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末年，中國大亂，匈奴漸漸侵入河南地。到了楚漢相爭時，匈奴有一位雄主崛起──冒頓單于。冒頓擁有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征服了北亞三十餘國，又南侵奪回河南地以及中國西北若干關塞。前202年的西漢初，漢高祖親率大軍攻擊冒頓單于，在白登（今山西大同東北）被其30餘萬騎兵圍困七晝夜。僥倖脫困後，開始與匈奴和親，維持彼此和平。其後的文、景諸帝也是沿用和親政策以休養生息。到武帝時，漢朝從戰略防禦轉為戰略進攻。元朔二年(前127年)派衛青占領河套地區，前121年派霍去病奪取富庶的河西走廊，前119年衛、霍分東西兩路進攻漠北。霍去病擊匈奴至今蒙古國境內狼居胥山，衛青東路掃平匈奴王庭。右賢王率領四萬餘人投歸漢朝，單于及左賢王逃走。漢朝在東部聯合烏桓，西部以和親及通商的方式聯合西域諸國，壓縮匈奴的空間。前73年，漢與烏孫聯兵20萬進攻匈奴，直搗右谷蠡王庭。前57年匈奴分裂，郅支單于獲勝據漠北，呼韓邪單于在前51年南下投靠漢朝。後來郅支單于率部眾退至中亞康居（今巴爾喀什湖與鹹海之間，即阿富汗、烏茲別克、哈薩克一帶），呼韓邪單于占據漠北王庭。前36年，為了清除匈奴在西域的影響，甘延壽、陳湯遠征康居的匈奴，擊殺郅支單于。前33年呼韓邪單于娶漢宮女王昭君，與漢建立更親密關係。漢武帝連年攻擊匈奴，雙方都付出極大的代價。對於匈奴而言，首先是人口的損失：在多次的戰爭之中，匈奴的人口減少了大半。其次是牲畜的損失：匈奴人以放牧為主，牲畜是他們的財產。戰時匈奴牲畜有為漢軍虜獲的；另外漢軍深入窮追，匈奴牛馬疲於奔避，普遍發生流產的現象。最後是領土的損失：匈奴首先失去河南和河西兩個大好的牧場，勢力被迫向東退縮，更與烏桓等族為敵。西方一向臣屬匈奴的西域諸國，也為漢勢力所深入。因此匈奴的版圖不但大為削減，同時又多方受敵，遂在武帝死後有了恢復和親之意。漢武帝對於匈奴的攻擊雖然相當成功，但是每次戰爭所耗費的資產往往無法估計。此外，武帝為了截斷匈奴的外援，對於朝鮮、西域以及西南蠻夷的控制也相當重視。如此多方面的戰爭消耗，將漢初以來六十多年積累的財富揮霍殆盡，國庫為之空虛，因此在武帝死後，昭帝改變策略與匈奴和親。西漢宣帝時，匈奴稱臣於漢。王莽時，因為改易匈奴單于的印信而激起叛變，邊禍再啟。東漢光武帝時，匈奴內部為爭奪單于之位而分裂。建武二十四年（48），日逐王比自立，亦號「呼韓邪單于」，率眾降漢，與北方的蒲奴單于相攻，自此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南單于與北匈奴交戰失利，漢遂遷徙其部眾到五原、雲中一帶，並派兵加以保護。和帝時，南匈奴欲趁北匈奴內亂併吞之，因而請漢廷出兵攻擊。永元元年（89），竇憲大破北匈奴於稽落山（今蒙古杭愛山附近），並於燕然山勒石記功而返。永元三年，竇憲再遣部將伐北匈奴，破於金微山（今蒙古阿爾泰山），北單于遁逃。此後北匈奴僅剩殘餘部落寇擾西域，南匈奴則更加用心事漢。漢廷北邊，自此獲得長期安定。有史家推測北單于的蹤跡：先到今中亞細亞會合諸部，其後日益強大乃向西方擴張。五世紀中葉橫行於歐洲的匈族（Huns）「上帝之鞭」阿提拉(Attila)，據說便是北單于的後裔。

雖然清政府在外交上吃了個大敗仗，但對台灣的治理上卻突破以往的消極觀念。沈葆楨來台首先提出了澄清吏治、加強海防、開山撫番等積極有效的治理政策，並加強各地的建設，增設郡縣以拓展行政區，在他所推行的政策中，最重要的就是招募中國人士到台灣開墾，促進了台灣社會的繁榮與發展。在短短一年任期內，沈葆楨所推展的各項建設包括有：首先廢除中國人民渡台的各種禁令，並鼓勵大家前往台灣的後山(東部地區)開發。對於「生番」居住的地區也進行全面性的開發及進行文教發展的工作。在經濟政策上則請求清政府准許台灣煤礦減輕出口稅收，對地方經濟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此外，在地方行政與建設上，他主張福建巡撫移駐台灣解決開山通道、建設聯絡東部重要道路，並於台灣南端設置恆春縣城，重新調整台灣各地的行政轄區，改淡水廳為新竹縣，噶瑪蘭廳為宜蘭縣，在艋舺增設淡水縣，都歸新設立的台北府管轄，從此台灣的發展重心開始逐漸北移。沈葆楨所推行的政策為台灣發展奠下了重要的基礎，光緒十一年台灣建省，首任巡撫劉銘傳循著沈葆楨的基礎繼續建設台灣，從此台灣的發展又邁入了另一個里程碑。

突厥的源流並未有定論，大致可以確定的是，他們應該帶有匈奴的血統，在南北朝至唐朝時住在現今中國西北地方。現代土耳其人認為自己是突厥的直系後裔，他們認為突厥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西元48年立國的北匈奴。西元6世紀突厥部落游牧於金山(今阿爾泰山)，初歸附於柔然。西魏時，首領土門破鐵勒，滅柔然，拓地東至大興安嶺，西抵裡海，北越貝加爾湖，南接阿姆河南，並創建官制、法律、文字。隋初，中國以離間計使其分裂為東西兩部。唐太宗貞觀四年（630年）攻滅東突厥，高宗顯慶四年（658年）又滅西突厥，餘部西遷中亞。但是在武則天時期，突厥再度建立「東突厥後汗國」。約在7世紀末8世紀初，亡於回紇。回紇的前身敕勒，最早為西元前三世紀分佈於貝加爾湖以南的部落聯合體。該部落群有狄曆、敕勒、鐵勒、丁零等名稱，都是同音異譯。由於使用一種「車輪高大，輻數至多」的大車，又被稱為高車。這些部落共有袁紇、薛延陀、契苾等十五部。北魏時，袁紇游牧於鄂爾渾河和色楞格河流域，受突厥汗國的統治。隋朝袁紇又稱韋紇，在隋大業元年(605)，因反抗突厥的壓迫，與僕固、同羅、拔野古等成立聯盟，總稱回紇。唐天寶三年（西元744年），以骨力裴羅為領袖的回紇聯盟在唐朝大軍的配合下，推翻了突厥汗國，並建立起漠北回紇汗國，王庭(牙帳)設於鄂爾渾河流域，居民仍以游牧為主。回紇不像其他游牧政權經常對農業國進行騷擾與掠奪，與唐朝的關係一直很好，並曾幫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亂。唐德宗時，回紇取「迅捷如鶻然」的意思，改稱「回鶻」。版圖最大時疆域東接室韋，西至金山（今阿爾泰山），南跨大漠。回紇後因長期與吐蕃戰爭，加上統治無道，內訌不斷，於846年被所屬部黠戛斯所亡。

北亞游牧民族的經濟生活主要建立在「逐水草而遷徙」的草原游牧制上。這種草原游牧與牧場畜牧制不同，既不栽培牧草，也不儲備乾草以待乾旱或雪寒，卻高度仰賴自然，順應季節的循環而輾轉於夏季和冬天的牧地之間。這種草原游牧經濟的特色之一，是對自然變化──尤其雨量的多寡──極為敏感，草地對牲畜的包容力隨著氣候而增減。《史記》說天災使匈奴「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絕非誇大之詞。因而游牧民族可能在短期間喪失原有的生活資源，必須另闢蹊徑謀生。據中國部分史籍記載，匈奴人是夏朝的遺民。《山海經?大荒北經》稱犬戎與夏人同祖，皆出於黃帝。《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史記索隱》引張晏的解釋說夏的後裔淳維，在商朝時逃到北邊，子孫繁衍成了匈奴。另有一說認?，移居北地的夏之後裔，是夏桀的兒子。夏桀流放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帶著父親留下的妻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即是中國所稱的匈奴。部分學者根據《史記》記載的後半段文字，認?匈奴原是山戎、獫狁、葷粥。王國維在〈鬼方昆夷獫狁考〉中，把匈奴名稱的演變作了系統的概括，認?商朝時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時的獫狁，春秋時的戎、狄，戰國時的胡，都是後世所謂的匈奴。又有一說把鬼戎、義渠、燕京、餘無、樓煩、大荔等史籍中所見之異民族，統稱?匈奴。還有人認?匈奴與先秦時期的北方少數民族不可混?一談，匈奴應是西方草原的一個游牧民族，秦始皇之前還未游牧至中國北部。上述看法，在近現代學者中並未取得統一。由於匈奴的起源問題不能解決，匈奴的族屬和語系也都成?懸案。中國直至漢初冒頓單于以後，對於匈奴內部才有大致的瞭解。《史記˙匈奴列傳》便明確描寫匈奴的政治階級：在單于下面分別設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稱賢者為「屠耆」，因此稱太子為左屠耆王。這些大臣都是世襲制。

北魏孝文帝元宏（467年—499年），本姓「拓跋」，即位時只有5歲，由祖母馮太后執政。馮太后是漢人，對鮮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曾立三長法，實行均田制。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年）親政後，深悉鮮卑族必須漢化才能鞏固政權，統一南北，乃秉承馮太后的政策，勵行漢化。太和十八年（494年），他以「南伐」為名遷都洛陽，全面改革鮮卑舊俗：改鮮卑姓為漢姓，自己也改姓「元」；禁鮮卑語和鮮卑服飾；遷洛鮮卑人以洛陽為籍貫；鼓勵鮮卑貴族與漢士族聯姻；參照南朝典章，修改北魏政治制度。孝文帝嚴厲鎮壓反對改革的守舊貴族，甚至處死太子恂。孝文帝的改革固然使鮮卑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長足發展，促進了民族融合，但激烈的政策也使部分胡族怨懟，終於在孝文帝二十多年後爆發「六鎮之亂」。這一個「六鎮之亂」看來只是對於漢化政策的不滿，但是這也漸漸影響到鮮卑族的政權變化。雖然北魏後期分裂成東、西魏，但是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卻是使得鮮卑族瞭解了漢族的文化，並漸成了中華民族的一部份。

鄭成功原名森，字大木，為鄭芝龍之子。當清軍入關、明朝瀕臨滅亡之時，鄭芝龍等人擁立唐王，於福州建立政權。唐王相當賞識鄭成功，賜姓朱，改名成功，因此大家都稱呼鄭成功為「國姓」或「國姓爺」。 滿清軍隊在渡過長江以後，作戰並不順利，因此，便以高官厚祿來引誘手中掌有兵權的鄭芝龍投降，這一招果然讓鄭芝龍動心，鄭芝龍便投降清朝。鄭成功在其父尚未投降清朝時，便力阻其父投降，然而，其父還是不聽其勸告而投降清朝，但是鄭成功繼續堅持抵抗清朝。鄭成功自永曆元年（西元1647年）正式進行反清復明的活動以來，在中國東南沿海與清軍對抗了十餘年，永曆13年鄭成功自金陵敗退，10月又退守廈門，此時的鄭成功知道，如果要與清軍作長期的對抗，訓練兵士和籌備糧食都需要再做長期的打算，再加上廈門和金門容易被清軍再度進攻，因此，鄭成功不得不開闢另一個反清復明的新基地，以便能長期抗清。台灣漢人在荷蘭人的統治下，生產出豐富的稻米，不但可以自給自足還可以外銷，提供軍糧絕沒有問題，此外，台灣自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以來，已成為東亞貿易據點，有可觀的貿易利益，而其地理位置距離中國又適中，進可攻退可守，在這些原因下，鄭成功決定攻取台灣，作為反清復明的新基地。 另外又由於在台灣的漢人何斌來歸，詳細告訴鄭成功台灣荷蘭人的相關情報，其後鄭成功又與部將討論進攻台灣的事項，鄭成功決定在永曆15年（西元1661年）正月東征台灣。

牡丹社事件是台灣發展史上的轉折點，在這之前清政府對台灣一直採取封山禁海的消極治理政策，在這之後，清政府開始認識到台灣海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開始重視台灣的建設。日軍侵台之後，清政府首先任命沈葆楨為駐台欽差大臣，開始了解牡丹社事件發展的狀態以及尋求解決的方式，事件告一段落之後，沈葆楨上了一篇萬言建議奏章，建議清政府在台灣增設新的行政區，重視台灣防務，並推展台灣的建設。 清政府接受沈葆楨的建議，開始積極推展台灣的海防建設、並推行一連串開發台灣的政策，例如首先廢除中國渡台耕墾的禁令，並在廈門、汕頭及香港等地設招墾局，由官方提供船費、口糧，招募閩粵人民渡台耕墾。此外，販賣鐵、竹兩項也一律弛禁。而開山撫「番」、台灣行政區域重新劃分等措施，也都是為了因應新的台灣局勢而所推行的政策。清政府這些新的改革政策都為台灣發展注入新活力，也讓台灣煥然一新。

琉球原為清國的藩屬國，也是日本一直所覬覦的目標，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對於搶奪清國藩屬國的行動一直沒有停息過，藉由牡丹社事件的發生，再加上清政府忙於平內亂以及應付西方列強的進逼，沒有能力再與日本周旋，所以在北京專約中承認日本「保民義舉」的行為，成為日後日本併吞琉球的藉口。 這種條約的簽訂，除了金錢上的損失外，更重要的是喪失了國家的尊嚴與地位，也越發的讓日本看穿中國只是一隻紙老虎。而清政府既然承認日本出兵為「保民義舉」，日本乃於清光緒元年（西元1875年，日本明治8年），公然的阻止琉球向清國朝貢，並命其改用明治年號，繼而命琉球國王尚泰上京（東京），向日本天皇表示感謝日本「保護」琉球民的「恩德」。1879年，更乘「廢藩置縣」政策的進行，正式改琉球為「沖繩縣」。

唐朝初期最大的敵人是東突厥。隋末唐初，中國大亂，東西突厥同趨於極盛，其中東突厥因接近中國本部，雙方的關係更為密切。隋末中國北方起兵群雄都曾向東突厥稱臣，連唐高祖也不例外，東突厥可謂東亞地區的霸主。唐初，東突厥不時入寇中國，唐太宗利用離間政策使其頡利可汗和突利可汗發生衝突，突利可汗在落敗後投降唐室，東突厥因此勢衰。貞觀三年（630年），太宗藉東突厥天災和內訌之機，派兵討伐，擒頡利可汗。高宗顯慶四年（658年）又滅西突厥，餘部西遷中亞。但是在武則天時期，突厥再度建立「東突厥後汗國」。約在7世紀末8世紀初，亡於回紇。回紇自天寶初年盡佔東突厥故地，成為中國北方第一強國，但大體與唐室相安。安史亂起，回紇曾四次遣兵援助。只是回紇族貪財好利，每戰必索取鉅額報酬，克服城池後更大加劫掠。代宗之後，名將郭子儀提出一個外交政策，便是結回紇為外援以抵抗吐蕃，這個政策直到晚唐皆奉行不輟。唐與回紇之間長期維持「絹馬貿易」，唐室雖頗為吃虧，但唐藉此厚結回紇，亦使邊境得到數十年的安靖。

南匈奴在東漢時內徙中國，一直居住在河套一帶。三國時期曹操把匈奴分成五個部，4世紀初，匈奴族的五部大都督劉淵在成都王司馬穎手下為將，乘西晉「八王之亂」後的混亂，劉淵起兵佔領了華北大部分地區，自稱漢王。311年，劉淵攻佔洛陽，316年攻佔長安，滅西晉，國號趙，史稱前趙。匈奴別部羯族的大將石勒自立，滅掉劉氏的勢力，統一黃河流域，仍號趙國，史稱石趙或後趙，後被漢人冉閔所滅。匈奴人與小月氏人融合，稱為匈奴別部盧水胡。其中沮渠家族在今甘肅地區建立北涼國，後被鮮卑人拓跋氏的北魏所滅。匈奴與鮮卑融合產生了鐵弗部，其主劉勃勃被鮮卑拓跋氏擊敗後，投奔羌人的後秦。勃勃後自稱天王，在河套地區創立夏國，以為帝王「徽赫與天連」，乃改姓赫連。431年，夏被北魏所滅。匈奴融入鮮卑族宇文氏部落，西魏權臣宇文泰即帶有匈奴人血統。557年，宇文泰子覺篡西魏建立北周政權，581年被漢族外戚楊堅所篡。以上是十六國及南北朝時期，匈奴在中國歷史舞臺上最後一場演出。之後匈奴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從中國歷史中消失，和其他民族一起融入華夏族為主體的漢族。匈奴後裔漢化後，所改漢姓有劉、賀、呼延、万俟等，很多生活在今天的陝西、山西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