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埔族要向清政府納餉（大多是鹿皮）以表示歸順之意，並且由於對臺灣較熟悉的緣故，清政府官員們更是要求他們服各式勞役。隨著鹿皮需求量的增加，以及大量的各式勞役驅使，使平埔族人疲於奔命，雖然名義上擁有土地，但是卻無力耕種，加上不熟悉漢人的耕種方式，最後則土地漸漸流失。

通常「公媽牌」會放在家裡或是宗祠裡。正面會書寫堂號及「某家歷代祖先」等字樣。背面一般會有個小抽屜，放著書寫著歷代祖先們姓名的紙張，平常時間是不能亂動的，遇到特殊的日子才可以拿出來觀看。漢人祖先牌位提供漢人先民們最基本的姓名及祖籍地資料，有些甚至也會記載簡要的祖先事蹟。

臺灣的移民大多來自福建、廣東兩省，人數最多的則是福建省泉州府、漳州府的閩南漢人，再加上來自閩粵的客家人，組成臺灣早期移民。移民們為了凝聚同族的力量，也會興修宗祠或是家廟。現在的我們則透過公媽牌、族譜、家廟或是宗祠的蛛絲馬跡，來了解先民們來臺灣的故事。

夏代建立，第一個王朝出現，王權大有發展，從此便以「夏」的稱號為中心而摶擬，如「區夏」、「華夏」，不一而足。許慎《說文解字》稱：「夏，中國之人也」，若從夏民族有較高的文化程度這一點來考察，或許可以得到進一步的認識。孔穎達《五經正義》提到：「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故稱華」，所以「華夏」之名，意即衣冠華美的大國。蠻夷戎狄，並不在於他們東南西北的方位，而是文化水準較低，與華夏不同特徵之一，即未著衣冠。所以，衣冠為中國古代文明的象徵，區別夷夏的明顯標記。或許夏代即已具備了以衣冠為特徵的較高文化，為其他落後的部族所不及，直到春秋時代，戎狄被髮左衽，與華夏衣冠不同，成為鮮明的對比。

土牛溝其實就是人工的「漢番之界」，這條人工界線原本是清政府為了劃分漢番不同生活空間而設置。但隨著漢人用不同手段越界開墾，平埔族人從一開始出租田地、典當土地，到漸漸失去土地，終至遷徙的歷史進程來看，地圖上的土牛線，是不斷地向山區推進，也見證了平埔族群生活空間的日漸縮小。

開墾初期，因水源不足，土地墾成後，只能種些地瓜、土豆等雜糧作物，這樣的土地稱為「園」。等到埤圳等各式水利設施築成後，有足夠的水種植「水稻」，這樣的土地則稱為「田」。另外還有一種「看天田」，顧名思義就是將一年的降雨，全部用來種植一次水稻，水稻收成後，今年就無法再耕種。當然如果那年降雨量不多，則連一次收穫亦無。

移民們來到臺灣這塊新土地拓墾為生。對於登陸地點以及拓墾目的是有選擇權的，對於不滿意的地點，也可以改變地點，遷徙至別處，直到找到適合的地方，大多就會安定下來。所以，近水源處、容易耕種的平原以及交通便利之處等因素，就會成為先民們優先考量的重點。

土地公是掌管土地和農業豐收的神明，和以農耕為主要生產活動的漢人，關係密切，漢人移民到臺灣後，把原鄉的信仰也帶來臺灣，在開墾及興修水利的過程當中，祁求土地公的「保庇」，是一件普遍亦重要的事情。全臺灣最多的神祇，非土地公莫屬，而我們也能從土地公廟的分布，觀察到漢人最初聚落的形成。

當移民越來越多，人群聚集的結果，街庄自然形成。「街」和「庄」不同，街指的是人口稠密的街市，提供各式各樣商品或服務買賣的地方。而庄指的是一般人居住的地方，也就是村莊的意思，居民可能以農耕或捕魚為生。所以，一般民眾採購或販賣物品，可能都要從自己居住的「庄」走到「街」去，街一般也是地方上的交通及經濟中心。

日本政府及臺灣總督府對於留學教育並不加干涉或限制，但臺灣內部教育機會不均等，中高等教育及教學資源缺乏，加上時代潮流的刺激，造成日治時期留學教育漸成蓬勃發展之勢，尤以留日為最。在日本國內升學遠比臺灣地區升學還要方便，較易取得更高的學歷，讓不少有心向學的學子趨之若鶩，競相留學日本。在臺日人子弟受教權的問題，一直是總督府施行教育政策的關鍵。為了改善高等教育的不足，解決升學問題，銜接日本國內課程。總督府於1922年增設臺北高等學校，先設尋常科，修業年限四年；1925年，增設高等科，分文、理兩科，修業年限三年。統計1928年至1945年的畢業生，共計日籍生2035人，臺籍生591人，兩者之間相差懸殊。日本領台之後，李春生深知日本屬於文明國家，為了讓家族子弟接受近代化學校教育，特意挑選族中子弟，遣送至日本國內就學。其他士紳家庭競相仿效，不約而同地將子弟送往日本受教。留學風氣就此開啟。臺籍學生選擇就讀的科系，以習醫者為數最多，佔百分之六十；習法政者居次，佔百分之十五；文科等所佔比例較小。部分留學歸國畢業生的出路甚廣，不是自行開業，就是被各公私立機關所網羅。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學有專精的留學生，投入1920年代以降臺灣的政治及社會運動。有些知識份子也創辦報紙，倡導新文藝等活動，扮演各種運動的先驅者或核心角色。