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於道光十四年（1834）取消東印度公司獨佔中國商務的專利特權後，准可商人自由前往中國貿易，並在廣州設立「商務監督」。過去的中英關係大體是由東印度公司主持，純粹以商業利益為前提。此後則由代表英國政府的商務監督來負責，除了商業利益之外，還必須兼顧國家的立場。因此中英雙方的關係從透過商人的間接接觸，轉變為官方的直接接觸。然而清朝官員卻並未察覺這種微妙的變化，仍然以天朝世界觀下的「行商體制」來處理所有涉外問題，造成具有英國官方身份的商務監督對於清廷的不滿，埋下雙方衝突的因子。

傳統的阿美族社會是母系社會，舉凡家裡的大小事情均由女主人作決定。部落性的政治活動或捕魚、建築才是男子的工作。女子的強勢作風與男子的溫順性格在阿美族的家庭裡比比皆是。阿美族的男子也樂見家裡有一位女強人。阿美族的社會多採群居。傳統的阿美族社會，是著名的母系社會，女人在族裡的地位崇高，享有財產家屋的繼承權，在婚姻的關係中，也由女方採取主動追求的角色，一般在豐年祭上，透過歌舞，由女方向意中人傳達情意。阿美族婚姻採用招贅制度，女子不但在社會組織中舉足輕重，也有自己的守護神－月亮，阿美族女子祭拜月亮，祈求受孕，所生的子女都跟著母親氏族，因此形成早期阿美族社會「重女輕男」的觀念。除了子女從母姓外，財產以及特殊的祭祀權也都是母女相承的，但近年來，隨著工商社會的變遷，這項傳統也逐漸的瓦解。早期，阿美族的男子入贅於女方家，在婚姻上有服役婚的觀念，也就是要為女方義務工作幾個月或一、二年。在阿美人的想法裡，入贅是一件光榮的事情，男子可以藉此機會改善女方家的生活。對於追求兩性平等的今日，相信會獲得釵h女子的青睞。然而今日阿美人的社會也日漸受到漢人的影響，入贅婚比較少見。家裡的經濟權也漸漸轉移到男子身上，母系社會的特質已漸漸淡化。阿美族社會的另一個特徵是嚴密的年齡階級組織。男子在十三、四歲時，必須進入集會所接受成為一個男人的訓練。以二至五歲為一個階級，同一階級的男孩一起學習、生活，並住宿於集會所。在集會所裡，同一個階級的同伴一起工作，遇有獎勵或處罰也是以一個階級為單位。無形中更緊扣了同年齡階級的每一個男子，而這樣的關係是一生一世，直到離開人世為止。因此，縱然會所制度已經消失，但每年的豐年祭活動，依然遵守傳統年齡階級的規範在運作，使傳統的生活、歌舞的訓練得以延續。也因為有這麼嚴密又親近的年齡階級組織，讓阿美族人在都市裡仍然保有集體工作的習性，甚至在台北縣的汐止成立了一個以阿美人為主的「三光社區」，大家彼此互相照顧、扶持，這全是拜年齡階級之賜。

領事裁判權：即僑居在中國的外人不受中國法律的管制與法院審判，如果外人犯罪或成為被告時，均由該國官吏按照該國法律判決，中國官方不能過問。原先外國在中國並無法庭，故由駐華領事負責裁判，所以也稱為「治外法權」。片面最惠國待遇：一國在通商、航海、稅收及法律等方面，給予另一國優惠、特權或豁免等待遇，稱為「最惠國條款」。這種待遇一般都是兩國相互給予，但是中國與外國訂定的條約，只片面規定該國單方面享有最惠國待遇，中國並無對等權利。而且凡是中國讓與任何一國的權利，只要是訂有最惠國待遇條款的國家，均得援例享有。協定關稅：即外國貨物進口稅率與進口後運銷各地的稅率，均須與外國政府協商後訂之，中國不能自行提高關稅。這對中國經濟傷害甚大，由於沒有關稅保護，中國的工商業缺乏能力與歐美競爭，使中國淪落為列強的原料供應地與產品傾銷的市場。租界：各國取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劃定作為「居住或經商」的特定區域，在租界之內，外人可以築路建屋，之後更發展出獨立的政府與法律，不受中國政府的管轄，此舉無異是「國中之國」，嚴重傷害中國領土的主權。駐兵權和限制中國駐防條款：依照辛丑合約的規定，外國軍隊可以在北京使館區及北京天津山海關一帶分別駐防。又租界以內，亦多有外國軍隊駐屯，例如上海租界。此外，還限制中國軍隊不得在自己國家境內若干地點駐防，例如從北京到海道一帶。內河航行權和口岸設廠製造權：一國之內河，本應只准本國船隻行駛，但不平等條約的關係，使西方列強可以任意在中國內河自由航行停泊。馬關條約以後，西方列強又得以在中國境內口岸設廠製造，而中國又無管轄權，損害了中國工商業的利權。鐵路經營和礦山開採權：根據條約或合同關係，外國得以有在中國境內經營鐵路甚至開採礦山的權利。用人限制：中國海關郵政和鐵路高級人員，因條約或合同關係，必須聘用外人擔任。不僅影響中國利權，更使外人得以間接控制影響中國的海關郵政等相關事業。

雖然甲午戰爭的慘敗宣告了自強運動的失敗，但是它絕非毫無所獲。這段時期陸續在軍事、經濟、交通、教育等事業上創辦了不少措施，諸如國防設備的建設、外交、技術人才的培養、西書的介紹翻譯等，都為中國近代化奠定下一步發展的基礎。如果又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因為此次巨大的衝擊也加速了中國人觀念的轉變，體會到光是器物改革是不足以面對西方的挑戰，還必須進一步更深入到制度的變革。因此，自強運動的失敗不應該將其視為是中國近代化的延誤，它只是沒有達成其原本所設定的目標，卻為中國近代化的改革運動奠定往前繼續邁進的基礎。這場因戰爭而起，也因戰爭而宣告失敗的近代第一次改革的自強運動，過往討論焦點，總是想找出失敗的原因，或解釋它為何失敗，甚至常拿同時在進行的日本明治維新相互比較，試圖解答為什麼日本成功而中國卻失敗了。假如自強運動的預定目標，訂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目的上，那麼甲午戰爭的失利，的確證明自強運動失敗了。但如果自強運動的目標，重新設定為維持國家的繼續生存上，自強運動可說是有貢獻的。1860年代，清朝所面對的是外有英法聯軍、內有太平天國的存亡關頭，而清朝順利渡過了此一危機，就這一點來看，它並非一無所成。

傳統中國是一個強調文化觀的的民族，華夷之分是以文化或生活方式為界線，並非以血統來區隔。秦漢之後，中國逐漸形成統一的龐大帝國，和境外各民族的聯繫逐漸密切。漢武帝時，為了打擊匈奴，派遣張騫出使西域，主動與西域諸國結交，從此東西絲路交通大開後，貿易往來絡繹不絕，漢人開始認識了一個新的世界，知道中國以外尚有不同文化的國家，在遙遠的西方也有一個龐大的羅馬帝國，並以「其人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不僅將其對等看待，且表敬慕之意。魏晉南北朝時，東西貿易的往來依舊不衰，佛教的弘揚尤稱盛事。隋唐帝國時代，東西文化交流更加興盛，隋煬帝曾親幸突厥可汗帳中，積極引致西域貢使、胡商。唐太宗對於外族更是一視同仁，嘗云：「夷狄亦人耳，與中夏不殊，以德治之，則可使為一家。」，並接受四夷君長所上的「天可汗」尊號，成為東亞國際盟主。中國人對於異族的看法出現明顯的轉變，是從宋代開始。由於北宋長期處在外敵的威脅之下，思想於是強調夷夏之防，對外措施趨於消極保守。明清時代，在西方歷經大航海時代、宗教革命、啟蒙時代、工業革命劇烈變化後，中國對於中國以外的世界的認識更加自大無知，顯現出一股狹隘的漢族至上意識。

西方世界的器物、制度、思想文化觀念自此逐漸深入影響中國，衝擊中國固有的一切事物。雖然此一戰爭一般被視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但大多數的清朝官員與知識份子並沒有從此戰爭的失敗得到教訓，也沒真正瞭解到失敗的原因，與西方人士的接觸往來依舊以固有的天朝觀念處理運作，導致外交與通商問題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最後因為二次英法聯軍的慘敗，才使清廷醒悟到中國的外交與軍事必須進行改革。然而從鴉片戰爭到英法聯軍期間，卻因為固守天朝觀念，讓中國近代化的改革運動延誤了二十年的時間。

由於中國歷史文化悠久優越，自秦漢以後逐漸形成一個龐大的帝國，長期在東亞世界擁有優越性的領導地位，因此歷代中國王朝視四周鄰邦為戎夷蠻狄，以「天朝上國」自居，與四周鄰邦並無所謂的平等外交與互惠貿易的觀念，只有「天朝－藩屬」的上下觀念。在這種天朝觀念的影響下，對於四周鄰邦的貿易互市抱持著可有可無的想法，四周鄰邦能夠與中國貿易是一種天朝給藩屬的恩賜，而中國也可以隨時中斷貿易。總之對外貿易是抱持著消極的心態。宋代以後，由於東亞區域的各游牧民族逐漸開化，自認文化最為優越的中國漢族和四周鄰邦的關係愈趨緊張，在這種局勢的影響下，中國對於四周鄰邦的關係，開始強調夷夏之防的警戒心理。明清時期，對於夷夏之防的強調更是嚴厲。因此和四周鄰邦互市貿易不但是皇恩浩蕩下一種對於夷狄之人的恩惠表示，也是羈糜遠人的一種方法。在這種夷夏之防的心理因素之下，不會真正把中外之間的商務貿易看做是一種互市互惠的行為，所以外人前往中國貿易就不能提出任何的要求，而是應該完全聽從接受天朝對於貿易的所有安排。傳統中國由於地大物博，所有一切物質上的需求均能夠自給自足，所以對於外來貨物的需求並不高，造成中國本身對外貿易的動機並不強烈，開放與四周鄰邦貿易只是一種恩賜或羈糜外人的手段，而非目的。工業革命以後，由於西方各國生產力大幅提昇，因此對於中國的原料與市場有著強烈的需求與企圖。所以在鴉片戰爭前夕，中西雙方對於商業貿易的看法，明顯存在根本性的差異，而雙方又各自以自己的成見要求對方接受，造成摩擦叢生，關係愈趨緊張。

(一)獨一無二的年終大掃除「荷美雅雅」舉行的日期確定之後，就要準備過年了!祭典之前，必須先上山獵取小米婆婆愛吃的松鼠，然後整理祭屋、釀酒、椿米做糯米糕。家族成員還要合資購買一隻豬，做為祭典與招待親友之用。據說小米婆婆愛乾淨，討厭刺鼻的腥味，整個祭典期間，鄒族人不可以吃魚、蔥、蒜之類的食物。家中裝食物的容器得用樁草洗過：清理乾淨之後，家長在以象徵清潔的樁草拂過家中各個角落，來一次相當特別的『年終大掃除』!(二)迎新送舊過新年祭典第一天天一亮，族中長老就背著祭物，手持箭竹杖，前往種植祭典用小米的『聖栗田』，迎接明年負責看顧家族的小米婆婆。長老在田中挑選兩束接實最飽滿的小米穗，小心翼翼地割下，一束放在田邊預先搭好的小竹架下，一束放在背簍中，帶回氏族祭屋，放進聖栗倉中。之後，族人就可以收割小米了。祭典第二天，收割完成，長老在到聖栗田中進行儀式，並將原先放在田邊的那束小米穗帶回氏族祭屋，整個迎新送舊的儀式才完成。所有過程，必須保持安靜，連打噴嚏也不可以呢! (三)一大早就團圓鄒族人的新年，吃的不是年夜飯，而是團圓『早』飯。一大早，全體族人到氏族屋集合，一個個輪流在祭品前，以手指沾點小米酒，按在豬肉上，向小米婆婆報到。之後，眾人圍坐在如豬肝等豐盛青菜的桌前，等待主祭做祈福潔淨儀式。只見主祭以豬耳朵尖劃過每位族人頭頂上空，口中還發出『嘖、嘖!』的聲音。這個儀式除了讓小米婆婆認得每位族人，保佑來年平安，也可以讓平時分散各地的家族成員認識彼此，聯絡感情。儀式完畢之後，就可以開動吃年早飯啦!

1841年5月，英軍在廣州城北附近的一個小村莊，由於有英國士兵到三元里搶劫財物、強暴婦女的事件，激起當地民眾憤怒，三元里及其附近鄉村的一萬多民眾組織結集起來，向英軍圍攻襲擊。民眾手持大刀、長矛等傳統兵器，趁著天氣陰雨，英軍火槍無法射擊發揮武器優勢的情況下，進而圍困英軍。由於英軍束手無策，只好請求清朝廣州知府出面勸解，廣州民眾才撤走。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民眾自發性保衛家園抵抗外人的戰鬥。

康熙以後，中外之間的貿易逐漸形成一定的進行方式，其中中國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是「行商」，他們是一批取得官方批准經營權的商人，就意義上可以說是一批由官方所指定的「官商」，各個行商又以所組織的「洋行」來經營對外的貿易活動。然而清廷又規定「洋行」不可各自與外商進行交易，而必須由「洋行」所聯合組成的「公行」來進行實際的對外貿易。因此，「公行」就有了二種角色地位。一方面是一個有獨佔性的商業工會組織，外國進口與中國出口的一切貨物，都由其負責收購承銷，也就是壟斷了一切對外貿易活動。二方面是一個替清廷執行職權的組織，外商在中國的貿易活動、外交活動都必須透過此組織辦理，無法與清廷進行直接的交涉。所以這一套具有壟斷獨佔性質的「行商體制」造成了「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現象，埋下了中外雙方關係逐漸惡化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