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對天主教並非全面禁絕，而是必須領有傳教執照才能繼續在中國傳教，以便能夠控制傳教士的活動以及監督他們的傳教內容。但有一些傳教士拒絕申請，寧願以非公開的方式傳教。雍正即位後，因傳教士介入皇位之爭，對傳教士不滿，仍予以嚴禁。1724年(雍正2年)雍正諭令信奉天主教的中國人放棄信仰，否則處以極刑，並限西洋教士半年內離華，前往澳門。當時全國有教堂300餘間，自此以後，大部分改?公廨或倉庫等。雍正在位期間，只有北京的天主堂保持傳教活動，其餘各省的傳教活動均屬非法，傳教士只能秘密進入中國傳教。乾隆即位後，雖准許傳教士供奉朝廷，但對傳教活動嚴加取締，1757年（乾隆22年）並下令嚴查各海口，禁止外人自由通行。嘉慶皇帝亦堅持禁教，於1805年5月制訂取締天主教章程十條，嚴諭官員執行。禁教期間，基督教在中國並沒有絕跡，傳教活動仍在暗中進行。中國籍傳教士，打扮成商人，到各地傳教。西方傳教士則儘量打扮成中國人的樣子，以避人耳目。例如打扮成病人，每天以茶洗面，使顏色黧黃﹔休息時，則以被褥蒙首，面壁而臥；並靠著中國教友幫忙，暗地接送傳教士，長期暗藏或供養被追捕的神父。在江南地區傳教者，如1745年(乾隆10年)，義大利談方濟神父（Franciscus de Attimis）在黃安多神父（Antonius Josephus Henriquez）的幫忙下，利用河道，白天蟄伏在教友的船艙，晚上才登陸活動，施行聖事，天明即散。

利瑪竇，字西泰。1552年生於義大利，1583年來到中國，1601年進入北京，之後的10年，利瑪竇憑藉其精湛的數學、天文知識和宗教熱忱，結交士大夫，努力融入中國社會之中。利瑪竇不但通曉中文，而且熟讀五經，擅常用儒家的經典來解釋基督教教理。其豐富的學識和無礙的辯才令人佩服。在中國知識份子之間建立了良好的形象，也促進了東西文化的交流。此種傳教模式，被其他相繼來華的耶穌會士採用，使耶穌會在中西文化、教育、宗教等的交流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利瑪竇精於數學及地理，懂得製作天體儀和地球儀，並常製作日晷贈與中國官員。為了能順利將天主教向中國傳播，利瑪竇認為應該從中國的上層階級著手，因此努力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廣泛的與士大夫交遊，並且認同中國人的祭祖等傳統風俗。他肯定中國人是一個崇尚自然理性的民族，認為儒家思想並沒有和基督教義理有相衝突的地方。他透過向中國的士大夫介紹西方自然科學與思維方式來傳教。1609年，利瑪竇創立「天主教聖母會」。他除了向受洗者講說天主教義理外，也繼續研究中國文學、史學與經典。後來，他在北京籌建了一座大教堂，親自監工，不辭勞苦。1610年，利氏病逝，享年57歲。明廷為了表示哀悼，賜予葬地，可見利氏在明帝心目中的地位。

義和團(原名義和拳)，是民間練拳風氣加上鄉團和秘密宗教的組織。興起於1887年(光緒13年)山東冠縣教案，因教民拆毀玉皇廟改建教堂，發生群眾襲擊教士、教民事件。此後在官方的縱容之下，勢力日大。1897年(光緒23年)，山東民眾攻擊德國教堂，德國趁機進占膠洲灣，築路開礦，山東仇外情緒高漲。1899年(光緒25年)，毓賢繼任山東巡撫，篤信義和團神力，可抵禦洋人，故義和團氣焰愈高，到處焚毀教堂、殺教民，致愈演愈烈。經外國公使一再抗議，清廷改派袁世凱前往鎮壓，義和團無法在山東立足，乃向天津、北京進發。1900年義和團在慈禧太后的縱容下，圍攻使館、殺教士，遂有八國聯軍之役，北京淪陷。最後清廷求和，簽訂「辛丑條約」，才告落幕。這一次事變中，義和團民焚毀教堂，屠殺教民，使得京師大亂。京城內外所燒毀的西人住宅共計有三十四所，教堂十八所，男學堂十二所，女學堂十一所，傳道學堂四所，施藥局十二所，醫院八所，印刷處三所，盲人學堂一所。基督教遭受前所未有的打擊，也使他們反思在中國傳教的經驗教訓，開始注意約束教士、教民，盡可能的尊重中國的風俗禮儀。事後，洋教處境大為改善，一方面清廷態度丕便。由仇外改為「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宣佈實行新政。另一方面，中國人對傳統迷信、巫術已無信心，對於教會在中國的教育、醫療等事業也有好感。此外，在庚子新政時期，報刊的宣傳使得中國民眾對基督教有更多的了解，也多少幫助清廷調整對教會的政策。

基督教的慈幼事業，包括育嬰堂、孤兒院、盲童學校及聾啞學校等。其中興辦育嬰堂最為重要。當時規模最大的育嬰堂，是1867年創辦的上海聖母院育嬰堂。負責幼孩的衣食，保障其生活，並加以教育。住的情形，男女嬰孩，分開居住，直到長大成人。育嬰堂大都採取養、教、工三者結合的救助方式。除供給衣食、施予教育外，病訓練其謀生技能。例如天主教早期在上海創辦的蔡家灣孤兒院，就讓男童學習縫紉、木工、印刷等技術，以便成年後有能力謀生。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孤兒院的孤兒也要學木工、制鞋、雕刻及農田耕種等，並設立一間印書館，讓孩童打字、排印。教會興辦育嬰堂的方法，使得在中國行之已久的慈幼事業漸具規模而有制度。但由於一般教會辦理的育嬰堂容量有限，設備和保育措施不足，若有大批嬰孩進入，因照料不足，易發生傳染病而大批死亡。或是被送達之時已奄奄一息，無從救治，因而病故。由於死亡率過高，常引起中國人的質疑。

古埃及人的衣料主要是從尼羅河畔旁生長的亞麻紡織而成，一般男性用一條布圍繞腰和臀部，貴族則是穿著打褶的圍裙，象徵太陽的光輝，婦女則穿緊身長袍。 古埃及人喜愛打扮，會用脂粉盒裡的眼圈墨化妝，喜歡用藍色和黑色，不論男女身上配戴項鍊、手鐲、胸飾等裝飾品。富人們一定戴假髮，在祭典時穿上最美麗的服飾，法老會載象徵權力的假鬚。在法老的墓室中還發現涼鞋，木乃伊必須穿上涼鞋，以確定重生的時候可以使用。

哈里發（khali─fah、caliph）意為穆罕默德的繼任者，哈里發除不能宣佈啟示外，但宗教和軍政大權集於一身，哈里發因此成為伊斯蘭政權最高統治者的專門稱號。西元632年穆罕默德歸真之後，由穆斯林公社依次選出阿布?伯克爾（Abu Bakr）、歐麥爾（Umar）、奧斯曼（Uthman）、阿里（Ali）四人作為哈里發，他們掌權長達三十年之久。穆罕默德死後，不願繼續為了進入麥加而繳稅的阿拉伯各氏族部落的起身反抗，麥加貴族也宣稱已有人受神啟，不願服從哈里發阿布?伯克爾的領導，所以阿布?伯克爾兩年任期內（西元632~634）主要是全力平復這些叛亂。第二任哈里發時期之後，便不斷向外擴張，不只鞏固了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半島的統治地位，並向半島以外更的地區發展，伊斯蘭教史上稱這個時期為「四大哈里發時期」。

埃及地中海沿岸約30公里寬的地區為地中海氣候帶，冬季溫暖濕潤，夏季炎熱乾旱，氣候溫和，冬季均溫為12度，夏季均溫為26度。其餘大部分地區屬於熱帶沙漠氣候，氣候炎熱，夏季（4-10月）酷?，溫度平均約32℃至40℃，部分地區氣溫會高於50℃，冬季（11-3月）北部寒冷，沙漠地區酷寒，日夜溫差大。

明治維新有成之後，日本國內為配合國際貨幣體系，改採金本位制；乃定於1897年（明治三十年、光緒二十三年年）十月一日起施行其〈貨幣法〉，為配合其〈貨幣法〉的施行，遂於同年九月二十一日再度舉行貨幣會議，經參酌臺灣的實際情形，乃決定其改革臺灣幣制的基本方針：「〈貨幣法〉之施行於臺灣，不以明文規定；臺灣之主要通貨，以鑿印之一圓銀幣充之，並按時價（即金銀比價）核算，使用於島內之一般公私交易上；原來允許使用於繳納租稅等公課之外國銀幣與私人鑿印粗銀，今後禁止使用。」日人在臺灣實施「流通銀塊的金本位制」，固屬一項精心的設計，雖然尚未能將臺灣所流通的貨幣，立即完全納入日本的貨幣體制內，但是，其欲藉此而增強日本貨幣在臺灣的流通勢力，以逐漸驅逐與取代原先所流通的雜亂貨幣。由於殖民政府未能積極收換新幣，於民間使用上又未能禁絕使用舊幣，所以造成鑿印銀幣運行效果不佳的情況。最後不得不停止銀幣鑿印，改為所有銀幣均按「時價」無限制流通。日本的鑿印及未鑿印銀幣都按「時價」流通時，舊有的各種貨幣亦都繼續在民間使用，且仍有外國銀幣、乃至粗銀輸入。等到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光緒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臺灣總督府即以法令規定，對進口粗銀課稅百分之五，並禁止「歹錢」（私鑄之劣質銅幣）輸入，自翌年四月一日起施行；繼至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更規定「折合日本貨幣（按係指其金幣而言）達三圓以上之外國輔幣（按此當包括清鑄銅錢在內），禁止輸入。」自同年六月一日起實施。此兩項規定，是日人採漸進方針，對臺灣進行進一步幣制改革的準備行動。另外，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光緒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臺灣銀行正式成立，並發行「銀?」，並對於之後臺灣幣制整頓發揮重要的作用。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大本營設立在巴達維亞（印尼），主要目的在於經營東亞地區，以擴張殖民地為手段，獲取商業貿易利益、資源和傳教為主要的二大目的。東印度公司成立的一百多年間，剛好見證了荷蘭的黃金時期，它在1799年解散，也正好是荷蘭黃金時代的尾聲。而這段時期，因為歐洲各強國的殖民地與貿易範圍的迅速擴張，引領了資本主義的逐漸盛行，許多中產階級和商業新貴開始出現，讓各國本身的經濟、社會體制開始產生巨大的轉變。

日本領有台灣之初，大藏大臣松方正義即云：「既取得台灣，應以利用厚生的原則開拓之，先設置授與紙幣之發行的特殊之銀行；以便幫助新領土之財政，並謀經濟之發達。」但是由於台灣局勢未穩，所以並未立即創立此融通工商業及公共事業之資金；二、開發台灣富源；三、擴展營業範圍至南中國地區及南洋諸島，以為其商業貿易之金融調和機關；四、疏通台灣金融，使不受高利貸之苦，使台經濟獨立；五、勸誘日本人至台投資；六、整理幣制。然而，由於規定需要五百萬圓以上資本額方能設立，在日本政府沒有出資計畫的輔助下，未能即刻達成集資的要求。加上甲午戰後日本內閣更換頻繁，戰後經濟情況不佳，復以台灣仍有「土匪」騷亂、社會不安，所以拖延兩年多才正式設立。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光緒二十五年）三月二日，開始施行由日本第十三屆帝國會議通過之〈台灣銀行補助法〉，在日本政府承購台銀股份，以及多種優惠條件支持下。同年六月，台灣銀行正式成立。種銀行；而是由日本內地之「大阪中立銀行」、「日本中央銀行」來台設立辦事處、分行，以處理金融相關業務。由於業務不佳，未能達成吸收台灣資金的目的，復以台灣貨幣紊亂，阻礙對新領土的經營、統治及吸引日本工商業投資等目標的實現，乃轉而計畫設立具有台灣「中央銀行」性質的「台灣銀行」。1897年（明治三十年、光緒二十三年）日本政府第十屆帝國會議通過「台灣銀行法」，其中規定台灣銀行的業務範圍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