟蒙時代、工業革命劇烈變化後，中國對於中國以外的世界的認識更加自大無知，顯現出一股狹隘的漢族至上意識。

在清廷朝野眾多的議論中，大致可以分為兩派，一派主張弛禁，一派主張嚴禁。弛禁論以太常寺少卿言午乃濟為代表，他曾在廣東為官，對當地鴉片貿易情形相當熟悉，他的弛禁論觀點為嚴刑峻法並不足以遏止走私與吸食，要防範銀漏的方法為：第一，將鴉片徵收重稅進口。第二，販賣鴉片所得之銀不准帶回，只允以貨易貨。第三，允同民間販賣吸食鴉片，但官吏、士人及兵丁不得吸食。第四，准可中國內地種植鴉片。然而弛禁的方法並沒有達到防止銀漏的目的，鴉片進口沒有絲毫減少的現象，於是痛下猛藥的嚴禁論繼之而起。首先主張嚴禁論的代表人物為鴻臚寺卿黃爵滋，他斷然提出以重刑懲治吸煙者，才是正本清源的辦法，主張以一年為期，限令吸食者戒除，如不戒除，處以死刑，並以五家為單位，知情不報者治罪。如有官吏吸食，除本人處死刑外，子孫不得應考。各地督撫紛紛呼應嚴禁的措施，其中以湖廣總督林則徐態度最為堅定，他認為「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此番說詞使道光皇帝痛下決心禁煙，道光十八年（1839），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往廣州執行禁煙工作。

邵族，是台灣原住民族群中人數最少、漢化最深的一群。邵族原住民居住的範圍，侷限於日月潭一帶，可以說是台灣最袖珍的原住民族群。據說在很久很久以前，邵族的祖先因為打獵追逐一隻罕見的白鹿，因而發現日月潭，因此返回原居地，帶著族人來到這個魚肥水美的洞天福地定居，邵族的原居地，有人說在阿里山鄒族住的地方或附近；另有人說是在臺南平原的平埔族社域裡。目前族群分布主要集中在德化社﹐少部份在水里大坪林。邵族終年有祭祀﹐最大盛典為農曆八月十五日前後的豐年祭。其他重要的祭典還有農曆三月的播種祭與七月的狩獵祭。遇到族內有重要慶典時﹐邵族人常會以杵擊打石鼓﹐發出聲音通知全族﹐「湖上杵聲」就是形容邵族的文化特色。進入邵族人的家中，可以看到在神案上或牆上掛置著一個籐編的小籃子，裡面收藏著祖先穿戴過的衣服、飾物，從式樣和顏色的古拙斑駁，可以知道它們已經都是年代久遠的衣物了。這就是邵族人的「祖靈籃」，邵族人的傳統祖靈觀具體地呈現在祖靈籃有關的信仰崇拜上，他們相信自家的祖靈就存在於這個小小的籐籃裡。保佑全家平安。籐籃裡的衣物平常不得隨意翻攪，家中若有任何變動，大如娶新娘、起新厝，小如賣肥豬、買新車，都必須把祖靈籃取下，放在門口，請祭師來向祖靈祝禱報告一番，否則引起祖靈疑心或不悅，那就會全家不得安寧．或發生一些不可預料的事情。祭師全由女性擔任，專門主持祭典和負責與祖靈的溝通，邵人稱女祭師為「先生媽」．在族裡擁有相當尊崇的地位，凡是有意願擔任祭師的婦女必須是在部落中受人敬重、家庭幸福美滿、擔任過重要祭典主祭的人。而且她還必須由老先生媽陪同，乘船到Lalu島（拉魯島）去徵求最高祖靈的首肯，過程繁複而且隆重，並不是任何人想當就能當。現在邵族仍繼續進行的祭典有：三月的陸稻播種祭；五、六月間的整地除草祭；七月初的做鰻祭（和狩獵有關）；八月的傳統邵年（祖靈祭）。除了整地除草祭比較簡略外，其他三種重要祭典都必須把各家的祖靈籃集中到部落祭場，還必須準備飯或酒做為供品，由六位先生媽一起慎重地向所有的祖靈祝禱祈福。邵族人現在其實大部分都已經不再從事農耕和打獵的生活，而相關的祭儀卻仍然照常舉行並沒有中斷。邵族人聚居的村落是邵漢混居、而且是觀光商業導向的聚落，邵族的傳統祭典故能維持不墜。

由於中國歷史文化悠久優越，自秦漢以後逐漸形成一個龐大的帝國，長期在東亞世界擁有優越性的領導地位，因此歷代中國王朝視四周鄰邦為戎夷蠻狄，以「天朝上國」自居，與四周鄰邦並無所謂的平等外交與互惠貿易的觀念，只有「天朝－藩屬」的上下觀念。在這種天朝觀念的影響下，對於四周鄰邦的貿易互市抱持著可有可無的想法，四周鄰邦能夠與中國貿易是一種天朝給藩屬的恩賜，而中國也可以隨時中斷貿易。總之對外貿易是抱持著消極的心態。宋代以後，由於東亞區域的各游牧民族逐漸開化，自認文化最為優越的中國漢族和四周鄰邦的關係愈趨緊張，在這種局勢的影響下，中國對於四周鄰邦的關係，開始強調夷夏之防的警戒心理。明清時期，對於夷夏之防的強調更是嚴厲。因此和四周鄰邦互市貿易不但是皇恩浩蕩下一種對於夷狄之人的恩惠表示，也是羈糜遠人的一種方法。在這種夷夏之防的心理因素之下，不會真正把中外之間的商務貿易看做是一種互市互惠的行為，所以外人前往中國貿易就不能提出任何的要求，而是應該完全聽從接受天朝對於貿易的所有安排。傳統中國由於地大物博，所有一切物質上的需求均能夠自給自足，所以對於外來貨物的需求並不高，造成中國本身對外貿易的動機並不強烈，開放與四周鄰邦貿易只是一種恩賜或羈糜外人的手段，而非目的。工業革命以後，由於西方各國生產力大幅提昇，因此對於中國的原料與市場有著強烈的需求與企圖。所以在鴉片戰爭前夕，中西雙方對於商業貿易的看法，明顯存在根本性的差異，而雙方又各自以自己的成見要求對方接受，造成摩擦叢生，關係愈趨緊張。

每年的春夏季節，正是蘭嶼達悟族原住民捕捉「阿里捧捧」的季節，也是達悟族人最忙碌的時候。所謂「阿里捧捧」，是原住民達悟族語「飛魚」的意思。飛魚，是一種體型呈流線狀的魚，在每年的春夏季節間，隨著潮流，大量湧向蘭嶼近海。入夜後，「阿里捧捧」的呼叫聲，隨著海風，此起彼落。達悟族原住民划舟操槳出海捕捉，樂不可支！在達悟族人的神話中，曾經提到這麼一個關於飛魚種類以及食用方式的故事。話說很久很久以前，在達悟族人開始與海洋親近之初時，在某一次的偶然機緣下，一群沿著海邊尋找食物的族人，在無意間發現了長了翅膀的飛魚，於是，大夥兒便共同圍捕這些飛魚。從未見過飛魚的達悟族人，便將這些飛魚與其他的魚、蝦、貝類等食材共同煮食，結果，卻有部分族人在食用過飛魚後，開始染上怪病。更奇怪的是，連飛魚群也開始有魚群染上怪病。於是，飛魚群中的頭目－黑翅飛魚，便透過托夢的方式要達悟族長老前往海邊，並告訴他怪病是如何發生、以及要如何預防怪病的發生。同時，還透過不同種類飛魚的現身，來讓他知道飛魚的種類、捕撈季節、禁忌、捕捉儀式以及不同的捕捉及食用方法。自古以來，達悟族原住民即將飛魚視為是上天所賜予的美食，因此，在捕捉時，充滿了神秘的禁忌，在達悟族人傳統的習俗中，每年在捕捉飛魚之前，必須要舉行「飛魚祈禱祭」：(一)飛魚招魚祭： 在每年二?三月舉行，意在召請飛魚，祈求漁獲豐碩。依照以前的慣例，大都在舊曆年前後，由紅頭村首先舉行招魚儀式。當天清晨，族裡的男子由長老帶領至海邊，以手指沾雞血塗在海邊的卵石，向海面呼喊「飛魚回來哦!」各船的船主則戴上銀盔、金片;面向海面祈求今年的飛魚飛回到船上來。之後，船主拾了五個卵石回到船主屋前的曬魚架，放在曬魚桿及四個支架下面，並搖晃著，象徵魚架上因掛滿了飛魚而搖晃，有祈求豐收的意義。(二)飛魚收藏祭：在六?七月舉行，表示飛魚汛期已結束，曬乾儲存以備冬季時食用。 結束捕飛魚的當天，村民將今年捕獲的大魚尾巴(通常是鮪魚)穿串吊掛在海邊，表示飛魚季節已經結束，從那天起，不再捕抓飛魚，改抓其他的食用魚。(三)飛魚終食祭：在每年的中秋節以後，停止食用飛魚。並將未食的飛魚丟棄。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沿岸、沿河港口逐漸對外開放通商，這些通商口岸，雖然都侷限在於沿海與沿河的城市範圍，但卻是西方文明進入傳統中國的先鋒，也是中國近代化的媒介。西方人藉著這些通商口岸打開中國閉關自守的門戶，讓西方文明得以源源不斷輸入中國。通商口岸的進步與變化，對於中國底層社會的百姓而言，則是一項最強而有力的直接刺激，可以親身體驗感受西方文明的優越與進步，並孕育了一批新思想價值觀念的知識份子，加速中國傳統天朝秩序的崩潰。

西方世界的器物、制度、思想文化觀念自此逐漸深入影響中國，衝擊中國固有的一切事物。雖然此一戰爭一般被視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但大多數的清朝官員與知識份子並沒有從此戰爭的失敗得到教訓，也沒真正瞭解到失敗的原因，與西方人士的接觸往來依舊以固有的天朝觀念處理運作，導致外交與通商問題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最後因為二次英法聯軍的慘敗，才使清廷醒悟到中國的外交與軍事必須進行改革。然而從鴉片戰爭到英法聯軍期間，卻因為固守天朝觀念，讓中國近代化的改革運動延誤了二十年的時間。

領事裁判權：即僑居在中國的外人不受中國法律的管制與法院審判，如果外人犯罪或成為被告時，均由該國官吏按照該國法律判決，中國官方不能過問。原先外國在中國並無法庭，故由駐華領事負責裁判，所以也稱為「治外法權」。片面最惠國待遇：一國在通商、航海、稅收及法律等方面，給予另一國優惠、特權或豁免等待遇，稱為「最惠國條款」。這種待遇一般都是兩國相互給予，但是中國與外國訂定的條約，只片面規定該國單方面享有最惠國待遇，中國並無對等權利。而且凡是中國讓與任何一國的權利，只要是訂有最惠國待遇條款的國家，均得援例享有。協定關稅：即外國貨物進口稅率與進口後運銷各地的稅率，均須與外國政府協商後訂之，中國不能自行提高關稅。這對中國經濟傷害甚大，由於沒有關稅保護，中國的工商業缺乏能力與歐美競爭，使中國淪落為列強的原料供應地與產品傾銷的市場。租界：各國取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劃定作為「居住或經商」的特定區域，在租界之內，外人可以築路建屋，之後更發展出獨立的政府與法律，不受中國政府的管轄，此舉無異是「國中之國」，嚴重傷害中國領土的主權。駐兵權和限制中國駐防條款：依照辛丑合約的規定，外國軍隊可以在北京使館區及北京天津山海關一帶分別駐防。又租界以內，亦多有外國軍隊駐屯，例如上海租界。此外，還限制中國軍隊不得在自己國家境內若干地點駐防，例如從北京到海道一帶。內河航行權和口岸設廠製造權：一國之內河，本應只准本國船隻行駛，但不平等條約的關係，使西方列強可以任意在中國內河自由航行停泊。馬關條約以後，西方列強又得以在中國境內口岸設廠製造，而中國又無管轄權，損害了中國工商業的利權。鐵路經營和礦山開採權：根據條約或合同關係，外國得以有在中國境內經營鐵路甚至開採礦山的權利。用人限制：中國海關郵政和鐵路高級人員，因條約或合同關係，必須聘用外人擔任。不僅影響中國利權，更使外人得以間接控制影響中國的海關郵政等相關事業。

卑南族的社會裡有二個領導人物： 一個是男祭師，負責主持部落性的重要祭儀。一位是政治領袖，由村子裡領導能力強的人來擔任，負責部落裡重大事情的協調者，一是人獵祭、爭戰的領導人物。目前男祭師依然沿續傳統的職責，在部落裡受人敬重。政治領袖則因現代行政體系的介入在各村的職權消長也有所不同。以南王為例，里長的職權有凌駕傳統領導人之趨勢，但長老群依然受敬重。建和則恰好相反，頭目的領導地位居高不下。有些村落的年輕人有感於傳統文化的式微，近年來極力鼓吹延續傳統命脈的活動，呈現了年輕人拉著老人往前跑的現象。不管任何形式的演變，族中長老的生活體驗與傳統智慧依然是族人諮詢的對象與精神支柱。卑南族早期是母系社會，母系社會的特色，婦女在親族社會中居有重要的地位，卑南族家系承傳是以女嗣承家為主。母系社會在知本及卑南這二個社群中，以知本社群因深受排灣族和漢人的影響，且份子複雜，所以傳統文化的保存較不完整，而卑南社群的卑南社，即今日的南王村，則是今天卑南傳統文化保存最多的一部落。卑南族的社會組織是建立在母系世群二個團體形式上，所謂母系社會有下列幾點特質：(一)婚姻上，男子以入贅女方家為原則。(二)氏族姓氏的繼承以女子為主。(三)財產的繼承是母傳女。(四)祭祀權的管理與責任也是由母親方面的女子來承續。卑南族親屬組織是以血族型認親法則為基礎，而受長女繼承的影響。血族型認親法則的特性是：父母雙方的親屬完全相等，子的後裔與女的所出也是完全相等親疏地位，但受長女繼承的影響，長女繼家招夫，實行從母從妻居，次女以下的女性雖然婚後 另行建家，過核心家庭生活，但次女以下的女性初婚時，必需先與長姊居住一段時間，直到生下第一胎後，始另行建屋。雖然卑南族是以母系社會的招贅婚為常則，但求婚者以男性為主動，通常男子以自己的頭巾和檳榔袋送與女子作為定情飾物，女子接受後，男子常採薪柴送女家，女子亦到男家幫男子母親工作，後由男方家長向女方求婚，與阿美族的男方被動稍有不同。然而這樣的習俗也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有所調適。以結婚為例，目前大都是從夫居住的父系社會的婚姻法則。孩子們的姓氏也以父親的姓氏為主，有些家庭則一半從父姓、一半從母姓。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並沒有正式的外交機構，朝貢事務是由禮部負責。西北邊疆事務包括俄國事務，是由禮藩部負責。自東南海上來的國家，有關事務是由兩廣總督負責。英法聯軍後，因為外人要求公使駐京，使中國對於國際間外交事務運作有了進一步認識。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成立，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具有現代形式的官方外交機構，此一機關後來演變成為洋務的總匯，商務與教務也同歸於此機關辦理，並在上海、天津分別設立南北洋通商大臣和海關總務稅司籌辦相關事務。又光緒三年首次設立駐英大使，由郭嵩燾擔任，後又陸續於美日俄德法等國設立。1861年恭親王奕訢派李泰國為總稅務司，此後各口岸掌海關者多為外人，以英人為最多。1863年英國人赫德接任總稅務司，從此任職總稅務司四十餘年，在他掌理下，1875年中國各海關有英國人252名，其他西方國家的人員有156名。中國的近代海關行政在外人的掌理下，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此外，1868年清廷聘請已經退休的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為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代表中國訪問西方各國。這是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由於人才不足，而向外國借用人才的例子。自強運動最需要的人才為翻譯、機械製造和輪船駕駛。由於中外事務交涉起初都是用教士為翻譯，頗為不便。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後，又分別設立北京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培養外語人才和翻譯西書，藉以加強對西學的認識。同治四年成立的江南製造局，因其附設譯書局大量翻譯西書的結果，清人又有更多的管道認識西方。除了自辦學堂培養人才外，清廷也開始派遣學生前往西方各國留學，學習各種知識技術。自強運動的首要重點為建立國防工業，其中主要可分為兵工廠、造船廠、紡織廠、煉鋼廠四類。在這段時期，分別建立了江南機械製造局、天津機械製造局、漢陽兵工廠、福州造船廠、上海機械織布局、廣東織布局等。為中國近代化的工業奠定初步的基礎。由於清廷體認到海防的重要性，開始建立新式海軍。光緒十一年正式成立海軍衙門，李鴻章負責進行北洋海防的軍務籌辦，先後成立天津武備學堂、威海衛劉公島水師學堂、旅順船塢。並陸續購買定遠、鎮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等軍艦，建立北洋艦隊。交通建設為建立國防、發展工商業的基礎。當時所注意的為輪船、鐵路、電線建設。這段時期分別成立了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還有部分地區的鐵路建設、電線建設。以及基隆煤礦、漠河金礦、大治鐵礦、唐山煤礦的開採。除了中國人本身的努力外，西方傳教士在中國民間的努力宣傳介紹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中最為著名的有英美傳教士傅蘭雅、李提摩太、林樂知等人。尤其是外人林樂知所編輯的「萬國公報」週刊，詳細介紹西方各種知識，對於往後中國改革運動的發展，產生相當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