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新羅時代，王室企圖用儒教的政治理念鞏固專制王權的體制，儒教勢力遂漸能與佛教分庭抗禮。儒學對朝鮮的唐化之影響，具體彰顯於西元六八二年設立國學，後實施讀書三品科的科舉考試制度，學習內容包括論語、孝經、禮記等政策中，顯見中國文化影響。新羅末期赴唐留學生中，通過中國賓貢科考試者五十餘人，其中崔致遠亦享名於中國。

阿倍仲麻呂於元正朝（西元七一六年）被為遣唐留學生，後易姓為晁衡，歷仕唐廷要職，先後出任左補厥、祕書監、左敵騎常侍、安南都護，累遷北海郡開國公，在華歷經玄宗、肅宗、代宗三朝，與吉備真備同為日本遣唐使時代派往唐朝留學生中最著名者。

南宋晚期，蒲壽庚與父親蒲開宗、哥哥蒲壽宬，由廣州移居至泉州。父親是位事業成功的商人，而在尚未身為南宋官員之前，哥哥喜歡詩詞，文章寫得不錯；蒲壽庚則不愛念書，反而時常惹事生非。 南宋咸淳末年，東南沿岸海寇猖獗。有一回海寇入侵泉州，結果被蒲壽宬、蒲壽庚兩兄弟所率領的鄉勇所擊敗。此後，蒲壽庚官運順遂，一路做到福建、廣東招撫使，負責管理海上貿易。當蒙古軍一路南下，南宋君、臣陷入苦戰之際，蒲壽宬、蒲壽庚兄弟衡量時勢後，決意叛宋降元。之後，元朝政府任命其為閩廣提舉福建廣東市舶司，再度掌管海上貿易。

明成化二年（西元1466年）決定將福建市舶司，由泉州遷到福州，此後福州就成為對琉球開放的唯一港口。琉球的貢船每次都挾帶貨物，進行貿易。明朝政府派往琉球冊封的船隻，也進行同樣的活動。

貞觀十五年（西元 641 年）正月，文成公主與吐魯番王松贊干布合婚。一行人由禮部尚書李道宗護送下，帶著豐厚的嫁妝，除家具器皿、珠寶飾物、綾羅綢緞、藥物、蠶種、榖種外，更有博士文集、歷史編年紀與各類經典三十卷，由青海入藏。 文成公主好佛，除了將佛教帶入藏之外，同時也為青藏高原的人民，帶來了漢唐先進的科技文明。入藏的漢族工匠耐心地向當地人民傳授冶金、農具製造、紡織、建築、製陶、碾米、釀酒、造紙和製墨等技術。而松贊干布不斷「遣諸豪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中國識文之人典其書疏」，幫助擬寫文書公告。自文成公主下嫁至贊普去世（西元640-650年），唐朝與吐蕃一直維持和平關係。文成公主於永隆元年（西元 680 年）去世，她在西藏生活了四十年。藏族人民懷念文成公主，用兩個節日紀念她。一個是藏曆四月十五日「沙喝達瓦節」，即公主到達拉薩的日子；另一個是藏曆十月十五日，相傳是公主誕辰。文成公主對漢藏兩族的交流做出了重大的貢獻；藏族人民崇敬她，不僅在於她對西藏經濟文化的發展貢獻良多，更主要的是她帶去了漢族人民對藏族的友誼和幫助。

王圓籙，湖北人。早年因逃荒離開家鄉，後來在甘肅的巡防軍當小兵。士卒退伍後，流浪到莫高窟做道士，法名法真。喇嘛念的是西藏經，找他幫忙解釋漢文經典。因為佛窟改建道觀的工程，意外在十六號洞窟，發現大批文物，即後世所謂「敦煌寫本」。

考古學家在今俄羅斯戈爾諾阿爾泰省烏拉干河畔，發現了西元前五世紀左右的墓葬群，名為巴澤雷克古墓群。墓中隨葬物品有大量的中國絲綢，其中第五號墓出土的蠶綢鞍褥面，上用彩色絲線繡著開滿花朵的樹枝，鳳凰飛舞其間；六號墓中發現了一面白色金屬製的中國鏡子。這說明了早在張騫還未通西域以前，中國的絲綢與文物，已在阿爾泰山一帶流傳了。傳輸的道路就是在沙漠道北邊的另一條東西交通要道，即草原絲綢之路。

日本發現三彩的遺址有好幾處。西元1954?1969年，日本玄海灘發現唐三彩陶殘片二十二塊，拼合後是一件三彩長頸貼花瓶。在奈良，大安寺的金堂與講堂之間的燒土層裏發現唐三彩和紋胎陶，陶枕有三十多件。1968年，奈良縣橿原市安部寺址西北出土過唐三彩獸足殘片。奈良的正倉院作?皇家收藏機構，在當時收藏的不少精美的三彩器至今還完好地保存著。

非洲的不少地方都有唐三彩的蹤跡，最有名的是埃及的福斯塔特遺址。位於開羅南郊的福斯塔特，在西元七至十世紀是埃及的政治、經濟和製陶中心。1168年遭到第一次十字軍的圍攻，毀於戰火，1972年起對遺址進行發掘，出土了大量中國陶瓷器，有越窯青瓷、定窯白瓷、龍泉青瓷及景德鎮、耀州窯、福建窯、磁州窯的?品。值得注意的是出土了唐三彩，出土的三彩盤刻花填彩，屬中晚唐?品。

班超率領三十六名軍士，出使西域諸國，先於鄯善建功，後又和疏勒（今新疆喀什）、車師等國結成了友好的關係。他善用西域諸國的力量，以巧妙、以少勝多的戰略戰術，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例如平定疏勒的叛亂、擊敗了龜茲與莎車，並配合東漢的軍隊的勝仗，終迫使北匈奴西遷。班超被任命為都護，駐守龜茲，西域五十餘國全部歸附了東漢；班超後被封為定遠侯。自西漢末年起即被阻塞了的東西交通大道，因此又重新暢通了。班超還和安息（今伊朗）國建立了友好關係，並派助手甘英到達條支（今敘利亞一帶），前往聯絡大秦（今羅馬），在大漢絲路上留下了一代雄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