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人有修族譜的傳統，族譜除了記載家族譜系之外，更會詳細記載著家族中的故事。先民們渡海來臺時，大多數人未帶族譜，等到生活較安定後，有些人會回到家鄉抄譜，或是自行撰譜。所以我們看到的祖譜，有些會追溯到原鄉，有些則從來臺的第一代開始記載，情況不一。

夏代建立，第一個王朝出現，王權大有發展，從此便以「夏」的稱號為中心而摶擬，如「區夏」、「華夏」，不一而足。許慎《說文解字》稱：「夏，中國之人也」，若從夏民族有較高的文化程度這一點來考察，或許可以得到進一步的認識。孔穎達《五經正義》提到：「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故稱華」，所以「華夏」之名，意即衣冠華美的大國。蠻夷戎狄，並不在於他們東南西北的方位，而是文化水準較低，與華夏不同特徵之一，即未著衣冠。所以，衣冠為中國古代文明的象徵，區別夷夏的明顯標記。或許夏代即已具備了以衣冠為特徵的較高文化，為其他落後的部族所不及，直到春秋時代，戎狄被髮左衽，與華夏衣冠不同，成為鮮明的對比。

土牛溝其實就是人工的「漢番之界」，這條人工界線原本是清政府為了劃分漢番不同生活空間而設置。但隨著漢人用不同手段越界開墾，平埔族人從一開始出租田地、典當土地，到漸漸失去土地，終至遷徙的歷史進程來看，地圖上的土牛線，是不斷地向山區推進，也見證了平埔族群生活空間的日漸縮小。

1896年5月，成立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以培養公學校師資及實業人才。國語學校下設兩部：國語部及師範部，曾增設實業部，但不久即告廢除。1919年，國語學校改制為臺北師範學校，並陸續增設臺南、臺中、臺北第二師範學校。師範教育扮演培育師資及精英塑造的搖籃。總督府有鑑於中等教育以實用性為主，故首重臺灣地區環境衛生的改革，決議在臺培育醫療人才。1899年成立的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成為日治時期臺灣醫學教育的開端。「臺灣教育令」頒佈之後，醫學校升格為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1928年併入臺北帝國大學，改名為附屬醫學專門部，1936年增設醫學部。為了配合開發殖民地臺灣的需求，殖民地當局特別重視職業教育。職業學校負責培育及拓展實業所需要的人才。當然，這些人才必須具備應有知識及相關技能。總督府先後設立農業實驗場，糖業、林業、工業等講習所，數十所農業、工業及商業學校，更在各地設置職業補習學校。總督府不僅著重於一般性男子教育，更顧及女子教育、蕃童教育（原住民教育）、特殊教育（殘障族群）等。專為女性設立三年制的女子普通學校（中等教育）、高等女學校等，為原住民設立蕃童教育所、蕃人公學校；更為肢體障礙者設計盲啞學校，供殘障者就讀。這些教育可說是前所未有的變革，近代化教育制度徹底在臺灣生根及發展。

在民國八十年到民國八十六年間，「河洛」推出的戲劇，如《曲判記》、《天鵝宴》、《鳳凰蛋》、《浮沉紗帽》、《御匾》、《欽差大臣》等，是以官場事件為主軸，顯示出對統治階級醜態的嘲弄，《殺豬狀元》、《皇帝、秀才、乞食》、《命運不是天註定》則是對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進行嘲弄。《秋風辭》，是以歷史演義為本事，著重歷史人物的興衰成敗，極力描寫當時中央集權的帝制社會裡，宮廷內院的明爭暗鬥是最殘酷的戰場，在權力爭奪的扭曲下，就算是至親的天倫關係也顯得不堪一擊。劇中的每個人物，上至太傅石德、縣令李壽，都為了私利與「捉」「救」太子之間的衝突，心裡經過一番掙扎，一代君王如漢武帝，晚年也不免留戀帝位和生命，飽受小人、木人的擺佈，乃至信而見疑、忠而被謗，鑄下殺太子的大錯。親子歌仔戲《戲弄傳奇－白賊七、中山狼》這兩齣歌仔戲，由於是針對小朋友群眾所設計，因此內容活潑，通俗易懂，寓教於樂，其中《白賊七》是改編自《臺灣傳奇－白賊七詭計多端》這個故事中的三則故事來演出，內容描述白賊七利用人性貪婪的弱點，戲弄土豪與『膨風龜』，不過最後白賊七仍難逃法律制裁，故事簡單易懂，卻頗值得玩味。《中山狼》則是根據京劇故事之《中山狼》加以改編，但是情節旨趣已經完全不同，是以環保為主題。而近年來的新作如《臺灣，我的母親》、《彼岸花》、《東寧王國》、《竹塹林占梅-潛園故事》等，以臺灣史為故事背景，內容可以貼近民眾。《臺灣，我的母親》根據李喬史詩《臺灣，我的母親》改編而成，描述彭家兩代人從唐山到臺灣蕃仔林開墾的故事，雖然他們遇到墾戶惡意的壓迫以及颱風無情的摧毀家園，卻仍然不放棄土地，縱使知道要被日本人統治，彭家男人仍然堅守保護臺灣的信念，毫無畏懼的上戰場。《彼岸花》的歷史背景為臺灣漳泉械鬥最頻繁的時期，生為漳州人的陳秋生與泉州林秀蘭，希望能改變自身環境，結為連理，但卻事與願違，造成兩家無法彌補的遺憾，是漳泉械鬥下的愛情悲劇。《東寧王國》是鄭經與鄭克臧經略臺灣的歷史故事，不過短短幾年，東寧王國便因為權力鬥爭而走向滅亡。「河洛歌子戲」大都在國家戲劇院或是城市舞台等大型劇場演出，因此演出時對於舞台設計、佈景、燈光、音樂都非常講究，在戲劇的語言方面也善用俗諺、歇後語，使戲劇更加活潑且機趣橫生，演員們對於身段及唱腔的要求也頗高，所以整體演出相當精緻。

西元1947年，陳澄三在雲林麥寮成立「拱樂社」歌仔戲劇團，且專走內臺路線經營，由於演員實力堅強，所以口碑相當好，場場賣座。西元1952年，「拱樂社」的幾名要角，以「錦玉己」為首相偕出走，另組「錦玉己劇團」，這種打擊重挫陳澄三，但是他馬上決定開始採用劇本創作，請「陳守敬」為劇團編寫劇本。演員只要依劇本排演，死背臺詞，即可上臺。由於資深演員離去，劇團只剩下年輕女演員居多，所以陳澄三便打出「少女歌劇團」的招牌，作為號召。西元1956年，陳澄三更嘗試拍攝電影歌仔戲，當電影事業暫告一段落後，便以拍電影的經驗，籌設錄音團，每一齣戲都先以錄音方式錄製完成，演員只要對嘴即可演出，所以「拱樂社」得以大量增設錄音分團，增加收益。西元1966年，陳澄三為提升歌仔戲演員知識素質，有意創辦「私立拱樂戲劇職業學校」，但是向主管機關申請時，卻以「校地面積不足」被駁回，所以只好成立「拱樂社戲劇補習學校」，招收國中畢業未滿16歲的少女，這些少女入學前必須先經過考試測驗，考試通過後，修業6個月期間免繳學費，且校方免費提供制服、伙食、住宿，結業後分發到劇團服務三年，這三年皆可領取薪資。西元1969年，中視開播，陳澄三將補習班轉型為「拱樂社電視歌劇演員訓練班」，招收未滿16歲國中畢業的少女，分普通班與星期日班兩種，普通班每週二、四、六、日晚上從七點上課到九點：星期日班要上八小時的課，學生要繳交學費，半年二十九週九百五十元。結業後，可參加「拱樂社」在電視螢光幕的表演。 但是陳澄三所創辦的戲劇學校並未成功因為西元1960年以後，臺灣的經濟環境改變，農業人口紛紛轉向製造業，加上1960年代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願意入歌仔戲團的少女不多，未升學的青少年可選擇的職業種類增加，不一定要加入辛苦且易受歧視的歌仔戲團當演員。再加上陳澄三的戲劇學校無法給予學生高職學歷文憑，因此只好結束營運。1970年代，視聽媒體娛樂的增加，更衝擊到歌仔戲的生存，陳澄三也在西元1974年結束「拱樂社」的演出，「拱樂社」的結束也象徵著歌仔戲從商業劇場全盤退出。

西元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對在台的「皇民化」運動更是雷厲風行，西元1942年皇民奉公會下設立「臺灣演劇協會」，負責管制劇團，獲准加入該協會的歌仔戲團都紛紛改變為演出臺灣新劇，才有演出機會，而且劇本還必須經過「臺灣演劇協會」核定，所以劇團生存空間受到很大限制。 「臺灣演劇協會」」負責管制劇團，之後成立的「臺灣興行統治株式會社」將劇團分成甲、乙、丙三級，分級標準是以劇團會說日語人數多寡決定。歌仔戲演出的公文送達「皇民奉公會」及「臺灣戲劇協會」後，要等待批准，接著便依照等級分配到不同戲院演出。甲級劇團通常可以到大都市及設備完善的劇團演出，乙級劇團雖無法被分配到較好的戲院，但是仍有演出機會，丙級劇團所受待遇最差。當時日本政府希望藉由歌仔戲進行人民思想的箝制，所以歌仔戲不得不演出發揚日本軍國主義的內容，雖然這種「樣板戲」內容曾到各地演出，但是成果不佳，日本當局也只好放棄。

台灣有史以來，戲劇就成為民眾生活的一部分。民間戲劇演出的時機有:宗族祭祖、新屋落成、還願、寺廟神誕、慶壽及對違約的處罰等。其中，最普遍的是寺廟祭典與四時節令的演戲。戲劇演出也結合民間社會的人際網絡，親友之間互相邀集前來參與祭祀及觀看戲劇，除聯絡彼此情感，也促使人與人之間互動更為緊密。歌仔戲從本地歌仔時期便擔負著祭典酬神的重要祭儀，所以當歌仔戲逐漸從宜蘭傳至台灣其他地區後，除增加戲劇本身的藝術特色外，濃厚的儀式色彩仍然保留。由於劇團演出與社會習俗結合，所以演出的時間、地點、劇目皆須合乎祭儀，一般戲劇演出前，總會有祭祀儀式的進行。這些儀式包括起鼓、扮神仙劇（百壽圖、醉仙、八仙），以及跳加冠（官），與金榜，稱之為三齣頭，原本這些是亂彈戲演出時的習俗，但是歌仔戲也沿用此程序。其實扮仙戲反映了一般人希望得到的圓滿，所以有三種內容，一種是象徵神仙降臨的祝福的戲，一種是象徵封贈富貴的戲，還有家庭圓滿的戲。劇團演員在扮仙戲中便是扮演人與神之間的橋樑，執行宗教的儀式。扮仙戲的三仙指福、祿、壽，這些神仙會獻上魁星、麻姑、財福、男女童；如果是扮八仙，便是漢鍾離、呂洞賓、張果老、李鐵拐、曹國舅、韓湘子、藍采和、何仙姑，以及瑤池金母獻蟠桃、男女童等。跳加冠是由一個戴面具者，手持「天官賜福」的卷軸，在台上表演；最後的金榜是高中狀元的小生，與鳳冠霞帔的小旦，兩人拜天地。俗語說：「加官禮多過戲金銀」，是一般戲班及廟宇對於扮仙戲重視的寫照，只要戲團扮過仙，假使遇到颱風天無法演出，廟方仍要給戲班戲金。而信徒藉由扮仙戲而能得到心靈滿足，足見此種儀式的意義非凡。臺灣各戲劇都有自己的戲神，這些戲神有田都元帥、西秦王爺、老郎神、孟府郎君，而歌仔戲的戲神是田都元帥。日治時期學者鈴木清一郎調查發現，當時臺灣已有奉祀田都元帥的廟宇，田都元帥的造形有三種，第一種為小兒穿大人衣，第二種為穿文官或武服者，以及無鬚年輕人，其臉上特徵有一螃蟹的標記，腳下常有金雞、玉犬伴隨。民間對於田都元帥的傳說也多與螃蟹有關，因此也衍生?一些相關的禁忌。劇團為維持演出時的順利，有其一定的習俗及禁忌。例如演員們忌吃毛蟹，因為毛蟹是田都元帥的救命恩人，因為傳說田都元帥是個棄嬰，被遺棄在田間，全仰賴毛蟹吐沫餵養，才得以存活長大，所以演員們以不吃毛蟹表達感恩。此外，還有對蛇的禁忌，歌仔戲藝人認為蛇是不吉祥之物，所以演出時看到蛇，要燒香拜拜，有的甚至不演「雷峰塔」這齣與白蛇有關的故事。另外，劇團對「花」有忌諱，認為「花」有混亂之意；在戲劇演出前，文武場的樂器不能任意敲打，以免打亂規矩；還有演出時的頭盔、跳加冠的面具都不能亂戴，以免失聲。劇團的信仰神、禁忌，讓演員在演戲時可得到心靈上的安全以及保佑，也規範演出時的神聖性，讓演出能更加圓滿。

日治時期以前，臺灣的傳統戲曲多是隨著移民而來，或是應民間廟宇、社團邀請，來到臺灣演出，進而在臺灣民間流行。由於當時移民大多是來自泉州（包括晉江、南安、惠安、安溪、同安）、漳州（包括龍溪、平和、詔安、南靖、雲霄、東山、海澄、漳浦、長泰），而潮惠及其他地區較少，所以清代臺灣流行的戲劇，便是以泉州、漳州、潮州地區的戲劇為多。泉州、漳州、潮州這些地區流行的戲劇有泉州梨園戲、潮州戲、亂彈戲、九甲戲、四平戲、白字戲、傀儡戲、布袋戲、皮影戲，以及民間歌舞小戲如竹馬、車鼓，所以傳入台灣後，造成一股流行，成為當時台灣民眾的休閒娛樂，而這些戲劇也是信仰上的重要儀式。上述戲劇當時雖然頗為盛行，但是當臺灣土生土長的戲劇－歌仔戲進入舞台後，便逐漸與上述戲劇形成分庭抗禮之姿。日治時期，宜蘭地區有一群愛好演唱歌仔調的子弟，主要以男性為主，他們白天從事其他工作，空閒時間聚在一起唱戲。若是遇有村子寺廟舉行酬神慶典儀式，子弟們便義不容辭為此共襄盛舉，當時是站在板凳搭成的舞台即可演戲。只是劇目不多，常見為『山伯英台』、『陳三五娘』、『什細記』、『呂蒙正』這四大齣戲。戲齣中主要角色已有小生、小旦、丑角三種基本角色。當時的表演內容是以唱腔及肢體動作呈現，唱詞是四句為一個段落，形成『四句聯』，例如『五娘底刺繡在大仔廳，聽起外口叫磨鏡，我叫益春出去看，若是師父請來磨』，唸起來順口且有韻味。除歌謠、念白外，還會加上土俗小戲的身段，讓演出增添釵h趣味。在裝扮上，只有旦角必須綁頭巾、插珠花，其餘角色都是穿著日常衣服。常使用的曲調以『七字調』、『大調』、『雜唸』為主，其他還有『背思調』、『送歌調』、『留傘調』、『撐渡調』、『狀元調』，曲調並不多，以『七字調』使用最普遍。後場使用的樂器也十分簡單，主要有殼仔絃、大廣絃、月琴、笛子等。由於這些子弟們大多不認識字，所以並沒有劇本，戲先生由子弟班中擅長表演的演員擔任，負責教授子弟們唱腔及身段，以及排演戲劇。

1977年，政府推動十二項建設，其中包含文化建設，計劃輔導地方文化中心轉型。訓練專業人員，評鑑地方文化中心，發展地方文化特色。依據地方產業、人文、歷史、傳統等特性，找尋各縣市獨特的文化重點，藉此吸引民眾前來觀光，繁榮地方經濟。中央推動的重大建設有遷建中央圖書館，改成國家圖書館。籌建臺中自然科學博物館，高雄科學工藝博物館等文化設施。隨著政治上逐漸解禁，部份戒嚴時期之下難以發表的鄉土文學創作，得以出土，與世人見面。解嚴以後的鄉土文學創作，關懷及對象隨著增廣，主題不僅限於下層百姓的貧苦與生活。更展示臺灣人的生命力及生活環境，舉凡：社會、語言、風俗、文化、歷史等都是鄉土文學寫作的動力及來源。鄉土文化，以及古蹟資產受到人為的破壞日甚。有鑑於此，政府倡導臺灣文物資產的保存與維護。如：古蹟鑑定及修復，舉辦資產維護研討會，出版文化資產叢書，宣導愛惜資產，設置傳統藝術中心，民俗技藝園區，山地文化園區，更重視舊有技藝的傳承等。搶救臺灣碩果僅存的建築，傳習特有的文化，並且傳之後世。隨著教育改革的開展，國民教育的教材朝多元化邁進，教學內容有顯著增加及翻新。內容強調臺灣人為本位，建構臺灣的主體性。透過鄉土教材的編撰及閱讀，教導臺灣學生認識臺灣，學習各族的母語，明瞭臺灣的歷史，觀察臺灣的地理。由鄉土教材中進而發揮愛鄉、愛人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