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回飲食又稱「清真飲食」，專指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族飲食，「清真飲食」一詞約在明末清初時出現。因為受伊斯蘭教義約束，回族的飲食中，對於具有食肉、勾爪、污穢等十數種特徵的動物，都禁止食用，讓「回回飲食」自成一系，獨立於漢族飲食外。由於回族分布甚廣，依居所不同有各自不同的主食，北方回族偏麵食為主，最具特色的食品，就屬西北回族的「拌麵」、「?」、「?」、「泡饃」跟「抓飯」了；江南回族則好米食，他們的「手抓飯」也相當有名。副食則是蔬果、禽鳥與蛋、魚跟肉為主，北方的回族特愛食用牛、羊肉；南方則是則以雞、鴨、魚為主，烹調法以烤、扒、蒸、炸、涮、燒、爆、醬為主，調味重，偏鮮鹹，對於醃菜類也相當喜好。「陜西菜」又稱作「秦菜」，陜西可說是中華民族的發源地，傳說自黃帝時代開始，中國人就在這區域活動，若依史料記載來看，中國王朝自周朝起直到唐代，就常在此區的關中建都，由於關中地區自古便物產豐饒，並與西亞、北亞往來頻繁，因而烹調方式相當多樣，也帶著濃厚的塞外風情。二次大戰間，許多沿海居民遷居此地，讓蘇、浙菜系進入此區，促進了陜菜新一步的發展。此區的菜系分「關中、漢中、陜北」，「關中菜」為主流，口感偏酥爛，調味濃重；「漢中菜」的食材使用廣泛，味道偏辣、鮮；「陜北菜」取羊肉為主要食材，口味亦偏酥爛、燙口。陜西為古都所在，物產豐富，因而在許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年代，也吸收了許多種民族風采，許多自西域帶回的食材，也在此區廣受採用並擴散開來，隨著食材傳入，也傳來了西域的烹調法，像原稱「胡餅」的「燒餅」的製作法就是一例。地理鄰近北疆，遊牧風采也時常可見，所以陜西的菜色始終充滿著古趣與外族風味。甘肅是古代絲路要衝，西域瓜果經此傳入，而黃河又流經蘭州，使得蘭州瓜果頗有名聲。此地回族人口眾多，回族對於製麵頗精，因而此區的麵食種類繁多，最為有名的大概就是創始於清光緒年間的「蘭州拉麵」，創始者「馬保子」就是回族人，所以他的牛肉麵就秉持回族飲食要點，以原味質樸為上。

「湘菜」重香氣變化，佐料多用辣椒、豆豉、薑、醋、五香粉等，烹法以蒸、煎、炒、燒、煨、臘為主，特別擅長燻製「腊味」。菜餚往往帶著濃厚焦香，吃起來酸、辣、麻，其中首推雞肉為頭等美味，其次是牛肉、鴨肉。菜相色彩鮮豔，五彩繽紛。 湘菜系下分「湘江、洞庭、湘西山區」等三種地方風味，又以「湘江菜」為主流，選料精、味道濃、氣味佳；「洞庭菜」以水邊禽類、河鮮為主；「湘西山區菜」，則擅長烹煮山珍野味，充滿本地區少數民族的風采。「湖南菜」的歷史可上溯石器時代，戰國時代此區屬越楚之地，物產與氣候和中原大為不同，因此飲食文化就已經獨立於中原地區外，「豆豉」更是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古老調味料，也因氣候潮濕，所以盛產香菜類植物，香味也成了湘菜的特點之一。又因境內溼氣重，所以自明朝時從外地傳入辣椒後，湖南人就開始嗜辣，故俗語有「湖南人怕不辣」的說法。但辣味特色與四川的辣法稍有不同，它獨欠辣中帶甜，反以酸辣為主。

摩天大樓顯然是量體龐大的結構體，而且光是物理性的表現及非自然形成的高密度集區，就成了已開發國家的城市象徵。在許多城市中，摩天大樓已經成為城市核心、商業中心與金融樞紐。另一方面，與其爭論摩天大樓是否適合人類，不如從蓬勃發展的亞洲觀點來看，如何設計這些摩天大樓。在東亞的住商合一城市來說，新建的摩天大樓會破壞原有街景。台北101大樓的位置設在信義重劃區的理由也在這裡。

北海公園是北京城最古老的皇家園林，為遼、金、元、明、清五代的皇家禁苑。北海園林開發始於遼代，金代又在遼代初創的基礎上營造太寧宮，大定十九年（1179）建成，後更名為萬寧宮。太寧宮是金代皇帝遊玩避暑的一處重要離宮。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遷都，喜愛瓊華島，以此處為中心建設一座新的都城元大都，把瓊華島改名萬壽山（後改萬歲山）。萬歲山所在的湖泊，稱為太液池。以萬歲山、太液池為中心，東為大內，西為隆福宮和興聖宮，形成三宮鼎立，宮殿與園林緊密結合的格局。明朝永樂十八年（1420年）又多次修建，清初順治年間，建藏式白塔，把萬歲山改名為白塔山，乾隆時期對北海進行一次重點改建，奠定現在北海的規模和格局。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使北海幾成廢墟。1925年北海則闢為公園。北海公園主要由北海湖和瓊島所組成，在北海公園中最值得一看的是九龍壁，因為上面的七彩琉璃磚非常難得，而大陸現存的九龍壁有三座，有一座在山西大同明王府門前，一座在北京故宮皇極門前，只有北海公園內這一座才是雙面都有九條龍的，九龍戲珠於波濤雲海之間姿態各異，栩栩如生。

在纏足風氣盛行的年代，有許多男性對「蓮足」的喜愛，達到痴狂的程度，甚至有些文人手中若不握一隻弓蓮或小腳，則無法讀書寫作。但實際上，並非所有人皆對纏足表示贊同，宋人車若水是最早對此提出質疑的人。他在著作《腳氣集》中表明，將四、五歲無辜小女孩的腳纏得那麼小，是件很殘忍的事，不明白纏足與限制婦女活動有什麼好處？另外，宋代理學家程頤也對纏足不表贊同，因此力行不准族中女子纏足。但對大多數人而言，纏足不僅認為是種美的代表，甚至成為女子是否能嫁到好婆家的重要憑藉，故纏足成為主流風尚。日後，對纏足提出更強烈質疑、反對的意見者，則一直要到了清朝。纏足在清時可謂到了極盛時期，雖然在滿清入關時，禁止女子纏足，但主要的對象是針對滿族婦女(滿人並無纏足習慣)。至於漢人婦人，當時一方面在服飾上有「男從女不從」的規定；另一方面，因漢人纏足對滿人的統治無不太大危害，故纏足並沒有受到清官方太大的反對和禁止。至於在民間，則有人對於纏足提出強烈的反對呼聲。例如李汝珍(約1763~1830)在其名著《鏡花緣》中，以林之洋在女兒國被選為妃，而被強迫纏足的情形，反映女子承受的痛苦，從中也表達他反纏足的觀感與強烈的抨擊。除了李汝珍外，尚有袁枚(1716~1798)、俞正燮(1775~1840)等人，他們可謂是清末天足運動的先驅。清末天足運動的發起，主要是受到當時西方勢力的強大影響所致。簡言之，當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後，顯露出清廷的實力已遠遠落後經過工業革命洗禮的西方諸國，而西方各國也逐漸摸清楚中國的實力，從此中國開始陷入悲慘的境地，民族自信心隨之一落千丈，原本自恃的一切，成為落後、野蠻、殘忍的象徵，而「小腳」也由原本美的象徵，而被視為是殘忍的代表。但對三寸金蓮負面的看法，並不是突然出現並立刻成為普遍共識，而是經過一段長時期的推動與發展，且過程是曲折不斷。近代反對纏足的呼聲高漲，與來華的洋人有很大的關係。傳教士為早期主要推動者，雖然早期他們對於是否要革除為中國陋習之一的纏足，看法有所分歧。後來認為必須透過有組織、系統的推行，成效才易彰顯，因此成立戒纏足會，推行教會學校禁止纏足女性入學等。也有些西方婦女參與其中，著名者有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立德夫人(Mrs. Little)。他們也舉辦演講與編刊物來宣傳反纏足言論，並希望此能影響中國上層階級，藉上層力量而影響下層民眾；梁啟超等人即受到影響，而反對纏足。至於在國內，清末由於國家處於風雨飄搖的階段，許多有識之士不斷思考如何救國，而以康有維、梁啟超為主的維新派人士也不例外。他們一方面受到西方思想影響，同時也思索如何革除中國缺點而使國家強大，推行天足運動，成為他們解決中國弊病的方法之一。在推行天足運動中，最重要的途徑，是要求男性不要娶小腳妻子，一旦纏足不再與婦女婚姻有利害關係，是更容易讓他人接受且實際不纏足。在來華西人與梁啟超等人的努力下，使得更多人加入廢除纏足的運動中，甚至慈禧太后也曾下懿旨禁纏足，同時也有地方官員參與。但這些努力主要是點的發展，故成效仍屬有限。到了民國時期，不纏足運動才在政府推行罰錢等政策，有計劃、有組織的推動下，才收到較大的成效，最後使得纏足風氣消失。值得注意的是，全國廢除纏足不是一致性的，而是有區域的差別。基本上，天足運動是沿海地區接受度高於內陸、城市高於鄉村、上層階層高於下層民眾。另外，在推行的過程中，曾出現因太過急躁而造成民眾反彈，也傷害了纏足婦女的尊嚴。例如，當眾強迫脫下小腳婦女的弓鞋；也有官員趁機敲詐。另外，一旦緊纏的小腳，若要放足，是需要一段時間的，並不能立刻放足，否則疼痛難耐，造成更大傷害。但當時的官員並沒有注意到，而強迫婦女立刻放足，對纏足婦女的生理，又造成另一層傷害。再加上當「以天足為美」成為社會主流時，纏足被視為落伍，又造成纏足婦女的心理壓力。這些無法放纏的婦女，成為時代下的犧牲品。無論如何，放足由原本全然受到排斥、到逐漸接受，甚至成為一股運動，到了民國30年代左右，除了原本早已纏足至無法放足的女性之外，基本上中國已不再有人纏足。到了現今，據說在中國雲南仍可找到年歲已高的纏足婦女，成為中國金蓮風尚的見證。

從公元前4千年之初，廟宇和居室在地點和形式上都有所區分。在地中海中心位置的馬爾他島(Malta)已運用石材建造廟宇了。廟宇入口採取將一塊橫石放在兩根直立的石柱上的柱楣系統。樑柱系統的建築結構在新石器時期的歐洲已經採用。位於英國南部沙利斯柏利平原(Salisbury Plain)的環行巨石群(Stonehenge)，約自西元前3000年起，分數個階段建造，巨石呈同心圓狀精確排列，是歐洲最大的史前遺跡，1986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有些巨石深入地下2.5公尺，地上部分高6.5公尺。令人好奇的是數千年前人們如何將這些巨石從三百多公里外運來並豎立起來？為何要建造巨石群？人們的推測從觀象台、太陽神殿、祭壇、墓場，甚至刑場、外星人入侵地球的傑作等都有，可能十九世紀英國名相格拉斯頓(Gladstone)的名言頗合宜，他說：「這是一座崇高的、令人敬畏的古蹟。」英國電影《黛絲姑娘》的結局即以此為場景：淳樸苦難的黛絲與心愛的逃出虎口，來到這堆巨石群中，當火紅的太陽從巨石堆疊的拱門中升起，充分顯示巨石群的神秘感。

1900年，黃玉階首先倡組「臺北天然足會」。其後，各地有識之士紛紛成立「解纏會」、「斷髮會」或「風俗改良會」，以身作則，鼓吹放足斷髮。十餘年間，逐漸掀起熱潮。接著，總督府趁勢利用保甲制度，全面推動放足斷髮，在警察監督下，保正、甲長至各戶調查仍保留纏足辮髮人數，限期實行放足斷髮，或舉辦集體放足斷髮大會、慶祝會等，以倡導改革風氣。最後，達到普遍放足斷髮的目標。黃玉階先生，生於1850年，台中梧棲人，32歲來到台北大稻埕，是台灣第一位領取漢醫執照的人。他反對纏足，認為那是不健康的，所以提倡「天然足會」，也發起「斷髮不改裝」運動，是推動台灣現代化的功臣之一。1900年，受中、日社會新氣象之刺激，以及日本官民之鼓勵，有「台北天然足會」之成立，號召社會中、上階層入會，以身作則，倡導解放纏足，惟進展甚緩，至1905年仍有三分之二的女子纏足，放足者僅占纏足者的1.1%。

早期農業社會，土地的收成是人們最大的經濟來源，土地公保佑農作物豐收，農民順利賺錢而致富，隨著環境的變遷，土地公從掌管土地之神兼職轉化成「財神」，民眾除了祭拜土地公祈求發財，有些土地公廟也可以讓人們向土地公「借金生財」，土地公廟從祭祀的場所，轉換成類似銀行的性質，信徒跟土地公借錢做生意，討個好彩頭，一年後再來還錢。人們相信土地公的錢，能帶來好運，保祐大家賺大錢。這種特殊的「借金生財」習俗把土地公的慈悲、有求必應發展的淋漓盡致！土地公是掌管土地的神明，土地與人民生計的關係最為密切，凡事都會為請求土地公幫忙。土地公的神格並不高，類似於村里長兼管區警察，幾乎每一村里皆有專屬的土地公廟，甚至有些市街，也有設立土地公廟，所以有「庄頭庄尾土地公」的諺語。土地公是地方守護神，人們都希望土地公能發揮神力，庇護地方平靜，保佑人們平安順利，闔家順利平安。人死後的墳墓建造與維護，均有賴土地公的首肯，因此墳墓旁均會設立土地公神位祭拜。早期只有以石碑刻上「后土」為土地神，現在比較講究者則會雕刻土地公神像的造型。在掃墓時，也會先祭拜土地公，再祭拜亡者，表示對土地公的尊重與感謝。

進香是神靈與神靈之間的尊崇，白沙屯媽祖到北港進香主要是要「刈火」，也可稱「乞火」、「合火」。刈火儀式是由朝天宮的住持法師主持，法師要從朝天宮終年不滅的常明燈裡，掏引火苗到白沙屯拱天宮的火盆裡，這火苗的傳遞象徵媽祖的萬年香火流傳不絕，媽祖的靈氣可延伸傳布。儀式完成後，在北港民眾的歡送聲中，信徒們滿懷興奮感激的心情踏上歸程，再回到白沙屯。在進香回來的第二天，白沙屯媽祖會舉行遶境遊庄，祈求確保地方平安，等12天後的開爐儀式完後，村民吃湯圓表示進香的圓滿順利。白沙屯媽祖的進香的活動，一向以媽祖旨意為依歸，從起駕、出發、進火、回鑾時辰，都是以擲筊來決定。每年進香沒有排定行程表，行程路線、歇宿地點都飄忽不定，完全由白沙屯媽的神意在前引領。每每到岔路，大家總是屏息以待，肩扛神轎的「勇字輩」便會停下來感受鑾轎的晃動，再確定行進方向。媽祖所到之處，炮聲隆隆，家家戶戶擺桌祭拜，甚至準備數十串鞭炮齊放，熱情叫喚著媽祖，希望祂能到家裡停轎休息，受到祝福。

鴉片戰後，中國於1844年 (道光24年)所簽的中美、中法五口通商章程中，允許外國人在五口建造教堂，中國人若將禮拜堂或墳地觸犯毀壞，地方應嚴拘重懲。同一年，道光皇帝准許中國人至外人建造的天主堂作禮拜、入教，正式廢除了對基督教的禁令。1846年，道光皇帝頒佈諭旨，認為天主教是勸人為善，與其他邪教不同，因此准免查禁，並且歸還康熙年間的天主教教產。道光所頒佈的諭旨，明確規定傳教士的活動僅限通商口岸，仍然禁止入內地傳教。至英法聯軍後簽訂的天津條約中規定，中國有保護傳教的責任。咸豐10年(1860)的中法北京條約，允許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地建造教堂、醫院，中國人民任其信教，地方官須善待保護。條約對天主教的保護，易引起民教衝突，造成教案頻生。雍正禁教後，教堂多被沒收充公，有的已改建，有的是多次易手，要查還相當困難。傳教士仗著條約和外國的勢力，常不顧實情，任意需索，要求會館、書院、廟宇等，應予退還，甚至強迫買賣田地、低價勒索，或強迫官方撥用土地，遭致民間反感。此外，傳教士深入內地傳教，也常攻擊、破壞中國一些傳統習俗，或干預訴訟，使中國社會秩序大受動搖。再者，教民破壞神像、毀壞祠堂，民間酬神賽會演戲時，教民既不出資，又參與觀戲遊樂，讓平民心生不滿。種種民教之間的誤會、衝突，皆在條約保護、內地傳教後一一浮現，教案也隨之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