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唐室不言「夷夏之防」，對外國文化的輸入採取放任的態度，因此域外文化在中國境內得以自由發展而不受排斥。自漢通西域以來，西域諸國特有的音樂、技藝便源源不絕地輸入中國，及至唐代，胡樂更為流行，甚至朝廷若干典禮所用的音樂，亦以胡曲為尚。胡食（葡萄酒、燒餅、蔗糖）和胡服也風靡於當時的貴族仕女之間。技藝方面如擊鞠（又名波羅球，類似今之馬球）、繩技等；舞蹈方面如拓枝舞、胡旋舞等，深受唐人愛好，皆自西域傳來，由此可以想見唐人生活的胡化程度。此外，唐室也任用胡人為節度使，掌管一地的軍政大權，唐玄宗時營州雜胡安祿山為平盧、范陽、河東三大邊鎮的節度使；突厥人哥舒翰任河西節度使；高麗人高仙芝任安西節度使等。唐室連重要的軍防交給外族人之外，在「安史之亂」後，也引進了李克用等沙陀人來平定唐朝中後期的內亂。可見唐朝不嚴所謂「夷夏之防」，這些外族也在與漢族生活之下，再度成為新的一個中華民族的支脈。

南匈奴在東漢時內徙中國，一直居住在河套一帶。三國時期曹操把匈奴分成五個部，4世紀初，匈奴族的五部大都督劉淵在成都王司馬穎手下為將，乘西晉「八王之亂」後的混亂，劉淵起兵佔領了華北大部分地區，自稱漢王。311年，劉淵攻佔洛陽，316年攻佔長安，滅西晉，國號趙，史稱前趙。匈奴別部羯族的大將石勒自立，滅掉劉氏的勢力，統一黃河流域，仍號趙國，史稱石趙或後趙，後被漢人冉閔所滅。匈奴人與小月氏人融合，稱為匈奴別部盧水胡。其中沮渠家族在今甘肅地區建立北涼國，後被鮮卑人拓跋氏的北魏所滅。匈奴與鮮卑融合產生了鐵弗部，其主劉勃勃被鮮卑拓跋氏擊敗後，投奔羌人的後秦。勃勃後自稱天王，在河套地區創立夏國，以為帝王「徽赫與天連」，乃改姓赫連。431年，夏被北魏所滅。匈奴融入鮮卑族宇文氏部落，西魏權臣宇文泰即帶有匈奴人血統。557年，宇文泰子覺篡西魏建立北周政權，581年被漢族外戚楊堅所篡。以上是十六國及南北朝時期，匈奴在中國歷史舞臺上最後一場演出。之後匈奴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從中國歷史中消失，和其他民族一起融入華夏族為主體的漢族。匈奴後裔漢化後，所改漢姓有劉、賀、呼延、万俟等，很多生活在今天的陝西、山西等地。

牡丹社事件是台灣發展史上的轉折點，在這之前清政府對台灣一直採取封山禁海的消極治理政策，在這之後，清政府開始認識到台灣海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開始重視台灣的建設。日軍侵台之後，清政府首先任命沈葆楨為駐台欽差大臣，開始了解牡丹社事件發展的狀態以及尋求解決的方式，事件告一段落之後，沈葆楨上了一篇萬言建議奏章，建議清政府在台灣增設新的行政區，重視台灣防務，並推展台灣的建設。 清政府接受沈葆楨的建議，開始積極推展台灣的海防建設、並推行一連串開發台灣的政策，例如首先廢除中國渡台耕墾的禁令，並在廈門、汕頭及香港等地設招墾局，由官方提供船費、口糧，招募閩粵人民渡台耕墾。此外，販賣鐵、竹兩項也一律弛禁。而開山撫「番」、台灣行政區域重新劃分等措施，也都是為了因應新的台灣局勢而所推行的政策。清政府這些新的改革政策都為台灣發展注入新活力，也讓台灣煥然一新。

西晉從元康元年（291）到光熙元年（306）爆發長達十六年的「八王之亂」，中國境內的若干胡族乘機脫離晉室的羈絆。永興元年（304），匈奴酋長劉淵首先自稱「漢王」，接著其他胡族首領也紛紛稱王。晉懷帝即位，宗室諸王的鬥爭雖然結束，但胡族的侵陵卻接踵而來。終於在十年之後，晉室的中央政府被趕到中國南方。晉惠帝末年以來的胡族動亂，史家稱為「五胡亂華」。所謂「五胡」，是指匈奴、鮮卑、羯、氐、羌，也就是當時胡族的主要族群，大多是從東漢至三國期間陸續遷入中國的。他們原都降順中國，中國政府為便於保護管理而將其安置在邊境，後因中國衰亂，他們逐漸向內地擴張。匈奴自呼韓邪單于在西漢宣帝降漢後開始與漢人雜居，東漢初又置南單于部於西河郡。獻帝時，曹操平定河北，分其眾為五部。晉武帝時，塞外匈奴陸續降附，遷居內地，於是整個?州（約今山西省）幾乎都是匈奴族寄居之所。羯隨同匈奴遷入中國，散居於上黨郡的羯室（山西遼縣），稱為「羯胡」，從事農業生活。鮮卑在五胡中勢力最大，這是因為匈奴南移後，他們據有匈奴故地的結果。東漢桓帝時，鮮卑酋長檀石槐曾為中國大患。三國時，鮮卑部落漸成分立，互不統屬，其重要的有慕容、拓跋、段、宇文、禿髮諸氏，其中以慕容、拓拔兩氏最強。這些鮮卑部落遍佈於北邊，從遼東到河西，到處都有他們蹤跡。當時鮮卑人中，已頗有務農的。氐族在漢時屬於西南夷（今四川、甘肅一帶）。東漢末，曹操遷徙氐人抵禦劉備，遂漸入內地。晉時，氐人的主要根據地便在武都（今甘肅），他們除了游牧生活之外，也有部分是務農的。羌為東漢的主要邊患，尤以中葉以後最烈。但在靈帝時被漢朝重創，以致勢力大衰，成為五胡中最弱的。氐和羌的人數遠遜於匈奴、鮮卑，但他們所沾染的漢化則較深。

北亞游牧民族的經濟生活主要建立在「逐水草而遷徙」的草原游牧制上。這種草原游牧與牧場畜牧制不同，既不栽培牧草，也不儲備乾草以待乾旱或雪寒，卻高度仰賴自然，順應季節的循環而輾轉於夏季和冬天的牧地之間。這種草原游牧經濟的特色之一，是對自然變化──尤其雨量的多寡──極為敏感，草地對牲畜的包容力隨著氣候而增減。《史記》說天災使匈奴「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絕非誇大之詞。因而游牧民族可能在短期間喪失原有的生活資源，必須另闢蹊徑謀生。據中國部分史籍記載，匈奴人是夏朝的遺民。《山海經?大荒北經》稱犬戎與夏人同祖，皆出於黃帝。《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史記索隱》引張晏的解釋說夏的後裔淳維，在商朝時逃到北邊，子孫繁衍成了匈奴。另有一說認?，移居北地的夏之後裔，是夏桀的兒子。夏桀流放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帶著父親留下的妻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即是中國所稱的匈奴。部分學者根據《史記》記載的後半段文字，認?匈奴原是山戎、獫狁、葷粥。王國維在〈鬼方昆夷獫狁考〉中，把匈奴名稱的演變作了系統的概括，認?商朝時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時的獫狁，春秋時的戎、狄，戰國時的胡，都是後世所謂的匈奴。又有一說把鬼戎、義渠、燕京、餘無、樓煩、大荔等史籍中所見之異民族，統稱?匈奴。還有人認?匈奴與先秦時期的北方少數民族不可混?一談，匈奴應是西方草原的一個游牧民族，秦始皇之前還未游牧至中國北部。上述看法，在近現代學者中並未取得統一。由於匈奴的起源問題不能解決，匈奴的族屬和語系也都成?懸案。中國直至漢初冒頓單于以後，對於匈奴內部才有大致的瞭解。《史記˙匈奴列傳》便明確描寫匈奴的政治階級：在單于下面分別設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稱賢者為「屠耆」，因此稱太子為左屠耆王。這些大臣都是世襲制。

秦朝末年，中國大亂，匈奴漸漸侵入河南地。到了楚漢相爭時，匈奴有一位雄主崛起──冒頓單于。冒頓擁有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征服了北亞三十餘國，又南侵奪回河南地以及中國西北若干關塞。前202年的西漢初，漢高祖親率大軍攻擊冒頓單于，在白登（今山西大同東北）被其30餘萬騎兵圍困七晝夜。僥倖脫困後，開始與匈奴和親，維持彼此和平。其後的文、景諸帝也是沿用和親政策以休養生息。到武帝時，漢朝從戰略防禦轉為戰略進攻。元朔二年(前127年)派衛青占領河套地區，前121年派霍去病奪取富庶的河西走廊，前119年衛、霍分東西兩路進攻漠北。霍去病擊匈奴至今蒙古國境內狼居胥山，衛青東路掃平匈奴王庭。右賢王率領四萬餘人投歸漢朝，單于及左賢王逃走。漢朝在東部聯合烏桓，西部以和親及通商的方式聯合西域諸國，壓縮匈奴的空間。前73年，漢與烏孫聯兵20萬進攻匈奴，直搗右谷蠡王庭。前57年匈奴分裂，郅支單于獲勝據漠北，呼韓邪單于在前51年南下投靠漢朝。後來郅支單于率部眾退至中亞康居（今巴爾喀什湖與鹹海之間，即阿富汗、烏茲別克、哈薩克一帶），呼韓邪單于占據漠北王庭。前36年，為了清除匈奴在西域的影響，甘延壽、陳湯遠征康居的匈奴，擊殺郅支單于。前33年呼韓邪單于娶漢宮女王昭君，與漢建立更親密關係。漢武帝連年攻擊匈奴，雙方都付出極大的代價。對於匈奴而言，首先是人口的損失：在多次的戰爭之中，匈奴的人口減少了大半。其次是牲畜的損失：匈奴人以放牧為主，牲畜是他們的財產。戰時匈奴牲畜有為漢軍虜獲的；另外漢軍深入窮追，匈奴牛馬疲於奔避，普遍發生流產的現象。最後是領土的損失：匈奴首先失去河南和河西兩個大好的牧場，勢力被迫向東退縮，更與烏桓等族為敵。西方一向臣屬匈奴的西域諸國，也為漢勢力所深入。因此匈奴的版圖不但大為削減，同時又多方受敵，遂在武帝死後有了恢復和親之意。漢武帝對於匈奴的攻擊雖然相當成功，但是每次戰爭所耗費的資產往往無法估計。此外，武帝為了截斷匈奴的外援，對於朝鮮、西域以及西南蠻夷的控制也相當重視。如此多方面的戰爭消耗，將漢初以來六十多年積累的財富揮霍殆盡，國庫為之空虛，因此在武帝死後，昭帝改變策略與匈奴和親。西漢宣帝時，匈奴稱臣於漢。王莽時，因為改易匈奴單于的印信而激起叛變，邊禍再啟。東漢光武帝時，匈奴內部為爭奪單于之位而分裂。建武二十四年（48），日逐王比自立，亦號「呼韓邪單于」，率眾降漢，與北方的蒲奴單于相攻，自此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南單于與北匈奴交戰失利，漢遂遷徙其部眾到五原、雲中一帶，並派兵加以保護。和帝時，南匈奴欲趁北匈奴內亂併吞之，因而請漢廷出兵攻擊。永元元年（89），竇憲大破北匈奴於稽落山（今蒙古杭愛山附近），並於燕然山勒石記功而返。永元三年，竇憲再遣部將伐北匈奴，破於金微山（今蒙古阿爾泰山），北單于遁逃。此後北匈奴僅剩殘餘部落寇擾西域，南匈奴則更加用心事漢。漢廷北邊，自此獲得長期安定。有史家推測北單于的蹤跡：先到今中亞細亞會合諸部，其後日益強大乃向西方擴張。五世紀中葉橫行於歐洲的匈族（Huns）「上帝之鞭」阿提拉(Attila)，據說便是北單于的後裔。

明朝永曆十五年（西元1661年）三月二十三日，在金門島東面的料羅灣，鄭成功率領著二萬五千人的軍隊登上了近四百艘戰船，浩浩蕩蕩往澎湖前進，三月二十四日抵達澎湖，等到軍隊在澎湖整裝完畢，便迅速的在四月一日繼續東進台灣。鄭成功的軍隊在強風巨浪中向東南方的台灣航行，終於在四月二日的黎明，高掛著鄭字旗幟的數百艘軍艦，在濛濛的大霧中，悄悄來到鹿耳門外港，於北線尾島外的海邊下錨。中午過後不久，鹿耳門潮水開始大漲，原本淺水的水道慢慢變成寬闊的航道，又在順風的吹送下，船行如飛，戰船趁勢湧進鹿耳門水道，進入台江內海。此時船隊已分成三批，一批留在北線尾外海原處，另二批陸續魚貫進入鹿耳門海口，散布在台江南北兩面和熱蘭遮城、普羅民遮城之間。 傍晚，鄭成功的軍隊衝過荷軍防線，先在赤嵌樓以北的禾寮港(約在今台南市忠義路靠成功路附近)登陸，接著進占赤崁，直逼普羅文西城。四月六日，普羅文西城的荷蘭守將萬倫坦棄城投降，鄭荷雙方的戰鬥暫告一段落。短短五天，鄭軍便攻陷了戰力薄弱的普羅文西城，迫使荷蘭人全數退守在隔著台江水域、位在普羅文西城對岸的熱蘭遮城，雙方進入了長期的對峙交戰狀態。守在熱蘭遮城的荷蘭人，先派出使者與鄭成功談判，鄭成功\要求荷蘭人退出台灣，而荷蘭人並不願意，只願意增加每年給鄭成功的貢品，所以談判破裂，雙方繼續對峙。西元1662年一月，鄭成功下令發動總攻擊，攻擊結束後，荷蘭守軍僅剩六百人，荷軍作戰士氣低落，鄭成功又派人去勸服荷蘭人投降，台灣荷蘭長官揆一在衡量情況後，同意有條件投降。

二十一世紀將是光纖通訊的時代，光纖訊產業已經被視為未來的主流產業，世界各國無不全力發展，我國亦將其列為十大新興產業。「 光纖」就是能輸送光線的纖維。其實它與能輸送自來水的水管以及能輸送瓦斯的瓦斯管一樣，只是管子的粗細小了許多，管徑的大小大約只有萬分之一公尺，只比頭髮稍粗。「光纖」的主要功能是傳輸「光波」，因為「光波」在空氣中傳送都是沿直線進行，很容易被障礙物阻擋，所以需要「光纖」來幫忙輸送。光纖通訊之所以備受矚目，是因為能夠在短時間內傳遞大量的聲音、影像和數據資料，換句話說，可同時肩負起傳輸電視、電話和電腦資訊等工作。光纖」在醫學上的應用也很多，例如內視鏡，它是一根柔軟可彎曲且內含數條「光纖」的管子。當它滑入病人的嘴、鼻、消化道及其它心臟等由體外看不到的地方時，醫生便能由內視鏡看到內部變化，而減少進行冒險性手術的需要。再者，光纖是絕緣體，不受任何電磁波干擾。我們的生活環境充滿了各種電磁波，使得收音機、電視、電話經常產生雜訊。改用光纖傳訊，則訊號穩定，達到幾近不失真的效果。近幾年來，結合電腦硬體技術、通訊傳輸設備、網路多媒體與光纖通訊網路應用的寬頻網路建設與服務，在台灣已具備相當規模。面對 Internet高度發展及頻寬需求的迫切，具備高頻寬優勢的光纖格外受到矚目。目前台灣的光通訊廠商雖然仍以代理產品為主，尚未主導關鍵性零組件的開發，但為了縮短與歐美國家在光纖傳輸技術上的距離，使台灣的光通訊產業升級，工研院與電信所積極研發高附加價值的光通訊元件，發展相關網路配套管理機制，並通過嚴格的國際標準，以幫助廠商提昇競爭力，相信在大量的人力與資源投注下，台灣光通訊產業的起飛是指日可待的。

近代社會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過程：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資訊社會。農業社會的生產形式是自然資源的攫取，工業社會的生產形式是製造與裝配，資訊社會的生產形式則是資訊的製造與處理。資訊如何傳播、分享、溝通以達到社會共同的目標，這是資訊社會重要的使命與課題。網際網路所形成的「資訊社會」，利用網路觸角深入我們的生活，穿越時空的藩籬，滿足了人類的多樣需求，也擴大了人際交往。網路無邊無際的虛擬空間（Cyberspace），不免因有心人的誤用，成為犯罪的新溫床，然而因為網路快速的發展以及廣大的穿透性，使得網路的相關法規與倫理規範尚未能完整配合，以致於網路犯罪的事件層出不窮。因此身為資訊社會的一份子，應該深思如何在資訊社會中善用科技的優點，並妥善解決和積極預防資訊科技可能帶來的危害。

由於台灣氣候適合茶葉的生長，特別是在台北石碇、深坑等地區，茶樹適宜溫暖濕潤氣候，年均溫攝氏17度至22度間，年雨量在2000毫米左右，採摘前宜多雨，土壤以礫質黏土或黏質壤土的丘陵地最為適當，當時大多分布在台北、桃園、新竹、苗栗等丘陵地區。一般茶葉的分類是依據其製造過程中，發酵的程度之不同而區分為三類:未發酵茶(如綠茶) 、半發酵茶(如烏龍茶)、全發酵茶(如紅茶)等。本來台灣是從中國大陸進口茶葉，自清領初期引進種植之後，根據《淡水廳志》記載，1866年淡水海關有茶葉輸出的紀錄，由於當時各洋行的大力推薦，並與茶農採「契作」方式生產，很快台灣茶葉在歐美各國建立聲譽。1865年，英人德克（John Dodd）前來台灣，發現台灣北部茶業品質優良，並且地方適於生產，認為如能加以改進推廣，前途有無限之希望，乃於翌年創立Dodd ＆ Co.（寶順洋行），試辦收買茶葉，為外人在台經營茶業之先驅。唯當時台灣所製茶葉，僅為粗製茶而已，必須運往福州或廈門加以精製。至1868年，德克在台北艋舺建置精製茶場後，始不必再運往福州或廈門精製，此為台灣精製茶之濫觴，亦為外國資本在台灣建立廠行，長期從事茶葉經營之始。烏龍茶的主要市場是美國，寶順洋行曾於1869年以帆船兩艘載茶284、133磅，逕運美國紐約，大受歡迎，此為台灣茶直接輸出國際市場之嚆矢。於是台灣茶身價大增，外國商人遂接踵而來此設立廠行，從事經營。在美國市場上，這些由廈門輸出的台灣茶，因為品質佳，成為由福州輸出的福建茶難與匹敵的競爭者，例如1876年由廈門輸出46000箱的台灣烏龍茶，而從福州僅輸出了4500箱烏龍茶到美國。淡水的開港通商，吸引了自各國湧來的洋行外商，他們將交易市場擴展至北美、歐洲，使大稻埕從地域性商品集散地，一躍而為國際貿易的一站。當時各國的洋行富商，都沿著河岸分佈。劉銘傳在1885 年任台灣巡撫前後，便考慮外國勢力的進入及台灣貿易重心北移的趨勢，劃定大稻埕的淡水河沿岸為外國人居留區，並改善貨運、碼頭設施及電力通訊等，奠定大稻埕商業繁榮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