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棄宗弄瓚去世後，祿東贊掌權，但他也去世後，其諸子掌握大權，開始與大唐競爭西北地方，盡破諸羌羈縻十二州，唐安西四鎮失去。高宗咸亨元年（西元六七Ｏ年）詔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等領兵十餘萬征討吐蕃，至大非川（今青海省東部）為吐蕃軍大敗，唐軍死傷嚴重，史稱「大非川之役」。此後雙方和戰互有勝負。十年後文成公主在長居西藏高原四十年後去世，大體而言，文成公主在世時，吐蕃與唐朝雖有戰爭，但尚稱安寧，此後吐蕃國勢日強，雙方衝突日益嚴重。

唐初往來於南海的商船，幾乎為外人所有，且其船大於中國。至唐末，中國的海船則凌駕於外人之上。據《一切經音義》僧人玄應說，唐代有種「蒼舶」海船，長達二十丈，可載六、七百人。另如《中國印度見聞錄》記載，中國船大且堅固，能渡過波斯灣的凶險風浪，而且中國船體龐大，在港口納的稅也比其他國家船舶為多。唐代的造船技術可從考古文物中看出。出土文物證明：唐代造船已採用水密艙的船體結構。這種結構有兩個顯著優點：１˙如果一艙受到損壞，其他艙不致受累被毀，既保證了船隻和貨物的安全，又便於修復壞艙２˙隔艙板橫向支撐船舷板，增強了船體抗禦側向水壓的能力。這個技術比歐洲早九百年，可見唐朝的造船技術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西元一九六Ｏ年年在江蘇揚州施橋鎮出土一大一小的木船，皆屬唐代晚期，使用於江面的船隻。小船是用獨根楠木挖成的獨木舟，兩頭上翹，船頭有釘補的木板，是大船的隨行船。大船殘長18.4公尺，最大寬4.3公尺，深1.3公尺。全船分為五個大艙和一些小艙，整個船身是以木榫和鐵釘聯結的，隔艙板及艙板枕木皆與左右船舷銜接。船的結構堅實，製作精細，木板夾縫、空隙都用油灰填塞；木料上的結疤和裂縫處則用小木片修補。

由於中唐以後，南方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重心，南海貿易非常興盛。廣州是中國在此南方航線的起點，不僅是中國對外貿易最大的港口，也是世界最大的海港。當時的廣州有許多大型商船，來自婆羅門（天竺）、波斯、崑崙（海南）等，船上載著堆積如山的香藥、珍寶。

唐太宗下嫁文成公主與吐蕃贊普棄宗弄瓚，促成了漢藏交流與融合，改變了吐蕃原始風貌，有助於吐蕃經濟與生活的改善。其中，文成公主的貢獻和影響應包含以下各項：一、攜入許多植物種子與各種工匠，促進了吐蕃農業、手工業的發展。二、改善飲食用具之陶瓷、居住房屋、衣料穿著等生活習俗。三、傳入各式音樂樂器、中原詩書文化與佛教虔誠信仰。四、促使吐蕃創作文字、改良曆法。五、加強大唐與西藏政治與文化良好交流關係。所以西藏有如下民歌傳唱至今：「從漢族地區來的王后文成公主，帶來了不同的糧食共有三千八百類，給西藏的穀倉打下良好的基礎。從漢族地區來的王后文成公主，帶來了不同手藝的工匠五千五百人，給西藏的工藝打開了發展的大門。從漢族地區來的王后文成公主，帶來了不同的牲畜共有五千五百種，使西藏的乳酪酥油年年豐收。」

廣州是中國的絲瓷文化和印度洋的香料文化的交會點。在廣州可以嘗到具有阿拉伯風味的椰棗，欣賞來自印度的耶悉茗（茉莉花），使用阿拉伯的乳頭香（樹脂）製作的蠟燭，佩帶印度的真珠，並用沉香、檀香做薰香料，還可塗抹來自阿拉伯的薔薇水和香脂香膏。而來到廣州的外國人，他們可以在這裡品茶、享受中國的烹飪文化，最後，滿載著中國瓷器和綾羅緞匹而歸。

唐代海外交通以南海航線最重要。這條航線以廣州為起點，途經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長達一萬多公里，是當時世界最長的航線，聯繫亞洲與非洲，稱為「廣州通海夷道」。這條海路自廣州往西南行，經越南沿岸，穿越麻六甲海峽，渡印度洋至斯里蘭卡，再由斯里蘭卡西北沿印度半島西岸，經印度河口西北，沿伊朗南岸，進入波斯灣，溯幼發拉底河抵巴格達。中國海船從廣州遠達波斯灣為止，而中國貨物則透過阿拉伯人轉運至波斯灣以西甚至非洲。

吳文秀先生，一八七三年出生在大稻埕。隨父親經營茶行期間，就常和父親研究改良茶葉品質，以及茶葉經營，很有心得。創立良德茶行以後，由於優異的語文能力，以及茶業經營經驗，很快的就在同行中展露頭角。一八九七年，年齡才二十五歲，就擔任臺北市茶商公會的會長，領導臺北市的茶商拓展外銷業務。他在台灣茶的貢獻有：一、代表臺灣茶商前往巴黎的萬國博覽會，並藉回製茶的改良方法，在揀選、包裝方面，照著新式樣，改掉舊包裝，使得臺灣茶葉的外銷市場，更加的擴展。 二、解除南洋爪哇地區止臺灣茶進口的禁令，促使日本政府用外交方式和爪哇當局交涉、談判，終於解除困境。臺灣茶葉外銷盛況才能夠維持。

喜馬拉雅山是指綿延在中國西藏邊緣的弧形山系，與尼泊爾和印度形成天然分界線。山勢雄偉，全長二千四百公里，寬約二百至三百公里，平均海拔六千公尺以上，高峰林立，超過七千公尺的山峰五十餘座，超過八千公尺的高峰有十一座，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峰聳立在中段的中尼邊境上。喜瑪拉雅山擁有世上最多終年不化的冰川，景色瑰麗又詭譎，吸引眾多世界登山高手前來挑戰人類體能極限，寫下人類與自然搏鬥動人的一頁頁詩篇。

唐代對於來華的外船收進口稅。稅率依阿拉伯商人蘇萊曼的記載，為十分之三，比例相當高。這或許與地方官吏貪污有關。但德宗時，廣州市舶稅收很多，號稱「天子之南庫」。因此當唐僖宗時，黃巢占領嶺南要求安南節度使一職，左僕射于琮說，“南海有市舶收稅之利，如被妖賊擁有，則國庫空竭”。顯然市舶的稅收在唐代財政仍占有重要地位。

唐時，來到廣州的外商比前朝更多。外人不能居於城內，當時他們多聚居於城南，當地因有蕃坊之名。外人在廣州的人數，從西元八七八年龐勛之亂，外人記載約有十二萬人來看，應當不少。為便於管理，唐朝任用外人當蕃長，負責處理蕃人事務。當時外人之間若發生糾紛，按唐朝法律規定，同國人互爭，以該國法律處理。若異國人之間發生糾紛，則用中國法律處置。蕃坊受當地市舶司和政府管轄。但居民可依其本族的宗教、風俗、習慣生活。僑民可以與漢人通婚，或改用漢姓，學中國語言文字。蕃坊內也建立專供外國子弟就讀的「蕃學」，僑民可應科舉考試甚至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