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改革進入新的階段：為期三十年的自強運動由於甲午戰爭的失敗而告結束。有識之士認知器物改革無法達到自強的目標，思想觀念大為轉變，因而進一步要求制度方面的變革。在馬關條約簽訂的那一年，康有為、梁啟超師徒二人各地舉人發動公車上書，以變法圖強為號召。國際地位低落面臨嚴峻的外交危機：馬關條約簽訂後，西方列強爭相租借港灣，劃分勢力範圍，讓中國面臨被西方列強瓜分的嚴峻外交危機。龐大的賠款財政負擔影響國計民生至鉅：馬關條約的二萬萬兩賠款與贖回遼東代價三千萬兩，再加上向西方各國貸款的利息負擔，使中國須以往後數十年的關稅作為抵押還債之用，影響國計民生甚鉅，也阻礙中國近代化建設的發展。傷害中國工商業的發展：馬關條約中一條日人有權在中國設立工廠的規定，使西方各國可以依照最惠國待遇條款要求一樣援此例辦理。造成西方各國可以就近利用中國的低廉原料與人工，商品又可以免稅納捐，使中國的工商業無法與之競爭，嚴重打擊中國工商業的發展。甲午戰爭期間，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近代中國第一個革命組織興中會。中國的近代化運動至此產生二個不同路線，一為支持清廷繼續推動改革、一為推翻清廷進行徹底改造。

漢代時期施行察舉與詔舉之制時，士人應詔，特為禮遇，考士均由公家備車赴京，是以日後稱赴京應試之舉人為公車。1895年，正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得知了馬關條約的苛刻內容後，聯合各省參加會試的一千三百多名考生，上書光緒皇帝，其主張重點為要求遷都、拒絕議和、實行變法等，這次考生聯合請願運動事件即為「公車上書」。雖然此行動的三大主張沒有實現，但這次聯合請願運動影響頗大，不僅使康梁師徒兩人聲名大噪，逐漸成為維新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物，它也是清末第一次知識份子的聯合政治請願運動，並有效形成輿論宣傳的發展，成為清末政治請願運動的起點，促成國民問政的風氣，催生了許多議政的學會組織。

改革與革命都是人群改變政治社會制度結構的方式。人群為什麼要改變政治社會的制度結構，主要乃是舊的制度結構無法滿足實際的社會環境現狀。導致社會制度變遷的動力可分成兩類，分別是外在被動的壓迫和內在自發的演變，而近代中國變動的動力主要為外在的壓迫衝擊。改革是由社會統治力量內部的人群發動改變政治社會制度結構的政治活動，是在舊體制範圍內自上而下的推行，但對舊統治階層的大多數而言，依然是被動的、不得已而為之的事。它的優點是漸進溫和，但換一個角度來看，缺點就是不徹底，就是無法徹底摧毀舊的制度結構。至於改革成敗與否主要取決於當時統治階層的決心與能力。日本明治維新之所以順利因為統治階層具備改革的決心與能力。滿清戊戌變法、立憲運動的失敗原因則是腐朽的統治階層並無改革的誠意，僅以自身的地位利益為最高考量。革命往往是改革不成後，是由人民（即下層被統治階層的社會力量）發動的，完全推翻舊有的體制，舊體制下的主要統治階層、既得利益集團被徹底摧毀。它的優點是較為全面而徹底，但換一個角度來看，缺點就是新舊力量的衝突非常直接激烈，往往造成人群生命的巨大損失，社會的崩潰解體。而革命勝利後的最大隱憂，在於新興的統治力量未必能夠保持革命的果實，主要依賴於內在的社會條件到達什麼樣的程度，民國初年亂象頻紛，主要原因就在於當時的國民水準與社會環境無法支持新型態民主制度的運作。其實不論是改革或革命，都必須付出相當程度的代價，至於選擇改革或革命路線實際上是由當時的社會客觀形勢變遷所決定，並非少數從事政治運動人士所能決定操縱。只要對客觀形勢的觀察角度、價值觀念不同，自然會有不同的傾向和選擇，並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更何況隨著客觀社會環境的持續變遷，路線的傾向與選擇自然也應該隨時調整，從清末立憲與革命的論爭來看，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奧古斯都去世後，緊接著的四個皇帝與奧古斯都有親屬關係，皆屬朱利安(Julius)與克勞狄(Claudius)兩個氏族的成員，因此稱為朱利安．克勞狄王朝，但這四位帝王並不稱職，尤其是這個王朝的最後一位帝王－尼祿(Nero)更以荒淫暴虐聞名。羅馬帝國承受住了這些帝王的暴政，西元96年至180年羅馬連續出現五位賢明的帝王，分別為內爾瓦(Nerva)、圖拉真(Trajan)、哈德良(Hadrian)、安東尼奧(Antoninus Pius)及奧里略(Marcus Aurelius)。這五位帝王謙虛、愛戴臣民，此期間亦為奧古斯都之後羅馬帝國最強盛的時期，因此稱之為「五賢帝」時代，一些羅馬帝國的基礎建設，如：法律、度量衡及道路交通等都在此時代獲得統一。有文人將這個年代稱讚為「人類最幸福的年代」。 五賢帝時代的輪政方法也相當和平，他們都有選定繼承者，然後收養其為義子，以避免輪政交替時出現的動盪。五賢帝的最後一位帝王奧里略，深愛哲學，為斯多噶派哲學家，有哲學家皇帝之稱。雖然他勤政，但當時羅馬帝國已出現衰勢，因日耳曼人的侵擾，奧里略親率軍隊作戰，軍費龐大，對羅馬帝國造成負擔，且此時瘟疫大作，使得羅馬帝國國勢由盛轉衰。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沿岸、沿河港口逐漸對外開放通商，這些通商口岸，雖然都侷限在於沿海與沿河的城市範圍，但卻是西方文明進入傳統中國的先鋒，也是中國近代化的媒介。西方人藉著這些通商口岸打開中國閉關自守的門戶，讓西方文明得以源源不斷輸入中國。通商口岸的進步與變化，對於中國底層社會的百姓而言，則是一項最強而有力的直接刺激，可以親身體驗感受西方文明的優越與進步，並孕育了一批新思想價值觀念的知識份子，加速中國傳統天朝秩序的崩潰。

由於中國歷史文化悠久優越，自秦漢以後逐漸形成一個龐大的帝國，長期在東亞世界擁有優越性的領導地位，因此歷代中國王朝視四周鄰邦為戎夷蠻狄，以「天朝上國」自居，與四周鄰邦並無所謂的平等外交與互惠貿易的觀念，只有「天朝－藩屬」的上下觀念。在這種天朝觀念的影響下，對於四周鄰邦的貿易互市抱持著可有可無的想法，四周鄰邦能夠與中國貿易是一種天朝給藩屬的恩賜，而中國也可以隨時中斷貿易。總之對外貿易是抱持著消極的心態。宋代以後，由於東亞區域的各游牧民族逐漸開化，自認文化最為優越的中國漢族和四周鄰邦的關係愈趨緊張，在這種局勢的影響下，中國對於四周鄰邦的關係，開始強調夷夏之防的警戒心理。明清時期，對於夷夏之防的強調更是嚴厲。因此和四周鄰邦互市貿易不但是皇恩浩蕩下一種對於夷狄之人的恩惠表示，也是羈糜遠人的一種方法。在這種夷夏之防的心理因素之下，不會真正把中外之間的商務貿易看做是一種互市互惠的行為，所以外人前往中國貿易就不能提出任何的要求，而是應該完全聽從接受天朝對於貿易的所有安排。傳統中國由於地大物博，所有一切物質上的需求均能夠自給自足，所以對於外來貨物的需求並不高，造成中國本身對外貿易的動機並不強烈，開放與四周鄰邦貿易只是一種恩賜或羈糜外人的手段，而非目的。工業革命以後，由於西方各國生產力大幅提昇，因此對於中國的原料與市場有著強烈的需求與企圖。所以在鴉片戰爭前夕，中西雙方對於商業貿易的看法，明顯存在根本性的差異，而雙方又各自以自己的成見要求對方接受，造成摩擦叢生，關係愈趨緊張。

傳統中國是一個強調文化觀的的民族，華夷之分是以文化或生活方式為界線，並非以血統來區隔。秦漢之後，中國逐漸形成統一的龐大帝國，和境外各民族的聯繫逐漸密切。漢武帝時，為了打擊匈奴，派遣張騫出使西域，主動與西域諸國結交，從此東西絲路交通大開後，貿易往來絡繹不絕，漢人開始認識了一個新的世界，知道中國以外尚有不同文化的國家，在遙遠的西方也有一個龐大的羅馬帝國，並以「其人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不僅將其對等看待，且表敬慕之意。魏晉南北朝時，東西貿易的往來依舊不衰，佛教的弘揚尤稱盛事。隋唐帝國時代，東西文化交流更加興盛，隋煬帝曾親幸突厥可汗帳中，積極引致西域貢使、胡商。唐太宗對於外族更是一視同仁，嘗云：「夷狄亦人耳，與中夏不殊，以德治之，則可使為一家。」，並接受四夷君長所上的「天可汗」尊號，成為東亞國際盟主。中國人對於異族的看法出現明顯的轉變，是從宋代開始。由於北宋長期處在外敵的威脅之下，思想於是強調夷夏之防，對外措施趨於消極保守。明清時代，在西方歷經大航海時代、宗教革命、啟蒙時代、工業革命劇烈變化後，中國對於中國以外的世界的認識更加自大無知，顯現出一股狹隘的漢族至上意識。

排灣族有嚴格的階級制度，分為貴、賤兩大階級，即貴族地主與平民佃農，身分世襲。階級制度為世代所承襲，排灣族是個兩性平等的社會，採長嗣繼承。也就是說，只要你是家裡的第一個小孩，不管是男是女，都可以繼承家族的財產、權利，因此許多部落出現了女性的頭目掌理部落的決策事宜。其餘的兄弟姊妹則於結婚後搬出本家，另立家屋、家名。在北部的排灣族還有介於貴族和平民之間的「士」的階級。平民是勞動階層，是社會的主體。平民在貴族的領地耕種、狩獵，要繳納各種租稅給貴族，如山林稅、狩獵稅、土地稅、水源稅等。平時要服從貴族的命令並接受貴族的差遣。貴族在政治、經濟上擁有相當的特權。部落中的土地及其附屬物、耕地、獵場、河流都是貴族所有。貴族是勞心階層，同時也是部落中的管理階層；不論公私，有權命令、調派平民。平時對平民要善盡扶助之責。遇有糾紛要協助仲裁。此外，也只有貴族才能享有裝飾的權利。因為貴族生活悠閒富裕，才能把時間花在裝飾上。貴族盡其所能美化其住屋、衣飾及器物。紋身是貴族的特權。青銅刀、琉璃珠、古陶壺也是貴族才能持有的重要器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貴族的衣飾、家屋、日常用品及雕刻藝術上享有平民不能擁有的百步蛇紋。貴族家屋出入口的木雕柱、屋內主柱、屋簷下的桁板及室內的壁板，器具如木箱、木枕、木臼、連杯、針板、佩刀、盾牌及占卜箱等，都是百步蛇圖樣經常出現的地方。貴族被認為是百步蛇的後裔。百步蛇紋是貴族專屬的紋飾，藉以強調統治階級的權威、榮耀與力量。因此，只要從器物衣飾上的紋飾就能清楚地判別身分的不同。百步蛇紋除鞏固貴族神聖的地位外，更具有強化排灣族階級社會結構的功效。貴族階級講究門當戶對，以同階級間的聯姻為理想的婚姻形式，因此頭目階級常與鄰近村落的頭目結為親家。頭目是地主階級，擁有土地、河流與獵場。藉著婚姻關係可以擴展自我的領地。階級低的族人也希望能與比自己階級高的人結婚，藉以提升自己的階級，因而在婚生子女中會有階級升降的有趣現象。

卑南族的社會裡有二個領導人物： 一個是男祭師，負責主持部落性的重要祭儀。一位是政治領袖，由村子裡領導能力強的人來擔任，負責部落裡重大事情的協調者，一是人獵祭、爭戰的領導人物。目前男祭師依然沿續傳統的職責，在部落裡受人敬重。政治領袖則因現代行政體系的介入在各村的職權消長也有所不同。以南王為例，里長的職權有凌駕傳統領導人之趨勢，但長老群依然受敬重。建和則恰好相反，頭目的領導地位居高不下。有些村落的年輕人有感於傳統文化的式微，近年來極力鼓吹延續傳統命脈的活動，呈現了年輕人拉著老人往前跑的現象。不管任何形式的演變，族中長老的生活體驗與傳統智慧依然是族人諮詢的對象與精神支柱。卑南族早期是母系社會，母系社會的特色，婦女在親族社會中居有重要的地位，卑南族家系承傳是以女嗣承家為主。母系社會在知本及卑南這二個社群中，以知本社群因深受排灣族和漢人的影響，且份子複雜，所以傳統文化的保存較不完整，而卑南社群的卑南社，即今日的南王村，則是今天卑南傳統文化保存最多的一部落。卑南族的社會組織是建立在母系世群二個團體形式上，所謂母系社會有下列幾點特質：(一)婚姻上，男子以入贅女方家為原則。(二)氏族姓氏的繼承以女子為主。(三)財產的繼承是母傳女。(四)祭祀權的管理與責任也是由母親方面的女子來承續。卑南族親屬組織是以血族型認親法則為基礎，而受長女繼承的影響。血族型認親法則的特性是：父母雙方的親屬完全相等，子的後裔與女的所出也是完全相等親疏地位，但受長女繼承的影響，長女繼家招夫，實行從母從妻居，次女以下的女性雖然婚後 另行建家，過核心家庭生活，但次女以下的女性初婚時，必需先與長姊居住一段時間，直到生下第一胎後，始另行建屋。雖然卑南族是以母系社會的招贅婚為常則，但求婚者以男性為主動，通常男子以自己的頭巾和檳榔袋送與女子作為定情飾物，女子接受後，男子常採薪柴送女家，女子亦到男家幫男子母親工作，後由男方家長向女方求婚，與阿美族的男方被動稍有不同。然而這樣的習俗也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有所調適。以結婚為例，目前大都是從夫居住的父系社會的婚姻法則。孩子們的姓氏也以父親的姓氏為主，有些家庭則一半從父姓、一半從母姓。

魏源字默深。鴉片戰爭期間，曾擔任兩江總督的幕僚，發覺中國之所以失敗，固然由於西洋人之船堅砲利，而當局對外界之缺乏認識，以及內部軍事、政治的腐敗，為主要原因。今後革新自強之道，唯有從社會人心方面著手，乃著「盛武記」一書，歷敘清初歷史推求盛衰之理。後來根據「四洲志」及歷代史志輿地書籍，加上外人紀錄，撰成「海國圖志」。此書內容包括四部分：一為記載世界各國歷史、地理和最近情形。二為敘述鑄造和使用西洋大砲的方法。三為敘述製造西洋輪船、水雷和實用工業技術。四為整理當時朝野和魏源本人應付西洋各國的策略。魏源不僅主張要學習西洋物質文明，更要從國民心理方面做文化之根本改革。他於序言上說明編書之動機：「為以夷以攻夷而作，為以夷以款夷而作，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魏源海國圖志所透露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上在面對千年未有之變局所產生的第一部改革方案，也為中國在面對西方挑戰下所引起的第一次有力反應。他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主張，後來成為自強運動的指導方針，可以說是走在時代前端的清代知識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